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明代至清代中期（1368—1840）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出总结和嬗变的趋向。中国历史在迈入近代社会门槛之前的这几百年中，新的社会因素渐渐萌芽，旧的势力日趋衰落却依然顽强，新力量的滋长与旧势力的压抑亦深刻影响史学，史学因此开始它的嬗变。明至清中期史学的发展，依据时代与史学的特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朝建立到明正德为第一阶段，从明正德以后到明末清初为第二阶段，从清康熙中期以后到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为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明代史学的发展
一、君主专制政治的发展与官修史书
君主专制政治对官修史书的影响，包括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
•修史制度方面，在君主专制政治一般原则指导下，明朝建立不久，统治者即将唐宋时独立设置的史馆，与原内廷备为文学顾问的翰林院合并，以翰林院的编修、修撰、检讨等为史官兼“掌修国史”。
·修史活动方面，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有明一代敕撰图籍20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史学著作。
二、私人著史的繁荣与局限
•明朝史学的重心开始转到私人著史大约是在正德时期，至万历时形成高潮。
•明中后期私人著史的繁盛，有多方面原因。
•明代私撰史著，主要集中于本朝史，这也是明代史学的主要特点。
·丰富的私修史著，一方面显出明代史坛的繁荣，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局限。
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
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其故家巨族谱系多闻人，或剞一书，或刻一帖，其小小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骚然之世，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芬恻悱。——《龚自珍全集》第三辑《江左小辨序》
三、专史与方志
•就制度专史来讲，除传统上一直受重视的礼制专史外，更有史学意义的是出现了大批典制专史，开拓出许多新的史学领域。
•明代制度专史的作者，大多都是曾经或正在执掌朝廷相关职能的官员。
·明代方志，无论官修还是私撰，在史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方志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数量巨大、编修地方普遍。
四、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
•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藏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回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满族入关前的历史撰述。
•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南方诸民族的历史撰述。
第二节 晚明史学的特点
一、王世贞、胡应麟的史学理论成就
明代史学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开始逐渐形成高潮。这个史学高潮，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这些都是晚明史学的特点。
•王世贞史学理论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史”之认识和史之价值的论述，二是对不同史料之不同价值的分析。
·胡应麟的理论成就包括历史文献与历史编纂两个方面。“十厄”之说；“独任”说；“公心”“直笔”二善说。
二、李贽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李贽的历史评论批判精神，一是强调史家对于历史是非的判断，一是认为历史是非的价值判断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对于历史的是与非，不仅应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势去判定，而且可以有不同的多种意见并存并育。
•关于历史之是与非的评判，实质也是价值观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
•历史人物评价外，值得重视的是支持李贽这些“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背后的“异端”思想。
·表现在历史伦理方面，李贽肯定人的“私欲”对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
三、史学的经世之旨与考据之功
明代晚期，史学的发展表现出两大走向，一是因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危机四伏，遂强调起经世致用；一是因学风衰颓，史学严肃性受到破坏，而重视考据之风。
•儒学即经世之学，但具体到怎样致用，则存在“主于道”和 “主于事”两条路径。
•史学经世之旨转向实用后，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相关国家管理制度的史著。同时，考据之学亦出现复兴之势。随着文献考据的复兴，澄清官私史学各种史实错误的考据，也伴随着史学批评逐渐展开。
第三节 明清之际史学家的历史批判精神
一、黄宗羲的历史批判
•《明夷待访录》
•所谓“原”，即探究、考查，体现着黄宗羲使用的历史批判方法。
·在一系列历史批判之后，如何改变君臣关系，限制君主专制权力，或建立怎样的“法”，成为《原法》之后讨论的重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置相”和“学校”。
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学术成就
•《明儒学案》是一部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
