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阵法理论神秘化的进程（从唐至明）

位置：首页 » 人物野史 » 中国古代阵法理论神秘化的进程（从唐至明）

日期：2023-05-25 22:21热度：加载中...

本文共一万八千余字，若读者感到文字冗长难以阅读，可选读红字部分

前言

这篇文章从笔者本科毕业论文删改而来，笔者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阵法神为？——明代晚期军阵理论神秘化探究》。说到“军事神秘化”，如果读者翻阅过我国古代兵书的话，一定会对书中的“阴阳”、“天地”、“龙虎”等字眼有印象。这些玄学词语看上去与军事科学毫无关系，但它们确确实实在古代兵学中至关重要，乃至“兵阴阳学”成为了古代兵学的四派之一。因此笔者从明代晚期这个兵书泉涌的时代入手，在论文里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阵法理论神秘化从何处滥觞？在明代以前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2.明代的兵学家们是如何进一步推动阵法理论神秘化的？

3.是否有明人反对阵法理论神秘化？如果有，他们是怎么做的？

4.明代阵法理论的神秘化与旌旗的神秘化有什么关联？（笔者大三时写的学年论文探究的正是明代旌旗图像的宗教色彩）

5.明代阵法理论神秘化的特殊原因是什么？

6.明代阵法理论神秘化对明末以及清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怎么样？

然而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笔者见识浅薄，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不够深入周详；又学力不足，翻阅明代兵书已为不易，难以遍览正史野史、政府档案、时人笔记，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若是笔者唐突将全文发布于此，难免贻笑大方，读者亦觉索然无味。故此笔者删改其文，只与诸位分享第一、二、三个问题的论证，权当梳理源流、堆砌材料，若能抛砖引玉或激发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笔者将深感荣幸。

初探明代阵法理论演变倾向

在考察明人对阵法的理解前，应当先对明代兵书作一个整体上的梳理。明代兵书数量繁多，笔者统计共有111部，笔者能搜集到并阅读的只有67部，谈及阵法的仅有23部，这其中还包括了仅泛泛谈行营布阵的原则与思想的兵书，罗列如下：

《七书直解》、《八阵合变图说》、《武编》、《纪效新书》、《续武经总要》、《大同镇车兵操法》、《阵纪》、《广西选锋兵操法》、《决胜纲目》、《登坛必究》、《类辑练兵诸书》、《武经直解》、《兵镜》、《握机经》、《车营叩答合编》、《武备志》、《喻子十三经秘书兵衡》、《师律》、《选练条格》、《兵法百言》、《兵迹》、《武备要略》、《左氏兵法测要》。

明代兵书的写作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在嘉靖之前，明人写作兵书极少，可考证年代的仅有洪武年间的《武经七书直解》、永乐年间的《神龙火器阵法》与正德年间的《八阵合变图说》三部。《武经七书直解》谈及阵法甚为简略，仅有排兵布阵的指导思想，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神龙火器阵法》名有阵法，实为研究火器与火药的“兵器谱”；《八阵合变图说》才真正谈到了阵法，作者龙正亲自入蜀参观了鱼腹江的垒石遗迹，以此推演诸葛八阵，最终有所收获。据说当时率兵驻扎于汉中的四川巡抚蓝章依此阵图“屡战屡胜，汉南鸠贼相次授首，斩获降散无虑数万计”。

然而《八阵合变图说》对明代中晚期的人研究古阵法的影响却不显著。因为一方面，龙正只推演了鱼腹江诸葛八阵一个阵法，可供参考的范例不够，被收录入后世兵学类书中不过仅一篇；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古阵法都有垒石遗迹留存，这对于龙正以数学为基础的推演方式有很大限制，所谓“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者，治兵之纲目也。束伍者，分数之目也。”如果不清楚组织编制的细目，就无法整军领兵了。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兵学家在推演古代阵法时就有这样一个现象：对越远越古老的阵法，推演得越空泛模糊，容易陷入“神化”的陷阱，原因之一正是不清楚组织编制或所谓的“伍法”；对越近的阵法，特别是宋代和明代的，则推演得越清楚，因为当时的伍法队法均易查到。

历史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陷入“神化”陷阱的古代阵法理论促使明代中后期的人们将“神秘思维”带入当世，甚至使得部分明人忽略战场实际需求，仅依靠神学理论创造出“神仙阵法”。还有一些可以与之互为呼应的现象，一是代表阵法的旌旗亦趋向神秘化，二是兵家类书中的术数内容大大增加了。这无一不向我们透露明代中晚期兵学家们的思想倾向，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阵法神为：明中后期阵法理论的神秘化倾向

上文提及，明代最早讨论阵法的《八阵合变图说》实际上对后来的阵法理论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影响。真正对明代中后期阵法学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应当是《韬钤內篇》与《韬钤外篇》。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韬钤内篇》与《韬钤外篇》的作者赵本学（1478-1544），为成化至嘉靖年间人，可知相较于其它内容与之雷同的兵书，其成书更早；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此书专谈阵法，从当时人们认为最古老的阵法“积卒阵”谈起，一直到宋代《虎钤经》所载“元四阵”为止，推演与解说了几乎明代之前的所有阵法，理论相对完整自洽。这两部书加上俞大猷《韬钤续篇》合称为《续武经总要》，基本上被之后的大型兵家类书收录入，影响甚广。

赵本学，名建郁，又名世郁，号虚舟，明晋江（今福建）人，名将俞大猷之师。《明史》无传，在《俞大猷传》里一笔带过。俞大猷记其师是“黄石老人之流”、“不求闻达”的隐士，然而赵本学担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于是潜心韬略，“以《易》推衍兵家虚实奇正之权”，研习兵法。他在《论阵法正宗》中也说：“古阵法，伏羲易象为之宗……”万历年间的王鸣鹤在他的著作《登坛必究》中也认可这种说法。

