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朝军抵抗清朝铁骑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清朝征伐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次年两国结城下之盟，朝鲜向清朝称臣纳贡，确立了清朝的宗藩体系。而清、朝两国以后的发展，似乎并未因战争而走向不合，反而朝鲜越来越安于“鞑虏”的保护之下，以“小中华”自称的朝鲜为何能心甘情愿向“鞑虏”称臣纳贡，这和清朝创业者之一的多尔衮与朝鲜王国继承人昭显世子的私人友情密不可分。
一、朝鲜世子入质沈阳背景
1636年清朝对朝鲜发动“丙子之役”，清军势如破竹，朝鲜八道尽失。此时清军的行为实在不能让人恭维，因为清朝此时尚未入关，未大规模接受华夏文明，仍是野蛮部落习气，以抢劫掠夺为乐。清军所到之处“闾阎残荡”“人家皆烧尽，鸡豚鹅鸭无所见，只有犬吠，饱人肉而狂走”(孟森《清史讲义》)，可见清军之野蛮。但也有例外，多尔衮所辖之军队，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说“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记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与其他清军攻占一地就“各自搬运所掳而出”(李翊《燃离室记述》)相比，多尔衮攻占江华岛朝鲜王驻地后，不仅严束部众，保护朝鲜王李倧及其臣子，还送还了一部分被掳人口。多尔衮对朝鲜王表现出对一国君主基本的尊重，给足了朝鲜王面子。
1637年清、朝两国缔结了“三田渡盟约”，正式确立了清、朝两国的宗藩体制。盟约规定，朝鲜必须把昭显世子李[wāng]等贵族子弟送到沈阳为人质。在清朝看来，人质是臣服的表现，是朝鲜遵循盟约的保障，因为质子是朝鲜未来的君主，掌握了世子，一般情况下，朝鲜不敢造反。多尔衮对此心知肚明，既然质子是未来朝鲜王，为了以后清、朝关系，自然不能对世子趾高气昂。《李朝仁祖实录》有记载，在朝鲜王给多尔衮及世子送行时，多尔衮虽然能主宰朝鲜王父子的命运，却未以战胜者自居把朝鲜王父子视为阶下囚。相反多尔衮许诺朝鲜王会对世子“厚遇之”，世子“必不久还来”(《李朝仁祖实录》)。
二、入质沈阳途中，朝鲜世子与多尔衮的初步联系
在入质沈阳途中，皇太极给多尔衮的命令是“朝鲜王之二子，恐有脱逃，宜加意防守，携之以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可见清朝皇帝对朝鲜并不信任。但到了执行人多尔衮这里，多尔衮意识到清、朝宗藩体制初建，必须要化解双方的不信任和矛盾。所以，一方面执行皇太极的命令，对朝鲜世子监视防备;另一方面又对朝鲜世子不断安抚、照顾。多尔衮在行军中不断派人到世子营帐中问安。对朝鲜世子的礼遇也以外国世子之礼相待，如《沈阳状启》记载，多尔衮见世子以主客之礼相待，世子行礼，多尔衮也回礼。世子告辞，多尔衮也“起立而送之”(《沈阳状启》)。这些友好行为，收到了预期效果，果然增加了世子对清朝的信任。
世子长于深宫，不知疾苦，行军途中难免劳累，所以临行时朝鲜王多次拜托多尔衮照顾世子，多尔衮而并未食言。“九王(多尔衮)等颇有款待意”(《沈阳状启》)，世子也进行了回礼，多尔衮虽以世子“以情馈之，不可不受”为由，但也仅仅接受了朝鲜礼物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多退回，显示了清朝的大国气度，是以双方交往更密。因为长时间的行军，清军“阵中人马多病”(《昭显沈阳日记》)，向朝鲜要求医生、兽医救治，朝鲜也无不应承。虽然仅仅是私人交情上的，但双方还是确立了最初的合作。
三、入京途中多尔衮对“丙子之役”的善后和清、朝关系的升温
在清军返军途中，多尔衮已决定送还朝鲜被掳人口，释放朝鲜人民，却终因两国关系尚未正常而成效不大。但多尔衮的努力，朝鲜世子看在眼里，朝鲜世子在政治层面上加深了对多尔衮的信任。恰在此时发生了“焚船事件”，朝鲜统御使不知和约已成，下令焚毁清军船只，当清军要求返还船只之时，朝鲜无船可还，不得已只能告之实情。多尔衮并没有震怒，没有追究朝鲜责任，用宽大的态度化解了“丙子之役”后，清、朝第一次矛盾。这仅仅是清、朝关系上的一个小插曲，真正让朝鲜世子心甘情愿为清朝马首是瞻的是征兵朝鲜的交涉。