•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原则是：第一，强调学有宗旨和自得之学；第二，戒门户之见，平等看待各个学术流派。
·与《明儒学案》不同，《宋元学案》每学案先列一表，列举师友弟子，以明学术渊源，此外每案主传后还附有轶事和后人评论。
三、王夫之史论的理论价值
•首先，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王夫之提出了“通古今而计之”的方法。
·其次，在“通古今而计之”的认识基础上，王夫之探讨了历史运动的规律，提出“势、理相成”的理论。这也是王夫之史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论述。
四、顾炎武的史学及其影响
•顾炎武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经世致用精神、批判意识和开一代实证风气。经世致用是顾炎武毕一生着力提倡的治学精神。
•顾炎武的史著，大都是本着“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观念所编纂。
•与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顾炎武批判的锋芒直指“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的君主专制政治。
·治学上，顾炎武重视实证与博学，反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态度最决绝，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
第四节 清代前期史学的繁盛与嬗变
一、以《明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
•随着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与空前统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其修史机构也逐渐建立健全，形成统属关系不一、建制多元的修史格局，其中既有常设的史馆如国史馆等，也有为特定撰修事项而建立的专门史馆。
•清官修史学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明史》的修撰。前后历时近百年，历经顺、康、雍、乾四朝方告完成。断续原因有政治也有学术。
·《明史》的成就和主要特点：其一是考证谨严；其二是表述详略得体，繁简适中；其三是体裁完善且有创新。
二、史书体裁的新探索与历史文献的整理
•纪事本末体完善后，体裁创新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史家继续探索着更完善的表述体裁，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马骕《绎史》不仅采用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而且还撰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等与正文相配合，形成熔炼多种体裁于一体的综合体裁。从史学史上讲，《绎史》的出现，是史书体裁发展的重大突破。
·除史书体裁创新外，另一股晚明时出现的历史文献整理的潜流也在清中期逐渐壮大，史学的主流亦因此逐渐转向对历史文献的总结性整理。
三、三大考史家的成就与崔述史学的疑古思想
•王鸣盛的史学观是认为治史应以弄清史实为目的，事实清则是非自明，反对史家任情褒贬和驰骋议论。
•在当时普遍重经轻史的时代，钱大昕对史学的重视格外突出，认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钱大昕考史最重视舆地、官制和氏族三项。
•与王、钱二人考史风格皆不同的是乾嘉时另一位考史大家赵翼。
·当江南以汉学标榜的考据之学正盛，学术主流“信而好古”之时，生活在北方的崔述，却承唐宋疑古辨伪之余绪而独树一帜，其学虽不见重于时人，但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圣人，人知尊之；经传，人知读之。读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议之，遂至圣人之真，圣人之正，混于附会伪托之辞者，几二千年矣。——崔述《考信附录》卷二“刘云评”
四、少数民族历史撰述的进展
•关于满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藏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回族的历史撰述
•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撰述关于南方民族的历史撰述
第五节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一、章学诚撰《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挽救”时学之弊的有为之作。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所反对的，一是“达人显贵之所主持”的作为朝廷意识形态的程朱之学，一是“聪明才俊之所奔赴”的不谈义理。
·《文史通义》在章学诚生前只有部分内容刊刻，直至他去世多年以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方全帙刊刻行世。
二、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重要成就
•第一，从理论上阐述了“六经皆史”说。
•第二，系统论述了历史编纂理论。
·第三，揭示历史认识的主体因素，倡言史德。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三、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
•第一，确定方志的性质。
•第二，提出系统的方志编撰理论。首先，在体例问题上提出方志立“三书”、分“四体”的主张；其次，提出方志须辨体的思想；再次，提出一系列方志编撰原则和方法。