以《周易》解读兵法，是明代兵学理论的一大特征。不仅如此，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阴阳学说也被吸收进入明代阵法解说体系，甚至成为了指导思想。

（一）阵法理论神秘化的历史渊源

明代中晚期的兵学家们，从赵本学以《易》推演阵法开始，大多渐渐地陷入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阵法的“神化”的陷阱。当然，这种思维方式并非赵本学首开先河。明人揭暄说：“谈兵之书，出于道藏，故其中率多八卦九宫、生克制化，以及阴阳吐纳、元虚缥缈之语，如阴符经，如握奇经，如管子孙子吴子之类皆是，以原本于道，不得不复其始也。”一方面是兵家与道家自古有渊源，兵法从道家哲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另一方面，唐人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裴绪《裴子新令》、元代《太乙统宗宝鉴》等侧重兵阴阳的兵书对明代兵学家有较大影响，这点可从明代兵书中频频提及这几部书看出。

最早可见将五行与战阵结合起来的说法，出自三国时期诸葛亮《便宜十六策·教令》，原文如下：

正陈（阵，下同）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

然而笔者认为是书有后人伪托之嫌，不足为信。从内容上看，参考汉晋时期兵书，阵法莫过于八阵而已（这一点可在下文笔者梳理阵法发展历史中见到），不曾有人提过“方、圆、曲、直、锐”五阵，邻近时代都没有以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兵法的著作。另，是书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均不见记载；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陈寿录孔明书，不载此册。疑依托者。”《中国兵书集成》的编者们也在“编辑说明”里对该书的写作年代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因此笔者不认为三国时期即是阵法神秘化的起源之时。

另有西晋马隆著《八阵总述》有云“八阵者，特八卦之统尔”，似乎自西晋时便有八卦附会八阵之说。然而这也是后人所作，因为这句之前有“唐李卫公六花皆出乎此”一句，想必至少不会早于唐初。

不过东汉时谶纬之学兴起，确实有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学说大量渗入军事领域，茅元仪认为：“今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则听者靡不倾耳，无他，秦火之后而九经各有谶纬，谶纬之祸，亦由此者也。”。

然而仅论阵法而言，真正附以阴阳五行之说，应当是从唐代李筌《太白阴经》开始的。李筌大约唐玄宗时期人，“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传说他在嵩山得黄帝《阴符经》，又得到骊山老母的传授，习得兵法，乃作《太白阴经》。且不论故事里的神话元素，李筌的道教背景客观上为他的兵阴阳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推演握奇八阵时，将“八阵”一一拆开，曰：

“天阵，圆……色尚元，为乾”、“地阵，方……色尚黄，为坤”、“风……其形锐……色尚赤，为巽”、“云……其形锐……色尚白，为坎”、“龙飞，其形屈曲似龙……色上元下赤”、“虎翼居中，法翼而进其形空……色上黄下青，为兑”、“鸟翔……其形迟急……色上元下白，为离”、“蛇蟠……其形宛转……色上黄下赤，为艮”。

由是观之，再参照“合为一阵图”（图1），可知李筌推演的握奇八阵与前人出现了几点变化：第一，八阵各阵与后天八卦一一对应了起来，这直接成为了后来八卦释八阵说乃至奇门遁甲释八阵说的滥觞；第二，李筌首次将八阵各阵的形状勾勒了出来，违背了李靖“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的原则，更何况“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之别”，如此牵强附会，这为后人僵化理解八阵、将古阵法套入八阵埋下了伏笔；第三，规定了八阵的旗色，虽没有直接将五行与各阵直接联系，但后人很容易联想到五方五色，出现五行释五阵说是早晚的事。

图1 合为一阵图

同时代的还有裴绪《裴子法》（或称《裴绪新令》）。裴绪其人生平不详，笔者推测可能晚于李筌；其书亦不可考，只见诸于后世兵书之中，宋代的《武经总要》比较完整地收辑了《裴子法》。裴绪在阵法神秘化上一大理论就是直接将“方圆曲直锐”五阵与五行联系起来：“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赤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说几乎成了后世通论，在明代兵书中屡见不鲜。

另外，裴绪对八阵也有新的解释。他对八阵的理解与李筌类似，即八阵为八，各有其阵型。他所演八阵为“孙武子八阵”，分别是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方阵、车轮阵、罘罝阵和雁行阵。然今本《孙子兵法》并无八阵一说，八阵于史籍可查当出自《孙膑兵法》。不过《隋书·经籍志》著录《孙子八阵图》一卷（亡佚）、《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也许“孙武子八阵”为后人托名所作，但在裴绪之前已有此书，不能保证裴绪所演八阵一定是他本人杜撰。在阵法上，裴绪一方面沿着李筌僵化分割八阵的思路，将多位古人的不同阵法生硬联系起来，附会出一套“八阵体系”；另一方面，继续发挥五行八卦释阵法说，将八阵与五行八卦乃至五色五音五兽联系起来。限于篇幅，笔者不在此摘抄原文，仅制成表格（表1）以供参考。

表1

裴绪的“八阵体系”将不同时代的军事家创造（或后人伪造）的阵法划上等号，给予了后人一种危险的暗示：古阵法虽然纷纭繁多，但均一合于“道”。这个“道”不是战争的客观规律，而是虚无缥缈的阴阳之说。这容易造成两个倾向：一是因为阴阳之理亘古不变，所以新时代新创造的阵法只需要符合阴阳之理即可，这为阵法神秘化之路砌上了最坚固的基石，因此明代人创造出如同儿戏的阵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既然古阵法合乎“道”，我们无需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只需借鉴古人的智慧即可，因而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阵法崇古化的思潮。怪不得明人说：“九军八阵之法……虽大小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数之源者也。”因此，即使是赵本学，也非常严厉地批驳裴绪的推演过于想当然，“此儿童之戏，巫觋之妖耳”。可见裴子法危害甚大，远胜于李筌之论啊。

