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希腊史”，我今天再提15个问题，合计共72个问题。
子虚乌有的希罗多德，被当今某些专家吹上了天。若干年前，吹他为“西方历史之父”；如今，索性吹他为“历史之父”，也就是说，他是全世界的历史之父。
令人吃惊的是，让希罗多德成为“历史之父”的著作《历史》（即《希波战争史》），竟然是一部“游记”！其内容是：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可以轻松找出一万篇优美的游记，敢情这也是“历史学著作”啊！中国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唐玄奘、徐霞客，该往哪里摆？
想想都荒唐。
话又说回来，游记也不是不能成为史书。例如，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印度历史就没法写；换句话说，《大唐西域记》可以算作一部印度史。不过，《大唐西域记》能成为“印度史”的前提是：有中国的二十四史作为参照物，专家们才可以对《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人物事件做出相应的时间、地点等判定。
当今官科制定了一个“学术标准”，高度强调“引用率”，同时高度强调凡是引用必须注明出处。这当然是对的，我们还可以据此来考察一下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在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中，无论是关于波斯帝国的内容，还是涉及希腊各城邦的内容，是否引用了相关的历史文献呢？如果引用过，到底有哪些文献呢？如果没有引用过，那么希罗多德的话到底靠不靠谱呢？
没有对比，不知道“西方史”到底有多荒唐。
一
我们看看中国的司马迁是如何写《史记》的。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篹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篹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大意是，中国自古就有专职的史官。孔子依据史料，编撰了自尧舜至秦穆公的《尚书》，又根据鲁国史记编撰了《春秋》；鲁国史官左丘明又撰写了《国语》；又有记载自黄帝到春秋的《世本》；又有了《战国策》。汉初又出来了《楚汉春秋》。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史料，撰写了《史记》。
这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是言之有据的，他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成果来撰写《史记》。
那么，在西汉时期，可供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的历史文献，到底有多少呢？
《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大意是：汉朝一建立，朝廷便面向天下征集书文。汉武帝时，专门设置了抄录文献的官吏，将抄录的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汉成帝时，又设置了一些专业岗位，安排专家分别校订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专业书籍。到刘歆时完成了校订工作，总为《七略》。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共有38种、596家、13269卷。
当然，这些书，司马迁并没有全部读过，因为其中不少是汉朝人写的书。
但是，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汉朝以前的书，他一定是读过的。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迁本人，都是朝廷专职的史官，朝廷的图书馆、档案馆当然是向他父子开放的。
《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大意是：自古以来，朝廷就设有史官。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下来，一方面督促君主谨言慎行楷模臣民，另一方面教育后世以史为鉴。有人专门记录言论（诏令），编为《尚书》；有人专门记录行为（事件），编为《春秋》。
所以，先秦时期的史书，分为《尚书》、《春秋》。自司马迁起，合二为一，形成“纪传体”；随着班固以来后世史学家的不断创新发展，“纪传体”越来越完备。
关于传世《尚书》类书籍，《汉书•艺文志》说：“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书目列举如下：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欧阳说义》二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
关于传世《春秋》类书籍，《汉书•艺文志》说：“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书目列举如下：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
《汉书•艺文志》还叙述了《尚书》、《春秋》传承过程，这里不再赘言。
仅此，我们可以知道，供司马迁撰写《史记》征引的先秦史书，就有1000篇，而供司马迁参阅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则多达万卷。还有一些诸如《越绝书》、《吴越春秋》之类的原始文献，司马迁也曾阅读过。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著作，便不可胜数。
我们还知道，司马迁曾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考察遗迹，搜求信息。
因此，司马迁的文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为典型的，《史记》中关于商朝王室的世系的记载，与近百年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的内容基本一致。
很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写《史记》言之有据；司马迁、《史记》，在《汉书》有详细记载；班固、《汉书》，在《后汉书》有详细记载。
二