·第三，为有利征集文献和编修方志，提出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第六节 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及其局限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重视修史的传统，同先贤们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还突出表现在推崇史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和讲求叙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关注史家的自身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重要方面。
·以追求信史为最高目标，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所在。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至，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二、中国古代史学的时代局限
•首先，在历史记载方面的时代局限。
•其次，在历史观方面的时代局限。
•再次，立场方面的时代局限。（包括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民族立场等）
上述种种局限，均系时代所致，但它们都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今天的读者对此应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苛求古人，但指出其时代的局限性是必要的。
思考题：
1、簡述明清時期史學發展的特點。
······
2、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基本內容是什麼？（章學誠與《文史通義》）
章學誠最重史學，認為史學為人生第一學問。他在對當時學風提出尖銳批判的同時，縱橫經史之學，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作出了极富理論意義的闡述，將古代史學理論的思考嚮前推進了一大步。
第一，從理論上闡述了“六經皆史”說。這也是章學誠整個史學理論體系展開的基點。《文史通義》開篇即雲：“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誠把“六經”還原為歷史著述，既以歷史的眼光看待經學，提高史學地位，亦以經學的意義看待史學，突出史學的明道價值。
第二，系統論述了歷史編撰理論。這是章學誠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關於歷史編撰的體裁體例，章學誠首先是從整體上就史書性質分為撰述和記注兩大類別。兩大類別實際也是史學擔負的保存史料和揭示歷史興亡之故兩大任務。
第三，揭示歷史認識的主體因素，倡言史德。這也是章學誠最具近代史學特色的理論。史學的目的是再現客觀歷史的真實，但是再現客觀歷史真實的條件卻在主體，在於主體的認識和表述。強調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在強調史義主客的同時，儘可能不以主觀偏見影響客觀史實陳述。
3、概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及其侷限。
優良傳統
①重視修史的傳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史官、史館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二是官修史書累代不絕，三是私家著史蔚然成風。官修、私著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②推崇史學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
③內容豐富性、體裁多樣性和講求敘事。從內容上看，以“正史”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之最大特點是能夠容納廣泛的社會歷史內容；從體裁上看，編年、紀傳、典制、紀事本末四種史書的表現形式，互相補充，構成了中國古代史學的整體面貌，進而輔以方志、筆記、族譜家史、各類傳記等，使中國古代史學在外在形式上建構成一座風格各異、具有美感的史學園地。
④關注史家的自身修養。劉知幾“史才三長”、章學誠“史德”。
⑤以追求信史為最高目標，是中國古代史學優良傳統的核心所在。從政治上看，這一原則在客觀上對君主言行有一種約束作用，也表明史職的崇高地位。從史學上看，這是為了確保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時代侷限
①在歷史記載方面，史官記事受到“禮”的約束，有時候難以反映歷史真相。
②在歷史觀方面，天命史觀、英雄史觀佔據了主導地位，在表述和評價歷史時不免有各種侷限。
③在立場方面，史學家的階級立場、政治立場、民族立場等影響了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價值判斷以至於事實判斷。
4、明清之際史學家的歷史批判精神（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
明清之際是朝代更迭、社會劇變的時代，史學受其影響也有了新的面貌。史學家面對明朝滅亡的現實反思歷史，前一階段興起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和歷史批判思想，在這時都有了深度的發展，史風也更加樸實，這些，都將史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號稱明清之際三大儒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史家的著作和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史學發展的這個新趨勢。
黃宗羲的歷史批判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其批判的鋒芒直指君主專制政治。明清之際的政治變局，加深了士人的歷史反思，也深化了對專制政治的批判。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圍繞專制君主為核心展開的專制政治批判，反映了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專制政治關係和政治本質的深刻認識。尤其是前半部分，寓政治設計于歷史批判，格外集中地反映了黃宗羲近代民主啓蒙色彩的反君主專制思想。《原君》《原臣》否定了統治意識形態堅持的君尊臣卑的名教綱常。君臣本應是師友關係而非主僕關係。之後，黃宗羲又邏輯地導出“法”的問題，提出改革制度的必要性。顛覆傳統儒家的“有治人無治法”的命題，將制度建設置于人治的優先地位。在一系列歷史批判之後，如何改變君臣關係，限制君主專制權利，或建立怎樣的“法”，成為《原法》之後討論的重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置相”和“學校”。