到了宋代，李筌、裴绪之说继续流传。大型兵家类书《武经总要》将李筌释握奇八阵的旗法保存了下来，且基本完整地收录了《裴子法》。谈及阵法，亦是裴绪的五行理论：“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锐阵直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武经总要》亦模仿了裴绪的“八阵体系”，将宋朝的一些阵法也纳入这一体系中，可见《本朝八阵法》一篇。

《太平御览》吸收了这些理论，并创作小故事附会到黄帝身上。说：黄帝与蚩尤大战，攻城三年不下，黄帝求助于伍肯，伍肯给出了答案，并成功地在三天后破城。他的解决方案是：

臣请以朱雀之日，正中时，立赤色、征音、绛衣之将于南方，以辅角军。臣请以青龙之日，平旦时，立青色、角音、青衣之将于东方，以辅羽军。臣请以玄武之日，人定时，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将于北方，以辅商军。臣请以白虎之日，日入时，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将于西方，以辅宫军。四将以立，臣请为帝以黄龙之日，日中建黄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军已具，四面攻蚩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时期的许洞，《宋史》称他“折节励学”、“识韬略”，著有《虎钤经》二十卷。许洞认为李筌《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所以他要“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可见许洞几乎把李筌的兵阴阳思想当成写作的指导理论。然而许洞在构思他的四阵时，并未代入阴阳学说，详谈了军阵编制、排列方法、指挥方式，有不少可取之处。他向李筌学习的方式是，效仿《太白阴经》收录了三卷的祝神祭文、占卜方法与遁甲术数，《虎钤经》则收录了多达十卷的占星观气、奇门术数、五行八宫、禡文祭辞，占全书的一半之多。相较于宋代其他兵书，《武经总要》有一卷提及占卜，《何博士备论》、《翠微北征录》、《兵筹类要》、《美芹十论》等则全然未提术数。许洞说：“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自汉代以来术数进入军事的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使得兵阴阳思想在明人观念里的比重比前人更高，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明代兵书中记载的术数在数量和种类上大大超越了前代，故明人茅元仪与之呼应云：“日月星辰五行云雾，天之象也；太乙奇门六壬诸家，天之理也。因象以察天，据理以资天，天顺而道资之，故曰为将者不可不知天文……”

到了元代，有术数书《太乙统宗宝鉴》亦涉及兵阴阳领域。《太乙统宗宝鉴》旧题晓山老人作，不知真实姓名，有元大德七年自序，然而卷十二有“洪武元年”、“嘉靖四十三年”字样，可能此书今传本是始著于元，完成于明。《太乙统宗宝鉴》卷十六、十七谈及军事阵法，也不外乎裴绪五行五阵之说。然而也有创新之处，晓山老人将太乙术数与阵法结合了起来，从前人的“备载术数以辅助军事行动”转变为“术数思维内化为军事行动原则”，相当于将术数从工具变为了大脑。《太乙统宗宝鉴》虽然只是一本术数类的书籍，但其中二章谈及军事的内容对明代兵学影响甚大，可以说是为明代阵法理论神秘化的发扬留下了最关键的钥匙，而且该书中不涉及军事的术数也被明人吸收进兵书中，为“阴阳家谈兵学”转变为“兵学家谈阴阳”埋下了关键伏笔。

总而言之，明人阵法理论神秘化的倾向并非首创，而是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这一现象和理论发端于唐代，李筌《太白阴经》首开先河，裴绪《裴子法》亦有相当“创新”，且理论相对更全面多样；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许洞《虎钤经》虽没有继承李筌的阵法理论，但在军事术数上更进一步，对兵阴阳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促进作用；《武经总要》、《太平御览》等则直接继承、吸收了裴绪的理论，为其在明代的流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代晓山老人从术数家的视角谈论军事，为明代兵学家留下了神秘化倾向的关键钥匙。

（二）“神化”的陷阱：明人对古代阵法的解读

明人继承并丰富了唐宋以来的兵阴阳学说，而且在阵法神秘化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主要是通过重新“阐释”前代阵法和创造新神化阵法两条路实现的，下文将对这两点着重论述。前文已分析过，赵本学《韬钤内外篇》是明代相当重要的阵法著作，它对前代阵法进行的系统“阐释”开启了明代中晚期阵法神秘化的进程。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以《韬钤内外篇》为主，以明代其他兵书为辅。

1.托古造伪

赵本学在《韬钤內外篇》中论及阵法，始从“积卒阵”始，依次论及师卦阵、握奇阵、五行三才阵、乘之之阵、鱼丽之阵、荆尸之阵……然而纵观成书年代早于明朝的兵书，难以一一寻觅到赵氏所推演的阵法，不由得让人怀疑赵氏所演阵法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应当先简单梳理古代阵法的历史。论及古代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兵书，这本书并没有对阵制的详细记载，孙武只讨论了他“以正合，以奇胜”之类的战阵指导思想，《司马法》、《尉缭子》也是类似。最早记载有阵法名字的，是成书不晚于汉代的《孙膑兵法》与《六韬》。《孙膑兵法》记有“八阵”与“十阵”，《六韬》记有“三阵”。

孙膑“八阵”无图，仅有文字形容：“孙子曰：宜用八陈（阵）战者，因地之利……先下其卒以诱之，车骑与战者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这与后世《风后握奇经》所载的“八阵”不同，但原理相似。由上文可推测，孙膑的“八阵”是由前军（卒）和左军、右军、后军（车骑）组成，主将可能居于中间，这也符合李靖所说的：“……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是符合战争逻辑的排兵之法。“十阵”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镶之阵、火阵和水阵，“皆有所利”。《六韬》的三阵为“天阵”、“地阵”、“人阵”。所谓“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陈（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陈（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陈（阵）。”可见“三阵”与孙膑“八阵”类似，也是由前后左右四军组成，加上居中的大将，不外乎五营八阵之法。