我一再说，二十四史中的 “志”是史书的灵魂。如果没有“志”，其中任何一部史书，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此言毫不夸张。因为其中的“艺文志”，就是每一部史书的第一手资料的源头，换句话说，这部史书，就是依据“艺文志”列举的一部部著作，而撰写的。
中国的历朝历代，不仅重视修史，而且重视史料的保管。前面说过，汉朝有兰台，而唐朝呢，则有秘书省。
唐代的秘书省，就是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门下省、中书省要定期将记录的皇帝起居、编撰的史书实录送秘书省保管，朝廷各衙门要定期将各种文献资料送秘书省存档。（当然，朝廷各衙门也有自己的档案馆）
《新唐书•百官志》：
“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少监为之贰。(武德四年，改少令曰少监。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监曰太史，少监曰侍郎，丞曰大夫，秘书郎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太极元年曰秘书省。有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秘书郎三人，从六品上。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贮。凡课写功程，皆分判。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秘书省，是唐朝的一个学术机构，这里聚集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负责整理文献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没有两把刷子的新科进士，是不可能分派到这里工作的。贺知章曾在这里担任一把手。陈子昂进士及第后就被安排在这里工作。
这里，收藏了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主要依据，就是这里流传下来的资料。
《新唐书•艺文志》：
“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原来，后世所谓“经史子集”，就是唐代学者所定的图书分类。
现在，我们不说经、子、集，单说对欧阳修等人撰写唐史最为重要的史书类文献，又有哪些呢？
《新唐书•艺文志》说：
“乙部史录，其类十三：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伪史类，四曰杂史类，五曰起居注类，六曰故事类，七曰职官类，八曰杂传记类，九曰仪注类，十曰刑法类，十一曰目录类，十二曰谱牒类，十三曰地理类。凡著录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录三百五十八家，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瞧，仅流传到宋朝，欧阳修等人亲眼见到的此类文献，就分为13类，历朝历代的文献合计29201卷。
其中，由唐代撰写，直接记录唐代的文献，《新唐书•艺文志》说：
《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
《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
《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厘益之峻，元和中人)
刘氏《洞史》二十卷(刘权，忠州刺史晏曾孙)
姚康复《统史》三百卷(大中太子詹事)
柳芳《唐历》四十卷
《续唐历》二十二卷(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瑄撰，崔龟从监脩)
吴兢《唐春秋》三十卷
韦述《唐春秋》三十卷
陆长源《唐春秋》六十卷
陈岳《唐统纪》一百卷
焦璐《唐朝年代记》十卷(徐州从事，庞勋乱遇害)
李仁实《通历》七卷
马亹《通历》十卷
王氏《五位图》十卷(王起)
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宣、懿时人)
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大中时人)
曹圭《五运录》十二卷
张敦素《建元历》二卷
刘轲《帝王历数謌》一卷(字希仁，元和末进士第，洺州刺史)
封演《古今年号录》一卷(天宝末进士第)
韦美《嘉号录》一卷(中和中进士)
柳璨《正闰位历》三卷
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昭宗时宗正少卿)
杜儒童《隋季革命记》五卷(武后时人)
《刘氏行年记》二十卷(刘仁轨)
裴遵度《王政记》
《功臣录》三十卷
唐颍《稽典》一百三十卷(开元中，颍罢临汾尉，上之。张说奏留史馆脩史，兼集贤待制)
王彦威《唐典》七十卷
吴兢《唐书备阙记》十卷
《续皇王宝运录》十卷(韦昭度、杨涉撰)
韩祐《续古今人表》十卷(开元十七年上，授太常寺太祝)
蒋乂《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又《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
凌璠《唐录政要》十二卷(昭宗时江都尉)
南卓《唐朝纲领图》一卷(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
薛珰《唐圣运图》二卷
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元和中江都主簿)
李肇《国史补》三卷(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
林恩《补国史》十卷(僖宗时进士)
《传载》一卷
《史遗》一卷
温大雅《今上王业记》六卷
李延寿《太宗政典》三十卷
吴兢《太宗勋史》一卷，又《贞观政要》十卷
李康《明皇政录》十卷
郑处诲《明皇杂录》二卷
郑棨《开天传信记》一卷
温畬《天宝乱离西幸记》一卷
宋巨《明皇幸蜀记》一卷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华阴尉)
包谞《河洛春秋》二卷(安禄山、史思明事)
徐岱《奉天记》一卷(德宗西狩事)
崔光庭《德宗幸奉天录》一卷
赵元一《奉天录》四卷
张读《建中西狩录》十卷(字圣用，僖宗时吏部侍郎)
袁皓《兴元圣功录》三卷
谷况《燕南记》三卷(张孝忠事)
路隋《平淮西记》一卷
杜信《史略》三十卷，又《闲居录》三十卷
郑澥《凉国公平蔡录》一卷(字蕴士，李愬山南东道掌书记，开州刺史)
薛图存《河南记》一卷(李师道事)
李潜用《乙卯记》一卷(李训、郑注事)
《大和摧凶记》一卷
《野史甘露记》二卷
《开成纪事》二卷
李石《开成承诏录》二卷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一卷，又《文武两朝献替记》三卷，《会昌伐叛记》一卷，《上党纪叛》一卷(刘从谏事)
