为啥司马家族夺了曹魏的大权，却没几个人反对？

为啥司马家族夺了曹魏的大权，却没几个人反对？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

从正月初六到正月初十，司马师利用手头的3000死士，只用了1天就完成了政变，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司马师文武全才，机敏果决，其佣兵甚至连父亲司马懿都蒙在鼓里。司马师也是心狠手辣，不仅把曹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曹爽给办了。而且在之后的几个月，有五千多人因受到“曹爽谋反案”的牵连而命丧黄泉。

顷刻间，曹魏的政治格局大洗牌。

曹爽一党歇菜了，而司马懿一声叹息，也成了帝国太傅，辞让了所有赏赐，司马师就成为魏国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就这样，在司马师经营下，曹魏上下已经为司马氏所把持。

所以，在魏蜀吴三国中，实际上最强的曹魏竟然最先事实上“灭亡”。

这时就有一个很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同汉献帝陷于曹操，士族官僚明保暗救不同，此时曹魏落得如此境地，仅有诸葛诞等人掀起一点火花，举国上下都当了吃瓜群众，大有看着企鹅吃辣椒酱的意味。

《三国志·魏志·王凌传》记载，其时司马懿诛灭曹爽一党三族，“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

堂堂帝国宗师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几乎被抄掠殆尽，而时人居然不当回事，一点也不同情。而从高平陵之变本身轻松取胜也可以看出，当时满朝文武，数得着的世家大族，几乎都站在司马家这一边。或者说，此次政变本质上就是一个集体行为，司马师只是做了一个代理人和前台角色。

如此看来，与其说高平陵之变是士族对于皇权的蔑视，不如说是曹家人自己把天下人都得罪了。

那么，曹魏到底做了什么，如此不受人待见？

1. 平民对曹魏没感情

说曹魏失了“民心”，这话虽然有道理，但不准确。

一提起“民心”，人们多半都会想起“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

政治清明，风调雨顺的时候，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四平八稳，海内无事；政治腐败，人祸天灾的时候，大家活不下去了，自然就造反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那么曹魏当国的时候，百姓们活得怎么样呢？

东汉末年，天灾不断，民不聊生。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李催郭汜之乱，祸乱一个接一个。群雄割据，仗打起来没有消停的时候。史载东汉末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十几个州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如汉朝强盛时一个郡的人口多。

在这样糟糕的时代，活着，是一件非常幸运又非常痛苦的事。

好在命运终究迎来了转机。随着曹操在中原的势力不断增长，人们看到了宇内统一的希望：统一了，自然就息兵戈，不用为生存发愁，可以专心致志过日子了。

而相比于统一宇内这种“以战止战”的方式，曹操做了另一件改善民生并且立竿见影的事：推行屯田制。

所谓屯田，就是政府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组织起来，称为“屯田客”，并设置“屯田官”进行管理，统一指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

在屯田制之下，屯田客所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政府。换句话说，屯田客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佃农。屯田客所需上缴的田赋，“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如果用政府的牛，你四他六；如果用自己的牛，五五分成。

虽说田赋很重，但有田种总比到处逃命强，至少能把肚子填饱。在政府的强制推动下，乱世中四处逃亡的流民再次被附着在土地之上。而曹魏在推行屯田制的同时，也不忘兴修水利。就这样，农业生产渐渐恢复起来，曹魏的实力也渐渐超过了其他势力，最终独霸北方。

可以说，在曹魏的统治下，广大基层老百姓虽说过得不怎么样，但也坏不到哪里去。“揭竿而起”的不是没有，但都是小打小闹，远不及黄巾起义那种规模。

从这个角度看，“民心”之于曹魏，即使不算“得”，也称不上“失”。但是这种情况从诸葛亮北伐开始，就开始倾斜了，由于诸葛亮自身的卓越能力，打的曹魏败仗连连，史称“农夫废业”“边境无一日之娱”，导致了曹魏空前紧张，为了备战诸葛亮，加紧了搜刮，尽管如此，司马懿还是被打的“畏蜀如虎”。而诸葛亮死后，曹魏明帝袁睿，也没有将这些好处还给人民，反而大兴土木，曹魏民心开始产生了恶性下滑。

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的命是那些士族们。

2. 精英对皇权冷眼旁观

早在东汉时期，所谓的“世家豪族”便已有所发展。到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烽火烧遍帝国之时，世家豪族便迎来了真正的崛起：打着平乱的旗号，豪族们纷纷起兵，攻城拔寨割据一方。

黄巾起义镇压下去后，豪族所拥有的宗族、部曲、宾客、家兵，数量庞大。而一家豪族常常会带领数千家，比如许褚就“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而李典则有“宗族及部曲三千家乘氏”。

在汉末的政治格局里，与黎民百姓“草根”大众相对应，作为当时“精英”群体的代表，豪族世家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群体。

不同的群体，往往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比如百姓们，这个底线比较低，能活就行。而对衣食无忧的豪族世家而言，“能活”这个诉求显然太低了。