此外，《左传》里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鱼丽之阵”、越国的“左右句卒”和楚国的“荆尸阵”。“鱼丽之阵”有右拒、左拒、中军，还有“前偏后伍”，可能也是五军之阵，或排成品字形或一字形的三军之阵。“左右句卒”即三军之阵，以左翼、右翼牵制敌军，中军突进为战法。“荆尸阵”则不详，《左传》并无描述，只有“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楚庄王）荆尸而举”等文字，参考晋楚邲之战前“楚子北师次于郔，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楚军分中、左、右三军的配置，应该仍属三军之阵。

时间再往后，就有《握奇经》。《握奇经》相传为黄帝的臣子风后所作，此说不可靠，应当是后人伪托。西汉宰相公孙弘作过注解；东汉窦宪“勒以八阵，莅以威神”，以八阵大破匈奴；三国时期诸葛亮推演出“诸葛八阵”；西晋名将马隆作《八阵总述》，《晋书》载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足见八阵并非传说，乃是战争中的利器。“握奇八阵”由“天”、“地”、“风”、“云”、“龙飞”、“鸟翔”、“虎翼”、“蛇蟠”八个阵法组成，“天”、“地”、“风”、“云”为四正，“龙飞”、“鸟翔”、“虎翼”、“蛇蟠”为四奇，大将居中指挥。这既符合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阵型结构又与古之孙膑“八阵”、三阵相合。而且，无论是名字还是用法，都没有阴阳之说的痕迹。古今学者对“握奇八阵”、“诸葛八阵”的分析尤多，当代学者陈亚如的《“握奇”经义与八阵原理》，李伯勋的《古代八阵渊流及诸葛亮八阵考略》，邱剑敏的《诸葛亮八阵图的作战布阵原则》等文章珠玉在前，本文便不再花费过多笔墨。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李靖参照诸葛八阵创造了“六花阵”，将过去的九军八阵简化为七军六阵。同时代李筌《太白阴经·阵图》仅推演握奇八阵，并无创新。

宋人对阵法的记录多了起来，《武经总要》中除了有宋朝的平戎万全阵、本朝八阵、大朝常用阵制外，还记录并推演了握奇八阵、诸葛八阵、李靖六花阵、裴子阵法，不出乎八阵与五阵。《虎钤经》也记有握奇八阵图，另有许洞自己设计的飞鹗、长虹、重霞、八卦四阵。

以上即为笔者对明代之前阵图发展的简单梳理，总的来说，五营八阵之法是自古以来兵家阵法理论的主流，在战争实践中或有三阵、五阵的应用。再将赵本学所演阵法与之一一对比，一些阵法不见于史籍，或者一些阵法只是有名无实，因此赵氏托古造伪的嫌疑更大了，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利用古人增加其阵法理论的“神圣性”和历史“权威性”，让古人为他“以《易》演兵”的行为背书。

例如《韬钤內篇》所演第二阵“师卦阵”，赵氏称：“师卦之阵，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观积卒之宿而得。”事实上，伏羲为上古传说，难以考究其人是否真实存在，而且师卦阵也不见于明代以前任何典籍。赵氏以八卦中的坤、坎二卦作为“设计”此阵的理论依据，更加证明了他试图以《易》构建阵法理论体系、以上古传说人物增强其“神圣性”的意图。还有赵氏所演“五行三才阵”，以《六韬》中的“天阵”、“地阵”、“人阵”为蓝本，此三阵的阵型笔者已在上文中探讨过，原理为五营八阵之法，具体如何操作不得而知。赵氏则以五行附会五营，以金木水火土五阵取代五营，金木水火土五阵（营）又为三才阵（即三阵），如图1所示。其他如“乘之之阵”、“象棋之阵”等，不外乎如是，不一而足。总而言之，赵本学通过个人创造或自由补充的方式托古造伪，帮助他构建了完整的“易学阵法理论体系”，在阵法神秘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2.以《易》学理论解释阵法

以《易》学理论解释阵法，以赵本学最为突出。然而在赵之前，龙正《八阵合变图说》推演诸葛八阵亦不乏《易》学的痕迹。龙正虽然按逻辑推演八阵，并且在实战中取得成效，但是他也没有摆脱裴绪、李筌以来的兵阴阳思想，认为八阵与八卦等玄学因素有关：“推演八阵始于队伍而成营阵。伍者，五行生成之数也；阵者，八卦之象也；游兵者，二十四气之数也。所以五人为伍，十伍为一队，加五旗，而军五十有五，终于生成之数也。”

赵本学做研究的宗旨本就是以《易》学理论解释阵法，“学按：古阵法，伏羲易象为之宗……”。学生俞大猷也称：“猷读先师所授韬钤内外篇者有年，领其大旨，知其无一不根于易者……穷乎先天、后天之卦，河图、洛书之数……”万历朝的直隶监察御史吴允中对赵氏兵学的概括最为精炼：“其旨以易为宗，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先天后天互作体用。”不难发现，赵氏兵学的几大参考系为《易》、河图、洛书与八卦。

赵本学首用《易》与八卦阐释的阵法是“师卦阵”。前文已经说过，“师卦阵”是赵氏托古造伪的成果，也是他立论的基础之一。赵本学利用坤卦与坎卦在玄学上的性质设计“师卦阵”，即“坤者，顺也，静也；坎者，险也，不可测也。”以卦象的动静特征来附会历代兵家提倡的“奇正”阵法理论。明人吴惟训在《兵镜》一书中继续阐发为：“布四坎于中以为贞……布八坤于外以为悔……”《登坛必究》则直接说“师卦阵”出自《易经》。参考赵氏所作师卦阵图（图2、图3），也能轻易发现这一点。