韩昱《壶关录》三卷
裴廷裕《东观奏记》三卷(大顺中，诏脩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脩国史杜让能。廷裕，字膺余，昭宗时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贬湖南，卒)
令狐澄《贞陵遗事》二卷(綯子也。乾符中书舍人)
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
郑言《平剡录》一卷(裘甫事。言，字垂之，浙西观察使王式从事，咸通翰林学士、户部侍郎)
张云《咸通解围录》一卷(字景之，一字瑞卿，起居舍人)
郑樵《彭门纪乱》三卷(庞勋事)
王坤《惊听录》一卷(黄巢事)
郭廷诲《广陵妖乱志》三卷(高骈事)
《乾宁会稽录》一卷(董昌事)
韩偓《金銮密记》五卷
王振《汴水滔天录》一卷(昭宗时拾遗)
公沙仲穆《大和野史》十卷(起大和，尽龙纪)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
姚璹修《时政记》四十卷
《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脩，许敬宗删改)
《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脩)
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
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
《高宗后脩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几、吴兢续成)
韦述《高宗实录》三十卷
武后《高宗实绿》一百卷
《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
宗秦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
吴兢《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太上皇实录》十卷
吴兢《睿宗实录》五卷
张说《今上实录》二十卷(说与唐颍撰，次玄宗开元初事)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撰，元载监脩)
《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脩)
令狐峘《代宗实录》四十卷
沈既济《建中实录》十卷
《德宗实录》五十卷(蒋乂、樊绅、林宝、韦处厚、独孤郁撰，裴垍监脩)
《顺宗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脩）
《宪宗实录》四十卷(沈传师、郑澣、宇文籍、蒋系、李汉、陈夷行、苏景胤撰，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脩。景胤，弁子也，中书舍人)
《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脩。涤，字玄献，冕子也，荆南节度使、吏部尚书)
《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李让夷监脩。商，字述圣，礼部侍郎、秘书监)
《敬宗宝录》十卷(陈商卷亚撰李让夷监脩。商，字述圣，礼部侍郎，秘书监)
《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王沨、卢告、牛丛撰，魏暮监脩。耽，字子严，一字子重，历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沨，字中德，历东都留守。告，字子有，弘宣子也，历吏部侍郎)
《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临脩)
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
李义府《古今诏集》一百卷
薛克构《圣朝诏集》三十卷
《唐德音录》三十卷
《太平内制》五卷
《明皇制诏录》一卷
《元和制集》十卷
王起《写宣》十卷
马文敏《王言会最》五卷
《唐旧制编录》六卷(费氏集)
《拟状注制》十卷
《春坊旧事》三卷
武后《述圣纪》一卷
杜正伦《春坊要录》四卷
王方庆《南宫故事》十二卷
裴矩《邺都故事》十卷
马亹《唐年小录》八卷
张齐贤《孝和中兴故事》三卷
卢若虚《南宫故事》三十卷
令狐德棻《凌烟阁功臣故事》四卷
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李仁实《卫公平突厥故事》二卷
谢偃《英公故事》四卷
刘祎之《英国贞武公故事》四卷
陈谏等《彭城公故事》一卷(刘晏)
《张九龄事迹》一卷
……
实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中，有一个个皇帝的“实录”、诏令，有一个个重要大臣的言行记录，有一次次君臣对话的记录，有行政区划文献、税赋文献、行政军事礼仪刑律文献，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无以计数的唐代文人的诗文作品，可以作为参考。
正因为如此，《新唐书》中，有精确到天甚至时辰的纪，有各个重要人物的传，有详列宰相世系的表，更是有典章制度和理论探讨的志。
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就是这样撰写而成的。
更加了不得的，是今年出土的无数唐代碑铭，一再证实了两《唐书》记载之准确。
三
我始终没想明白，一个希腊人，跑到波斯去逛了一圈，就能把波斯帝国的历史记载下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我提出如下疑问：
1. 假设历史上真有希罗多德这个人，他精通埃及的语言文字吗？埃及人有方言、普通话吗？如果他不精通，他又是如何与埃及人交流的？（据现行西方史，此时的埃及是拥有独立的语言文字的。按照希罗多德《历史》，他必须精通埃及的语言文字，否则，他没法写书，即便是写了也不可信。）
2. 希罗多德精通更古老的埃及语言文字吗？如果他不精通，他又是如何阅读并撰写“古埃及史”的？（更古老的埃及语言文字，必然与当时的语言文字有所不同。希罗多德必须精通，否则，他没法写书，即便是写了也不可信。）
3. 希罗多德精通波斯的语言文字吗？波斯人有方言、普通话吗？据说，波斯帝国有好多个民族，语言都一样吗？如果他不精通这些语言，他又是如何与波斯人交流的？（据希罗多德《历史》，波斯帝国土地上有N个民族。如果希罗多德不精通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否则，他生活都困难，日常交流都没法做到，更没法写书，即便是写了也不可信。）