在政治上，豪族希望自己的特权能够获得政府的承认，比如庇护宾客免交国家田赋，免除徭役。在文化上，豪族大多以儒学为家学，希望政府能行仁政——这最符合豪族的利益。

可是很不巧，在曹魏，豪族的种种诉求却没那么容易实现。因为曹魏的政治传统，是以法家优先。而只要是法家的道路，就必然是以集权和法治为核心。

要集权，当然就不会允许在政府之外存在“小政府”。对任何胆敢抵触政府意志的言行，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就用法律手段解决，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那就依法消灭你。

你想拥有自己的田客、宾客、家兵？

田客只给你交租不给政府交租？

宾客为你出谋划策，为你忙前忙后却不替国家操心？

家兵只听你的命令你说干谁就干谁？

——做梦呢~

曹魏的领路人曹操，就是出了名地讨厌豪族。

早在曹操还是“洛阳都尉”的时候，曹操便在县门左右立五色棒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做济南国相的时候，见到所辖境内十余县的长吏多攀附权贵，狼狈为奸，便“奏免其八”，能换的全给换了。

在曹操的政治话语里，“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他不会像四世三公，大豪族出身的袁绍那样，荫庇豪族的利益，让豪族做大而百姓贫困。对任何能削弱、打击豪族的手段、主意，曹操都是欢迎的。

曹丕称帝后，曹魏的形势有了变化。

对待豪族，曹丕不再像其父那样一味打压，转而与其中一些分享权力，即所谓拉一派打一派。但总体上说，法家的政治道路没有改变。在中枢权力机构上，曹丕继续沿着其父的道路，将三公的权力向中书转移，设置中书令职位名义上位列三公，但实际上直接听命于皇帝。如此权力更加集中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面对这样一个强力、严厉的政府，世家豪族们心中都是不痛快的。只是看这曹魏势大，不好公开反水，豪族们也就凑合着过了。

3. 奇葩皇帝

公元226年，曹丕驾崩，其子叡继任，即魏明帝。这一年袁叡22岁。

继位之前的袁叡，“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一副政治天然呆的模样。出于对新一届皇帝的不放心，曹丕在临死前安排了四人豪华辅政团辅佐新君。这四个人是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都是曹魏的宿将老臣。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曾经“不交朝臣，不问政事”的少年，一上任就表现出过人的政治天赋。派曹真出镇关中，派曹休出镇淮南，派司马懿出屯宛：四个辅政大臣，三个有兵权的全派出去了，只留一个文臣陈群在自己身边，于是曹叡便不受四人影响，“政自己出”。

此后魏明帝一直牢牢掌控着曹魏的最高统治权，不管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改革，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在打发辅政大臣的同时，袁叡也继续其父曹丕时期的政策。一面拉拢世家豪族，在朝廷封大官给他们做，一面又着手改革中央权力架构，进一步加强中书令、中书监的地位，牢牢地握着帝国的权柄。

曹叡有一个“爱好”：喜欢盖房子。

自汉末以来，魏都洛阳一直饱受战乱之苦。董卓之乱时，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将洛阳的宫殿付之一炬。建安年间汉献帝返回洛阳的时候，“宫室烧尽，百宫披荆棘，依墙壁间”，一片萧条景象。

之后二十多年里，献帝都许，曹操王邺，都没有洛阳什么事，直到曹操征讨汉中时，才修了一座殿。后来曹丕称·帝，定都于洛阳，这帝国的首都不建也得建了。

所以袁叡上台后，秉承父志，再盖几栋房子几座宫殿那是理所应当的啊。然而有的大臣却不乐意了。“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但袁叡不仅不听，甚至“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亲自挖土，做大禹、墨子之事。

而蜀相诸葛亮阵薨，让魏国顿觉没了风险，袁叡盖了太极殿、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殿、嘉德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不仅盖了还盖了好多，而且每一个还都极尽奢华。臣下自然是一番狠劝，但最终都拿他没办法。

可见以当时曹魏群臣的能量，根本影响不了这位年轻的帝王。而皇权之盛、权力之集中可见一斑。

曹叡年轻有为，他在位时期的曹魏，被有的史家称为曹魏之最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元239年，这位青年皇帝的身体因为淫乐无度，竟在当打之年垮了。

临终托孤，曹叡为接班人拟定了一个“皇族辅政团”：

“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

然而曹叡的宠臣，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却因为与夏侯献、曹肇等人关系不睦而对此颇感不安，于是便向重病中的袁叡进谗，说曹宇不行，又推举当时唯一在曹叡身边的曹爽，以及当时正领兵在外的司马懿。

就这样，在孙资、刘放二人的撺掇下。新君的辅政团从“皇族辅政团”变成了曹爽、司马懿的二人转。

曹魏的命运，就此开始振荡了起来。

4. 作死的宗室

曹魏皇室与世家豪族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

或者说，任何一个想要集权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世家豪族在自己的眼皮子下面放肆；而世家豪族要的正是这种“放肆”。

曹操、曹丕、曹叡这三个领头的，个人能力都很强：有智商，有手段，知道如何把弄权柄。但曹叡的继承者曹芳，接棒的时候还只是个8岁少年，根本谈不上“政治才能”。朝政所依靠的，只有两位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