赵本学还用八卦与河图洛书解释“乘之之阵”。值得注意的是，赵本学从此阵开始，将河图与八卦结合起来，而且奠定了之后他解释八阵的理论基调。赵本学称“乘之之阵”是齐国孙武子所作，“其用一出于易，盖河图后天之数，太极居中而周为四层，伏羲方圆则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纵一横，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阵纪》亦云：“齐孙武……取河洛经纬之义，八八相乘，为六十四，奇正分合……”也就是说，该阵有八横八纵，各横各综对应八卦中的一卦（参见图4）；纵横交错，则有64个交点，正好对应六十四卦（参见图5）。

定好了六十四卦各卦的位置，赵本学由此得出阵法与《易》相契合的重要结论：

……分作四层看。第一层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谓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也；第二层四隅，艮、兑、咸、损四卦，所谓山泽通气，损咸见义也；第三层四隅为坎、离、既济、未济四卦，所谓水火相射，既济未济是也；其最里一层，为震、巽、怕、益四卦，所谓风雷相薄，怕益起意。

究其阵图，也是附会八卦、河图而作（参见图6、图7），不分奇正，难以看出实用价值，不过对于赵氏构建易学兵法理论而言至关重要。

同理的还有赵氏杜撰的“象棋阵”（参见图8），所谓“与孙子乘之之阵无不□合焉”，参考阵图一目了然，故不再赘述。

图8 象棋六十四阵为内外四层图

八阵是赵本学推演阵法的重点，八阵本就合乎八卦之数。历代八阵颇多，赵本学先从最早的黄帝握奇八阵入手。赵氏收录的《黄帝握奇经》出处不可考，而流传至今世的只有佚名《握奇经》，内容与赵氏的记录大不相同，其难以当做信史，云：“《黄帝握奇经》曰：‘纵布二天，二天次之纵布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纵布四云起天地之四维，纵布天冲居其左右，纵布天衡居其前后，纵布地轴居其中央。’”赵本学的推演可见图9。其原理是“其阵观于易象而为形，其布列本于先天对待而起数。”赵氏采用了上文孙武子乘之之阵的原理对握奇八阵进行推演：“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泽通气，故次布兑而艮；雷风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离而坎。”因此天阵、地阵附会上“乾坤定位”，风阵、云阵附会上“山泽通气”、“风雷相薄”，天衡阵、地轴阵附会上“卯酉相射”，即“水火相射”。俞大猷的注解更进一步：“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役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河图之数，一二三四五为奇，六七八九十为正……”然参照当今学者依照《握奇经》对握奇八阵的复原推演（陈亚如《<握奇>经义与八阵原理》，参见图10），可知赵本学为附会《大易吟》而失八阵阵法的精髓。

赵本学对诸葛八阵的解释相对更易理解，因此影响也更大。他说：

孔明……则文王后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阵；西南坤卦也，曰地阵；东南巽卦也，曰风阵；东北艮卦也，曰云阵，取艮为雾也；东方青龙之兽也，曰龙阵；西方白虎之兽也，曰虎阵；南方朱雀之兽也，曰鸟阵；北方玄武之兽也，曰蛇阵；中为中军阵，太极之位也。

值得注意的是，赵本学在推演握奇八阵时参考的是先天八卦，推演诸葛八阵时则参考了后天八卦，因此虽同为八阵，实则各阵位置有所变化。另一方面，赵本学在诸葛八阵上并未借鉴先前《大易吟》中的理论，而是采用更为直观的四卦卦象与四象，也许是因为诸葛八阵分“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名字简单直接，易于附会，才无需像解释握奇八阵一样大费周章吧。

后来俞大猷对老师赵本学的理论进行抽象概括与发散，著有《俞大猷赵本学阵法发微四章》。第一章就其师所演的握奇八阵与诸葛八阵进一步探讨，强调了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洛书与阵法的关系，总结为“夫圣贤制阵之理，与河图、洛书相为表里，与八卦、九章相为经纬，此所以妙也。”第二章论九军阵制，则附以天文谶纬之说：“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数之所自出如此，故洛书之数……而为九……河图之数……亦为九……”第三章从《易》出发，论述卦辞与布阵的关系；第四章从阴阳出发，论述奇正，仍以河图、八卦为工具。总而言之，赵本学首发议论，俞大猷补充完善，师徒二人构建其了以《易》学释兵法的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3.以五行理论解释阵法

（1）五行与三阵

以五行附会五阵之说，发端于唐宋，明代兵学家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明人不单从理论上完善五行五阵说，还要从历史入手，构建起贯穿古今的兵阴阳逻辑。

然而追溯到春秋时期，后世通行的五军、八军或九军建制尚未出现，只有三军建制，因此明人不得不将五行删减以附会三军阵法。例如吴王阖闾的军队，《左传》记载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国军队分中、左、右三军，赵本学推演鸡父之阵，称“中军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旗甲朱羽之矰……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然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并无此记载。何良臣也未考证，直接引用了赵本学的说法，并评论道：“以白为中，以赤为左，以黑为右，惟取相生之义……”他认为吴军军容为白、赤、黑是遵循五行生克原理，然而金、火、水三者相克关系多于相生关系，何氏的说法未免过于生搬硬套。

（2）五行与五阵

明代兵学家一般将方阵、曲阵、圆阵、直阵、锐阵合称为“五阵”，又因为五行之数也恰好为五，于是非常自然地将五行与五阵对应了起来，多部兵书都有类似记载：

“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锐阵直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
“五阵之名曰水木火金土，五阵之形曰方圆曲直锐。”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其陈（阵）则方圆曲直锐是也。”
“太乙五阵之制曰：方圆曲直锐，以应五行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明代兵学家不仅将五阵与五行的名称联系了起来，还将五阵的操法、用法和五行生克的原理、五行与五音五色的关系等等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可以脱离战场实际需求而推演的五阵使用方法。