4. 希罗多德精通更古老的波斯语言文字吗？如果他不精通，他又是如何阅读并撰写“波斯史”的？（按照现行西方史和希罗多德《历史》，希罗多德不仅要精通更古老的波斯语言文字，还必须精通新老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否则，他没法读书，更没法写书，即便是写了也不可信。）
5. 假设希罗多德精通波斯的各种语言文字，据说波斯帝国的文献都是泥巴块，藏在帝国的皇家仓库里。波斯帝国的档案面向希腊游客开放吗？希罗多德是怎么进入波斯帝国档案库的？（据希罗多德《历史》，希罗多德必然且必须阅读过波斯帝国的皇家档案，包括最古老的和最新的档案。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档案馆都不是全面开放的，更不会轻易对希罗多德这样的外国人开放。希罗多德只有花大价钱买通高级官员，才有可能获得偷偷摸摸进去待一会儿的机会。那么，游客希罗多德随身携带了多少钱？否则，他没法写书，即便是写了也是胡诌。）
6. 假设希罗多德进入过波斯帝国的档案库，他在档案库里呆了几年？他阅读过哪些历史文献？书名为何？是否有半部传世？是否有一部出土？（据希罗多德《历史》，希罗多德必然且必须在波斯帝国的皇家档案馆呆了2年以上，系统全面地阅读了波斯帝国的皇家档案馆中最古老的和最新的档案。如果希罗多德是靠买通高级官员才进去的，那么，游客希罗多德花了多少钱？他出门时随身携带了多少钱？是否有几车银子与他随行？）
7. 古希腊各城邦的语言都一样吗？据专家说，古希腊有好多种方言，希罗多德都精通吗？如果不精通，他又是如何与希腊各城邦之间进行交流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拙作《致在校大学生：古希腊语言文字，是近代伪造，历史上并不存在》）
8. 古希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档案馆和史书吗？他们都向希罗多德开放吗？他在档案库里呆了几年？他阅读过哪些历史文献？书名为何？是否有半部传世？是否有一部出土？（据希罗多德《历史》，希罗多德十分了解希腊各城邦的一举一动，包括各城邦和城邦之间机密场合的一些机密对话，包括精确到个位数的各城邦出兵人数，他都清清楚楚。如果古希腊各城邦没有专门的档案馆和史书，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古希腊各城邦没有专职的会议记录人员和专门的修史人员，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希罗多德没有阅读过这些档案和史书，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9. 假设古希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档案馆和史书，并且都向希罗多德开放，那么，各城邦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吗？各城邦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希罗多德又是如何读懂的？（这与前几条同样的道理。）
10. 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都有专职的史学家、专门的史书吗？如果没有，希罗多德读的是什么“史书”？如果有，希罗多德又是如何能成为“史学之父”？（如果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都有专职的史学家、专门的史书，希罗多德就不够格当“史学之父”了！西方史专家们如此匆忙下如此重要的结论，是否太浮躁，太不严谨？）
11. 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都有专职的史学家、专门的史书，那么，这些史书中，是否有编年？如果有，为什么希罗多德《历史》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编年？如果没有，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的史学家又是如何记载历史的？（如果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的史书都与希罗多德《历史》一样，从头到尾连时间都没有，那才真是世界历史奇观。）
12. 假设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都有专职的史学家、专门的史书，那么，希罗多德在旅游过程中，应该读了多少种语言文字记载的多少部史书？（希罗多德必须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语言学天才。）
13. 在希罗多德《历史》的最初的版本中，是否引用过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的文献？引用时，是否使用过古波斯、埃及、希腊各城邦的文字？（这是根据现行的“学术标准”提问。如果希罗多德没有给出第一手资料的来源，学者们也无法查出相应的第一手资料的来源，这必须判定为不可信的东西。）
14. 希罗多德在旅行过程中必须是每天记日记，那么，他记录这么多的素材，使用的是莎草纸？羊皮纸？泥巴块？他随身携带了多少莎草纸、羊皮纸或者泥巴块？（据现行西方史，希罗多德时期，连堂堂的波斯帝国都是以泥巴块作为书写材料。由此可知，希罗多德一定是拉着几十车泥巴块，一边旅游，一边购买新鲜的泥巴块用来写作，或者抄写搜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希罗多德一定是拉着几百车泥巴块回到家乡后，才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
15. 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媒介（纸张或泥巴块）、历法（时间）和文字，在西方的哪一部史书有明确记载，且这记载又具有传承有序的保管、记载？在哪儿又有能证明传承有序的文献和实物出土？
列出这15个问题之后，我忽然明白，希罗多德应该是这么一个神人：
1. 希罗多德至少精通50种语言文字，而且精通这50种古语言文字，里外相加，他至少精通100种语言文字；
2. 他在旅游的过程中，至少阅读了用这100种语言文字撰写的1000部史书；
3. 希罗多德进入各国的官方档案馆阅读了至少10000册机密档案（否则，他如何知道波斯帝国出兵总数，各兵种的具体数据？）
希罗多德到底是何方神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其实，他的《历史》，连游记都不够格！充满印度人的精子是黑色的、埃及的女人站着撒尿的荒诞文字，至多算《镜花缘》之类志怪故事。
这也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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