这两个人，一个是皇族宗室的代表，以巩固皇权为己任。另一个则是功勋老臣，在朝堂之上颇有威望。

开始的时候，曹爽和司马懿相处得还不错。

曹爽为首辅，不过能力经验都不见经传；司马懿是次辅，但毕竟是有阅历的人：跟诸葛亮掐，跟诸葛瑾掐，灭孟达，平辽东，见的都是大场面，一起玩的都是狠角色。

所以曹爽对司马懿丝毫不敢怠慢，表现得谦恭礼敬。而司马懿也报之以礼，不作倚老卖老之态。

然而，曹爽的朋党也多言司马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把朝政都委任他。

于是在曹爽的运作下，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提为太傅，外示尊宠，内夺实权。又把蒋济提为太尉，趁机让自己的弟弟曹羲接任中领军，掌控禁军。自己的亲信，如何晏、丁谧等人皆被提拔，在朝中担任要职。

公元247年，曹爽将郭太后强行迁往永宁宫居住，使其远离朝堂，而司马懿也称病不参政。一个围绕着曹爽的权力集团就此形成，独霸曹魏朝政。

大权在握之后，曹爽迅速飘飘然，变得忘乎所以。曹爽本人的饮食、车马、服饰，皆与皇帝类似，他本人不仅妻妾成群，甚至还将先帝曹叡的宫人占为己有，各种珍奇宝物也是想占则占，并与朋党们日日歌舞宴乐。朝臣如若得罪了曹爽一党，便会被免官。一时间朝野上下乌烟瘴气。许多世家出身的大臣不仅看不顺眼，更是感到恐慌。

原本此时曹爽等人的权势已经够强大了，但曹爽却还不满足。史载曹爽“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只是胡闹还不够，还要“屡改制度”。他希望通过制度的变更，让自己在朝中更加有存在感。

曹爽等人是如何改革的？史料中只有零星的记载，且大多语焉不详，但据众多学者考证，推测当时曹爽等人变更制度，与下面两条有关：

其一，精简地方行政机构；

其二，修改法令。

曹魏时期，地方政府是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来运行权力的。曹爽则将其改为州、县两级。如其表弟夏侯玄所说，三级改为两级之后，有“省繁费，丰殖五谷”、“官省事简”、“民物获宁”减轻百姓负担等好处。

然而，三级改两级却动了豪族的蛋糕。

自汉代以来，在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中，郡国守相下属的官吏皆由守相召辟本郡人担任，而被召辟的对象，自然大多是出自世家豪族。豪族一旦仕郡后，便可利用职务之便鱼肉乡里。

现在，把“郡”这一层拿掉了，无意从豪族嘴里抢走一块肥肉，各路豪族们显然是不答应的。

至于修改法令，则让曹爽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就在曹爽独掌大权的这一年，当有的朝臣听说曹爽要“变更法令”的时候，顿时沸腾了。蒋济上书说：

“今二贼（吴蜀）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

国家的法度，如果不是“命世大才”，哪里有资格更改？鄙夷之情不言自明。

就这样折腾了几个回合后，一干朝臣被曹爽得罪遍了。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

高平陵之变，举国的精英，联合起来反对以曹爽为代表的皇室宗族。

如果说曹操当年秉行法家之道，尚有济世救民之德；那到曹丕、袁叡之时，面对世家豪族，其所作所为无一不为集权。

手中的权力大一点，再大一点，如此统治者心里更安心，也更开心。而同理，随着权力愈加被侵夺，世家豪族们却是越来越不安心：

丧失了手中权力，自身的利益如何得以保全呢？

当洛阳城门被司马师的精兵夺下，郭太后下诏弹劾曹爽的消息传到高平陵时，曹爽惊慌失措。

智囊桓范用计得以出城投奔曹爽处，并劝曹爽兄弟将皇帝曹芳挟持到许昌，调动军队反击司马懿。

然而听着司马懿派来的使者口中说，司马懿对洛水发誓，只要曹爽去职就不伤其性命的承诺；又看着送来的蒋济亲笔写的劝降信。曹爽心中犹豫不决。想来想去，终于曹爽投刀于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

主簿杨综闻此大惊：难道要放弃挟天子的大权，跑去东市被人砍头吗？

桓范痛哭：“曹真这样有才能的人，怎么会有像你们这样如笨猪头一般的儿子！”

曹爽谢幕了，曹魏的天下也就此谢幕了。

关于曹魏和司马氏孰优孰劣，当时吴国丞相张悌曾有这样一段评论：

“当年曹操虽然功高盖世，威震四海，但他崇尚权术，征伐不断。黎民害怕他的威势，但不感念他的恩德。之后的曹丕、曹叡继承了这种风气，大造宫室，又惧怕世家豪族。曹魏失去民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司马懿父子，自从掌握权柄，一直大功不断。除苛政，施恩惠，‘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所以‘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

公元266年，在高平陵之变17年后，司马炎行魏晋禅代，曹魏作古。

一个属于世家豪族的时代开始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也就到来了。但是这个时代，众所周知，很多自媒体都不敢写。

委实，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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