首先，五阵各阵与五行各行是一一对应的。所谓“方金也，圆水也，曲木也，锐火也。”也就是说“直阵为木，方阵为金，锐阵为火，曲阵为水，圆阵为土。”之所以如此，《武编》中也有符合阴阳学说的解释：“西方主金，杀气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阵法皆起于方。”

其次，五行与五方、五色的关系也可以对应到五阵上来。古代没有方便的通讯工具，为了在军阵之中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就依赖金鼓和旌旗。《武编》、《兵镜》均有记载：“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戚继光非常重视旌旗的形制与操练，所谓“九军、八阵、五行、六花皆寓其中”。因此，旌旗可以视作军阵的标志，旌旗的颜色充当了五阵与五行联系的媒介与直观表现。《武编》与《兵镜》俱记载：“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赤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这个理论还被明人用来解释唐代李靖的六花阵：“仁体东方木，用青旗；义体西方金，用白旗；礼体南方火，用赤旗；智体北方水，用黑旗；信体中方土，用黄旗。此五方五花之体也。”

不仅如此，术数也可以参与进来，《武备志》中的《太乙庙算》说明了做法：

明用兵先后及向背置阵举旗法：凡用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动为客，后应为主。如客算和利，临阵之际，宜先动兵；主算和利，临阵之际，则宜后应。出兵宜向算，如算得十六，出军宜西方（六，兑，西方也），战敌宜背，算战利东方也。置□举旗之法，取主客算得一八者属水，利用皂旗而布曲阵；三算木，利直阵、青旗；四九火，利锐阵、赤旗；二五土，利圆阵、黄旗；六七金，利方阵、白旗。如主算十六，利用方阵而举白旗也。

再次，五行有相生相克的关系，那么五阵也可以忽略战场实际需求而仅依赖其“性质”彼此克制。《兵迹》载：“阵分五行……相敌所为不论攻守，及以能克者破之，破之如金克木、木克土是也。”也就是：

敌人亲阵，必以其胜阵之。敌人为直阵，已以方阵攻之。方阵者，金阵也。敌人为兑阵，己以曲阵攻之。曲阵者，水阵也。敌人为圆阵，己以直阵攻之。直阵者，木阵也。敌人为方阵，己以兑阵攻之。兑阵者，火阵也。敌人为曲阵，己以圆阵攻之。圆阵者，土阵也。

《易范经纬》曰：五行之初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故西方之金为方阵，而方变为圆，中央之土为圆阵，而圆变为曲，北方之水为曲阵，而曲变为直，东南方之木为直阵，而直变为锐，南方之火为锐阵，而锐又变为方。五行之相克，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之克金也，故锐阵可以破方阵；金之克木也，故方阵可以破直阵；木之克土也，故直阵可以破圆阵；土之克水也，故圆阵可以破曲阵；水之克火也，故曲阵可以破锐阵。

将士们在操习五阵时，也要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多部兵书记载道：

“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举白旗而为方阵以应之，次南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北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举黄旗为圆阵……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

（3）五行与战术

除上文讨论的五行与阵法之外，五行理论还会在战术中发挥作用。虽然这与阵法并无直接关系，但兵种的调度与使用也会对军阵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需要变换阵型来配合完成军事任务。

鸳鸯阵是戚继光创造的重要阵法，一般由狼筅兵、长枪兵、刀牌（包括长牌与藤牌）兵、叉鈀兵和弓弩火枪兵五个兵种组成。各个兵种各有旗色指挥，狼筅兵为蓝旗，因为“狼筅之功在竹，属木”；长枪兵为白旗，因为“长枪之利在刃，刃属金”；长牌手、藤牌手为黄旗，因为“牌主御，故举黄旗以应之，而圆则象形也”；叉耙兵为黑旗，因为“短兵势即短险，如水之激”；弓弩火枪兵为红旗，因为“神器属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

（三）明人创造的神秘化阵法

明人不仅通过重新“阐述”古代阵法、以五行易学附会阵法的方式构建阵法神秘化的理论体系，还通过创造神秘化阵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代表有太乙阵、杂兵家六甲阵、杂兵家八门阵和演禽战法。

1.太乙阵

太乙阵可见于《韬钤外篇》、《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兵书，诸书皆云：“（太乙阵）皇朝张烨之所演也。（张烨，泉州洛阳人，永乐科举人）”张烨于姓名生平不见于史书，只知道他推演太乙阵的依据来自术数书《太乙统宗宝鉴》。之所以名为“太乙阵”，是因为“太乙者，紫微之星。术家谓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数。”太乙阵有三个，分别是太乙直阵、太乙曲阵和太乙八阵，同样用八卦附会，此处不再赘述。

太乙阵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术数内核。于是在阵法之外，主将们的行为也必须符合太乙之数。例如在出兵前，主将需要算太乙数并祭祀神灵：

筹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车骑次之，大将居中，出门无噪，宜祀。居一，一为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献，用皂帛为蓆，大将向西再拜，呪曰：“一宫太乙万神护吾三军，令敌自灭，莫之敢当。”
筹得二出兵……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献，用黄帛为蓆，大将向南再拜，呪曰：“二宫太乙万神护吾三军，令敌自败，莫之敢当。”
……
筹得九出兵，同六宫，宜祀。居九，位东南之方，青帛为蓆，呪曰：“九宫太乙万神护吾三军，令敌自溃，莫之敢当。”

出兵的方向也需要算太乙数，一则西北，二则南，三则东北，四则东，六则西，七则西南，八则北，九则东南。这可能与古代的孤虚之术有关联。

在行军时也要通过算太乙数来决定速度快慢。如果算得一至四，则缓行；如果算得六至九，则疾行；如果算得五，则需要以帛为席祭祀神灵。用帛的颜色也通过算筹决定。

《武备志》收录的“太乙庙算”中也有算筹与阵法、旗色的搭配：“……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阵而举黑旗；算得三六，宜用直阵而举青旗……”

