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
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当时，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不少“开发区”。可以说，1931年的沈阳工商业就已经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
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张作霖等人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等都出现在这里。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迅速发展，才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
文绣出逃，静园上下乱成一团
1931年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可照脱离协商条件。”然而,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还打了两场网球。
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于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
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借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与妹妹文珊，以及一名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驶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离婚和赈灾使溥仪成为媒体主角
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了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
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虽然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溥仪用鼻子闻了闻从东北带来的土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溥仪极其诚恳地说。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31年9月前的两个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
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当时，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人就是佟济煦。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着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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