1637年，清朝为攻打皮岛而决定征兵朝鲜，可朝鲜刚经历过战火，百姓离散，经不起大规模征兵。面对清朝苛刻的征兵要求，朝鲜王方面一无所措，世子则因近在多尔衮身边，就近观察了清朝政局，认为“加减操纵，专在于九王”(《沈阳状启》)，所以去求多尔衮，经过一番交涉，最终决定征发约两千名朝鲜士兵，大大减少了原定的一万二千五百名之数。多尔衮帮助朝鲜应征之兵，无疑大大加深了朝鲜世子对多尔衮的好感。
四、进入沈阳后，昭显世子与多尔衮的交往及朝鲜的臣服
崇德二年(1637)四月中旬，朝鲜世子抵达沈阳(当时名盛京)，朝鲜世子虽然以质子之身份，但却便于观察清朝政局，发现多尔衮虽然是臣下却权势甚大，加之多尔衮对朝鲜世子一行多有礼遇，所以也愿意结交多尔衮，一时间双方交往甚密。物极必反，多尔衮于崇德六年(1641)私自允许甲兵归家，并远离锦州驻地，皇太极怒，把多尔衮降级罚俸，剥夺多尔衮的参政权，多尔衮政治失意，只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和明军作战。多尔衮十分委屈，为了发泄怒火，一时竟以朝鲜为出气筒，对朝鲜不再如当初友好，甚至出现了勒索朝鲜之事。
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松锦之战，明军惨败，多尔衮凭此官复原职，对朝鲜之态度立即大变，不再苛责勒索，并宴请世子，重修旧好。恰在此时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去世，多尔衮当上摄政王，顺治年幼，实权皆在多尔衮之手，可松锦之战艰苦的作战环境加之被贬心情忧郁，多尔衮身心俱损，所以秘密求药于朝鲜世子。朝鲜世子“以勉副之意达送”(《沈阳状启》)，对多尔衮的要求不无满足，以至药物采集地都空了，所谓“应求之地为白” (《沈阳状启》)。但从侧面表现出了多尔衮对朝鲜的信任，多尔衮刚当摄政王，地位未稳，此时不能泄露他身患疾病，不然定会政局动荡，而朝鲜的表现让多尔衮十分满意，使多尔衮对朝鲜产生信赖。出于回报，同样是崇德八年，朝鲜王病，多尔衮派“有职之人”护送世子回国省亲，目的无非是，一旦有万一，让“有职之人”帮助世子等亲清派，让世子顺利登极，稳定后方，继而好让清朝顺利入侵大明。不过朝鲜王未死，朝鲜世子省亲之后仍回沈阳。
五、世子归国及世子入质对清、朝关系的意义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多尔衮入北京，朝鲜世子陪同。此时清、朝关系发生变化，在多尔衮的构思中，大明灭亡已成必然，朝鲜不再是清朝的同盟者，现在要让朝鲜安于自己的藩国身份，不能再以质子威胁，世子归国成为必然。顺治元年九月，朝鲜世子再随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十一月初一祭天告极，之后多尔衮召朝鲜世子，“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沈阳状启》)，次年正月，世子东归，而世子归国后颇得人心，可惜顺治二年，世子去世，谥号昭显，未来得及继承王位。
朝鲜世子入质不会因朝鲜世子的身死而全无意义，首先世子是一群人入质中国，世子虽死，但陪同世子入质的人见到了清朝强盛，知道了清朝势不可挡，不可能养十万兵直捣关外，复大明江山，也完全没机会报神宗皇帝的再造之恩了(万历朝鲜之役，明军帮助朝鲜复国)。到康熙皇帝1683年收复台湾，明王朝最后一面象征性的旗帜也覆灭了，朝鲜终于安于自己的藩属国地位，以后对清朝也“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了，尤其在近代列强的威胁下，事事指望清朝，毫无主见，日本侵略还指望清朝救命，清朝帮他平定了“壬午”“甲申”之乱，最终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终于打不过了，朝鲜也就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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