《明儒學案》是一部記述明代學術思想及其流派的學術史著作，完成于康熙十五年（1676）。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的原則是：第一，強調學有宗旨和自得之學。這既是黃宗羲自己的學術追求，也是《明儒學案》選擇、評價明代學著思想價值的原則；第二，戒門戶之見，平等看待各個學術流派。黃宗羲本人師從劉宗周，學術淵自王學，但他尊王並不貶朱，追求的是評價學術是非的“公道”“公學”。因此，《明儒學案》才能成為超乎于一家一派之上而綜論明代各家各派的學術史名著。但其不收李贄，是一缺憾。
王夫之與同時代優秀史家一樣，亦強調史學的經世致用。王夫之主要的史學成就在史論，《讀通鑒論》《宋論》是代表作。《讀通鑒論》是據《資治通鑒》撰寫的歷史評論。所書內容有兩個特點，第一，所發史論，借題發揮，探索歷史，廣博論證，綜合比較，發人深思；第二，理論以事實為根據，以供資鑒，可提高自己的素養，可以用來治理客觀世界，所論供人參考的歷史分析方法，並不是始終不變的固定框子。
王夫之史論的價值，也在於他對歷史的哲學思考。首先，在對歷史的認識上，王夫之提出了，“通古今而計之”的方法。認為歷史是連續性與統一性的整體，認為只有將歷史事件和人物置于古與今連續的時間流變之中去理解，才能認識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影響。“通古今而計之”深化了王夫之的歷史認識，也奠定了他歷史理論的基礎。其次，在“通古今而計之”的認識基礎上，王夫之探討了歷史運動的規律，提出“勢、理相成”的理論。這也是王夫之史學理論中最有價值的論述。王夫之“理勢相成”的歷史觀，拋棄了以往的神學史觀和天理史觀，一定程度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性或規律性，達到了古代樸素形態的歷史理論發展的空前高度，也是他樸素的歷史進化觀的基礎。
顧炎武史學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經世致用精神、批判意識和開一代實證風氣。經世致用是顧炎武畢一生著力提倡的治學精神。
顧炎武的史著，大都是本著“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觀念所編纂。《天下郡國利病書》，凡120卷，分區劃輯彔了各地山川形勢和政治、軍事、經濟概況材料，尤以各地的社會經濟材料為主，是以地理討論國計民生經濟“利病”的明代社會經濟史資料輯著。《肇域志》，不分卷，計318万余字，編纂重在地理形勢與行政建制沿革。二書的編纂互為補充成姊妹之編，不僅集中地反映了顧炎武“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朮”的感慨和由此生髮的歷史使命感和經國濟世的抱負，也蘊含了他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深刻的歷史見解。
與黃宗羲、王夫之一樣，顧炎武批判的鋒芒直指“收天下之權歸於一人”的君主專制政治，他激烈地反對專制君主“獨治”，主張實行“眾治”，提出“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的民本主義訴求。
治學上，顧炎武重視實證與博學，反對宋明心性之學的態度最決絕，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經學即理學”的命題。顧炎武的考據廣泛採用歸納法，繼承並發展了宋人運用小學、金石學和版本目錄學考經證史的方法，開啟一代考據之風。
5、《明史》俢撰
清官修史學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明史》的俢撰。前後歷時近百年，歷經順、康、雍、乾四朝方告完成。數次開館中，康熙十八年（1679）開館最關鍵。這次開館，也是特開“博學鴻儒”科後一年實施的、具有同樣政治目的的舉措。一些漢族學著在志在“存史”觀念下，或直接參與，或在野支持，形成“朝野合作”著史的格局。經過這次開館，《明史》雖未能最終定稿，但編撰義例和史實疑難問題的解決，以及所留由萬斯同悉心覈定的416卷史稿，為最終成稿奠定了堅實基礎。
《明史》的成就和主要特點：
其一是考證嚴謹，“首尾略具，事實頗詳”。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史實紛紜，各種文獻記載多歧，萬斯同對史實辨析考覈用功极深。
其二是表述詳略得體，繁簡適中。萬斯同已盡力避免《宋史》之繁蕪，之後又經三十載之用心斟酌、修改，避免了紀傳體敘事重複的弊病。
其三是體裁完善且有創新。
6、三大考史家的成就
清代考據學的經學研究與宋明經學研究不同，特點是以歷史學的方法研究經學，或者可以說其經學就是史學，因而考據學的發展，從經學擴展到史學也是學術自身發展必然，體現了清代史學意識的提升。另外，與敘事性史書不同，發現和解決問題是考據展開的前提條件，從而敘史到考史也是史學向近現代史學發展之鏈的一環。清代乾嘉時期的三大考史家王鳴盛、錢大昕和趙翼，分別以他們的成就推進了這一進程。
王鳴盛，史考代表作《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的史學觀是認為治史應以弄清史實為目的，事實清則是非分明，反對史家任情褒貶和馳騁議論。
他的考史：一是以校書始，校書則首重版本；二是重視目錄之學；三是校書以本校為主，而兼取他校法，广采稗史叢說、金石碑銘等其他記載以證其訛。
錢大昕，史考代表作《廿二史考異》。
《廿二史考異》
所謂“廿二史”，包括了從《史記》到《元史》，不計《舊五代史》和《明史》，共二十二部正史。
錢大昕考史最重視輿地、官制和氏族三項，因而有關這三方面內容的考證在《考異》中最多。此外，有感於明修《元史》蕪雜訛錯，對元史用功尤深。
考證方法上，錢大昕一是注意金石文字與典籍互證相佐證，一是充分利用語言學、音韻學知識辨析史實。
錢大昕為人治學的特點：一是不分門戶，唯是之從；二是言必有據，無征不信；三是文必己出，反對剽竊；四是平等討論，知錯即改；五是訂訛規過，意存忠厚；六是獎拔人才，折節交下。為人治學，俱廣受推崇。
趙翼，史考代表作《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包括全部二十四史，以《舊唐書》《舊五代史》當時朝廷未列入“正史”，故稱“廿二史”。
陳垣認為《札記》的特點是“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說明《札記》是一部考論結合，且既論史事，亦論史學的著作。其所論史事，大多能抓住問題的實質；所論史法，則能以比較之法，分析評論編撰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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