2.杂兵家六甲阵、八门阵

杂兵家阵法仅见于《武备志》，前代兵书难以寻觅其踪迹，可能是由明人创作推演而后被茅元仪收录。《武备志》中收录杂兵家阵法颇多，有五阵、八阵、常山蛇阵、六甲阵、八门阵等等。从内容上看，水平良莠不齐，例如五阵、八阵并不附会上五行八卦，而且合乎诸葛八阵、李靖六花阵的奇正合变之法，最起码推演水平较高；六甲阵、八门阵则掺杂了宗教、术数等神秘因素。可见茅元仪笔下的“杂兵家”，并非兵学的一个流派，而是杂录各兵家著述之意。

杂兵家六甲阵分甲子旬、甲寅旬、甲辰旬、甲午旬、甲申旬、甲戌旬六营，“按子午卯酉四冲，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阵”，依据时令与敌人来向作战。如果敌人从北方或西北方来犯，且“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敌”，那我方从南方派甲辰、甲戌二营迎战；如果我方进攻，敌人坐寨防守，则选择“相生克战时日月令”来作战。

杂兵家八门阵是以诸葛八阵为蓝本，以奇门遁甲中的九星八门为材料重新创造的。因为附会以九星八门，因此伍法也“以九数为率”，九十人一排，九千人一营，行军走九十里……大将的坐向也要朝着九星的吉方，按“景、死、惊、开、休、生、伤、杜”循环十二方位，必须要做到“起居须顺天道四时之气，以借精锐于士卒，不可逆列而行也”。

3.演禽战法

“演禽战法”收录于唐顺之《武编》，前代兵书不见记载。所谓“演禽”，是一种利用星象的占卜，《明史·方伎传·周述学》云：“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山经、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风角……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馀卷，统名曰《神道大编》。”有《演禽通纂》等术数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种占卜方法“出于梵学”，与唐代《都利聿斯经本梵书》有关；《武编》同样记载：“此法传自榜葛剌彭亨倭奴诸岛者，至今两广猺獞苗寇皆效之也。”既然传自外国且不早于唐朝，那么《武编》先前说东晋刘牢之以此法平孙恩、卢循之乱则不足信，可能只是因为孙恩曾率军出海与演禽法传自海外有一定的联系而附会其说。

“演禽战法”也是以术数为核心的阵法，不过与太乙阵不同，“此法不择日，不择门，不避孤虚”，而是以巫术为作战手段，用枣木雕刻二十八宿真形随军供奉。这种制作偶像求得超自然力量相助的手段就是“厌胜之术”。“演禽战法”的阵法分天阵、地阵、人阵，三阵各兵马亦分前、后、游军，士兵持不同武器（如刀、枪、斧、叉）、道具（扇、鼓）作战，不同兵种的作战与调动组合起来一共有二十八种，以二十八宿命名。二十八种战法各有破法，亦有应对破法的举措，例如“女土蝠”战法：“……先出者泼扇鼓噪一进，彼知破法，亦泼扇而裂之踏足下……”“尾火虎”战法：“若彼知破，令军士群弃草鞋一只，投阵中……”如若要变阵，主将也需要“做法”，不同的阵型变换都有特殊的咒语。如从“女土蝠”变为“尾火虎”，主将则默念“唵吽吽咍咍咍叱叱叱”；如果从“参水猿”变为“箕水豹”，主将则默念“唵咖啰唦”九遍，同时用剑横画地面并向前跳……似斗乎两军交战不是拼杀而是斗法。

该阵法用到的厌胜术也并非枣木雕像，还有斩断的蛇、虎形盔帽、米谷、茅草、柳枝等等，不同的压物用于不同的阵法，有的是破敌之用，有的是反破“敌破我”之用。厌胜之术用于战争在明代并不少见。万历年间，李锡平清州的瑶、僮、伶及侗族之乱，《明史》记有：“……贼奔大巢，亘数里，崖壁峭绝，为重栅拒官军，镖弩矢石雨下。妇人裸体扬箕，掷牛羊犬首为厌胜。”叛军以女体、牛羊狗头为厌物。同在万历年间，李化龙平杨应龙之乱，李于《平播全书》中提到：“酋（杨应龙）用邪术，令妇人数百人排立高处，去衣执箕，向我兵扇簸，而贼锋甚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这里叛军同样使用女体为厌物，官军也非常相信这些，并采取了反制措施，用狗血破除之。崇祯二年贵阳之乱，奢崇明等叛军以三丈楼临城围攻，“用妇人、鸡犬厌胜术”。当时的贵州巡抚李澐率守军抵御,同样以厌胜术还之，“……烹彘杂斗米饭投饲鸡犬，而张虎豹皮于城楼以祓之，乃得施炮石。”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进攻开封府，“贼（李自成军）趋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上点大炮，悉倒泄。”守城将军李光壂“令僧人裸立女墙叫骂，贼炮亦倒泄。”可见明代晚期两军在战争中互相使用厌胜之术并不稀奇。

还有主将在阵前“做法”的例子，虽然出现于清代，但与“演禽战法”中主将持剑念咒的行为如出一辙。《临清寇略》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县，有名叫王伦的人设立邪教蛊惑民众，后率众反叛。官军前去围剿时，“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系王伦之弟，伪称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执小旗，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四王爷手持刀与小旗，口中念咒，竟然可以使得弹药不近身。

明人对军事神秘化的批判与挣扎

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五行八卦学说并非在明代的兵学中一统天下，相当多的兵学家对阵法神秘化的思潮予以批判。

赵本学虽然以易释阵，但他也不能接受过于怪力乱神的解释。他批评张烨：“黄帝之阵，前后左右中五军分五方而布之号为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黄帝未尝有形也，张烨之为此阵盖本于此，其失不待言矣。”批评张烨推演的太乙阵：“其书幻妄无取，张烨怪诞复以行阵之法……以数为阵，奇正无方，行列无势，其凿甚矣。”

