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续通鉴》中翻找李纲上言建三都的时候，又瞥见了这段话
时唐恪计无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连据秦雍，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之。领开封府何入㮚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对，亦言敌锋甚锐，愿如明皇之避禄山，暂诣襄阳以图幸雍，帝不答。
大意是唐恪上言宋钦宗，唐自天宝之后多次失守长安，只因天子在外仍能号令四方，仍可以复兴。如今可效仿景德年间故事，太子留守汴京，而皇帝移踄洛阳，倚靠关中，起兵再战。钦宗正要同意之时，何㮚入见，引用苏轼的观点打消了皇帝的念头。等到张叔夜再来劝告移驾襄阳入长安，宋钦宗已经不作回应了。
唐恪为当时的少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是最高的行政官员，但《宋史》称此人“无济时大略”。跟随钦宗巡城时遭到百姓围攻，辞官。金人强迫北宋官员拥立张邦昌，唐恪书名之后自杀殉节。不久清算问罪，他也未能幸免。高宗建炎二年，他的观文殿大学士被追夺，在建炎五年，追复名号，恢复名誉；
所谓的“景德故事”，既是景德元年（1004），为抵御南侵的辽军，宋真宗亲赴前线，最终辽宋两国有澶渊之盟，不过这里是希望太子留守而皇帝出外，而非坐守汴京。
景德元年时，真宗还并未立太子，天禧二年（1018），赵受益为太子，改名为祯，是为仁宗。最近那部名为《清平乐》的电视剧的皇帝便是仁宗；
何㮚，时领开封府尹，不久接替唐恪职位。后为金人掳至北方，绝食而死，年三十九，同唐恪一样，他死后也饱受非议。建炎四年，秦桧南还，言其死节，赠观文殿大学士。㮚，古栗字；
文中所提的“苏轼所论”，出自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五《周东迁失计》，观点就是人穷不能卖田宅，国难不可迁首都。这也就是为何宋钦宗说出“以死守社稷”的原因；
张叔夜，就是平定宋江起义的人物，《水浒传》中也有所体现。参与汴京的保卫战，后被俘北迁，自杀殉节。他的身后没有误国与否的争议。
这种南迁或西迁之策，在真宗朝也曾提及，皇帝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回答“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苏轼在《周东迁失计》中也讲“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如果，如果开后人视角，这种“迂腐”的观念将宋钦宗逼上了绝路。
提前跑肯定是能跑的，赵构就跑了出来，成了日后的南宋高宗皇帝。
金人第一次围攻时宋徽宗也早早就离开了汴京。
金国皇帝也从汴京跑出来苟延残喘时日。
明兵逼大都，惠宗皇帝跑回草原。
八国联军进京城，西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
尽管有失所谓的皇家尊严，却远胜过被囚五国城。
如果没有何㮚的入见，宋钦宗选择唐恪的建议，会不会结果不一样呢？
可哪有什么如果呢？“死守社稷”，可能也是皇家的尊严所在吧。
这段史料由《续资治通鉴》引自《宋史·唐恪传》，时间当在靖康元年十一月。
闰十一月，在何㮚的再三催促下，江湖骗子郭京开宣化门（东南的陈州门）令手下人与金兵作战，战败之后郭京又谎骗一同在城楼上观战的张叔夜，要亲自下城“作法”，结果顺势南逃。
金人由此破城。
次年四月，郭京南逃至襄阳，并不顾当地官员的反对试图拥立宗室成员为新君，适逢从汴京来人，陈述了他在宣化门的行径，郭京遭逮捕，押送行在途中为盗贼所劫，为免生祸端将其处死。这些官员是西道总管王襄、陕西制置使钱盖、都统制张思正。
靖康元年宋设三京及邓州四总管府，知河南府王襄总西道。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郭京的官职（？）为光州刺史（虚衔），官阶为武略大夫（52阶中第31阶），这些看似并不高，但在崇尚恩荫和文官的年代，对原本只是大头兵的郭京而言已经是殊荣。
史书中称，此人由孙傅在读到仁宗朝一位殿中丞丘浚的诗作后，找寻而来。
孙傅不久之后也被掳走，建炎元年，死于北方。
谁也不知为什么作为当时最高行政长官的何㮚，最高军事长官的孙傅和张叔夜都对此人言听计从，尽管有人劝阻，待郭京有功再加以重用。在《宋史·孙傅传》中记载：
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
孙傅和张叔夜都是亲临过战场的将领，想来再傻也不至于相信这玩意能挡住金兵的刀剑，至于为何沦落至此，而郭京又为何敢有“立宗室为帝”的行为，
或许全在那个“深信不疑”的“朝廷”，能够“命以官，赐金帛数万”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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