他还认为兵学理论的神秘化也有现实考量的因素，例如他谈及六花阵：“李唐之初，番汉杂处塞内，李靖兼领其将卒，不得不教，姑设为诡道，以愚其耳目……非真有方圆曲直锐之地形，真有方圆曲直锐之阵势也。”唐顺之在《武编》中也有相同的观点：“一则教场操练虚习分合之容，无叛军难制之患；二则草莽之中奸妖倡乱用此涂塞耳目自娱。”由此可见即便是兵学神秘化的理论家，在神秘化的程度上也是有度的，并没有一条路走到黑。

当然，还有其他兵学家有更清醒的认识。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批判了当时人们对古阵法的误解，他认为当世有太多的“俗士”并不能理解古代圣人留下的遗产，因而大家认为古阵法是“杳幻不可方物”的，研究阵法的人也只不过“徒争是非于尺幅之间”，着实可悲。他直接点明了研究阵法，需要“推而精之，在乎神明；变而通之”；使用阵法需要结合实际，“量地制阵”。何良臣的批判比茅元仪更尖锐直接，他直接说：“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

《草庐经略》在“阴阳”篇中提出，所谓鬼神、禁忌、物兆之类不过是由人创造的，其转移也在于人事。《草庐经略》的作者认为，阴阳之事不过是“千军万众诳惑易生”，主将“或见怪不怪，矫凶为吉；或托鬼托神，若梦若狂”，也只是为了鼓舞人心，统御军队而已，“未有废人事而不修，信鬼神为可恃”。这与赵本学、唐顺之的观点一致。茅元仪也有类似意见，他认为阵法中的“阴阳”不过是“奇正”的另一种说法，所谓“此击则彼救，阳突而阴伏者”，并非术数或宗教中的阴阳。

《草庐经略》还批判了当时明朝军队中的迷信风潮：“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太乙辨方向之利否为趋避之指南……”作者认为这些都是虚无缥缈之事，不足为信，还举了武王伐纣、刘裕北伐、冉闵攻后赵、唐庄宗攻梁等事先占卜不吉利但仍取得成功的战例，强调军机大事终究为人事而非天命。

另外，保持理性的明代兵学家们追根溯源，同样批评了前人的神秘化理论。首当其冲的便是李筌。赵本学说：“李筌之图，求形势于法度之外，其诬武侯多矣……妄相玄惑，无一可取。”唐顺之说：“筌之八合八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茅元仪说：“唐人李筌谈兵著书尤为异说，注阴阳术数之学，以八卦起八阵……附会其说，肆为奇怪，近乎不经。”

至于旌旗的神秘化，与阵法相同，部分兵学家同样认为其有现实意义。何良臣认为旌旗颜色内涵的五行生克等理论或者刳心祭旗等行为，是为了“……多方误人，悚彼观望示致其灵，以彰我威耳，能兵之士当自识之”。采用纷繁复杂的旌旗，是为了遮蔽队伍，“使敌不得登高望我动静虚实也”，甚至还有遮蔽敌人枪弹、箭矢的功效。

可惜的是，无论保持理性的兵学家们如何努力批判阴阳学说对阵法产生的负面影响，无论兵书作者是否真正领过兵打过仗，哪怕是经受过西方思想的碰撞，都无法彻底洗去传统文化的底色，无法从兵阴阳思想中跳出来，呈现出在神秘与现实中挣扎的状态。

例如茅元仪，虽然认识到了阵法的制定和使用需要从实际出发，但仍放不下“天人合一”的想法，还是将阵法与“天道”结合起来。茅元仪认为：“天垂象，日月星辰繁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无定值，二十八宿无定次，则天亦不能摄众而失其尊……故兵之有阵，天之垂象也。”戚继光也是如此，他在著作中论及阵法、营法、行伍之法均不曾提及阴阳学说，然而在旌旗上还是透露出了端倪，逃不开五行理论的影响。

徐光启是挣扎者里最为典型的例子。徐光启曾受洗加入天主教，向多名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水利等知识，翻译过《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是明末难得的学贯东西之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他多次上疏请求练兵，后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有过练兵的经历，是军事上的务实派。徐光启著有兵书《选练条格》，也提到了五阵，他说：“古来阵法相传甚多，大率谈兵之家支离繁琐，用兵之家简易直捷。今欲求简易直捷，惟有方、圆、曲、直、锐五法也。”他将五阵的使用与地形、战场需求等客观条件结合起来，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即便如此，他仍难以逃出阴阳五行之说的窠臼。谈及五阵的排列距离时，仍然参考了传统的兵阴阳学说。《选练条格》载：

方队……相去连身六尺，号声用四，为是金数。圆队……中层相去各四尺，号声用五，为是土数。曲队……前后层相距各五尺，号声用一，为是水数。直队……纵横相去皆有五尺，号声用三，为是木数。锐队……纵横相去各四尺，号声用二，为是火数。

即便有部分兵学家们发出了理性的声音，但仍有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并不为所动。他们还是坚持军事神秘化的倾向，更愿意用玄学的逻辑来解释军事，而非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军事。天启年间的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绎就说：“予尝谓宓犠八卦皆兵符也，河图洛书皆兵数也，金木水火土皆兵资也……战阵者，阴阳之律也。”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而且保持理性的兵学家们的思想内部也是复杂的，所有人都在“实事求是”和“阴阳术数”之间摇摆，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整体上显现出挣扎拉扯的态势。

参考文献

[1]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 （明）戚继光撰，曹文明、吕颖慧校释《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

[3] （明）程子颐编纂《武备要略》，明崇祯五年刻本；

[4]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6]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版；

[7] 《后汉书》，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hhansu/hhsu_025.htm；

[8] 《晋书》，http://www.guoxuedashi.com/a/6l/116660m.html；。

[9]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0] 胡新生著《中国古代方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1] 于国庆、詹石窗著《道教与传统兵学互通关系略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