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先后四次任北宋宰相,任期达17年,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被贬后最终饿死在潭州崇教寺。今天历史百科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蔡京初入仕途就展示出无复廉耻的为官德操。蔡京和弟弟蔡卞同年登科,他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这时他坚决拥护新法,再加上政治斗争水平高超,让宰相曾布十分看重。而这样一位王安石新法的骨干人士,却在司马光秉政时,积极支持废止新法,其“极为灵活”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
其实自王安石变法始三十余年,北宋朝廷一直处于政治起伏动荡、制度频繁变动的时期,与变法相伴随的就是激烈的朋党之争,朝中大臣无不被打上了党派的烙印。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蔡京因此于绍圣元年(1094)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户部尚书。然而政治无常,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元符三年(1101)决定废绍圣绍述之政,元祐旧党趁机给新党泼脏水,蔡京、章惇、蔡卞等人被清洗出京,此时的蔡京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
但是蔡京并不慌,自己曾在杭州不舍昼夜地交好宦官童贯,在离开京城这段时间里,他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不断给徽宗吹风进言。宫内有其不遗余力结交的童贯“附语言论奏”,和福建同乡道士徐知常不断鼓吹,以至于“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简直把蔡京吹成千年难得一遇的能臣。
而徽宗本人也正在为朝中这些元祐人士头疼,他们一根筋地想让一切政策回到元祐之政,违背了徽宗“持平用中”的想法。同时,“持中用平”虽然让朝堂相安无事,却解决不了北宋财政日渐拮据的现状。在徽宗为府库空虚而担忧时,元祐一派又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导致徽宗日渐愤郁,开始厌烦起元祐党,倒向了绍述熙丰。
宫中动向传出来后,范致虚及时上奏:“陛下若欲绍述熙丰之政,非用蔡京为政不可。”之后,邓洵武进献了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将丰祐人才一分为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基本把满朝官员都列进去了;能绍述者居左,而蔡京位于左列之上。徽宗正是看了此图,才决意任用蔡京、走上绍述之路的。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
崇宁元年(1102),曾布罢相,蔡京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京城,还当上了宰相,主持改革。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于曾迫害自己被贬的政治仇敌,蔡京自然想方设法报复。他鼓动徽宗对元符三年(1101)上书言事的奏疏进行审查,撰《奸党碑》全国刻碑传布。还将元祐党人中的死者追夺官职,生者或流放或贬官,不许他们同州居住,宗室不得和他们的亲戚通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党禁。
除了排除异己,蔡京还想方设法讨好徽宗,他提倡“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极力鼓动徽宗大肆挥霍,力主修《大晟乐》、《宣和画谱》来取悦徽宗,大兴花石纲之役。蔡京和他的同党利用在苏州设置的“苏杭应奉局”,专门搜集奇花异石,无论是深沟绝壑还是百姓院户,只要有一石一木被指定为“御物”,就强取豪夺,必得乃止。这些花石经运河送往开封过程中,沿途拆屋毁墙,劳民伤财,“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蔡京如此倒行逆施,使东南财尽,社会动荡加剧,著名的宋江、方腊正是因此
蔡京这样祸国殃民却能担任近二十年宰相,其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贯穿他政治生涯的经济改革。蔡京茶法改革使宋朝茶法从前期以官府垄断收购的“交引法”,转变为将商购商销以引榷茶的合同场法。而其盐法则将海盐以官搬官卖为主的“禁榷制”,改革为官购商销的“钞引盐制”,使海盐与解盐都实现了向钞引盐制的转变。这些改革顺应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地方对茶盐之利的截留,其茶、盐法在南宋以至元、明都继续沿袭与发展。
而蔡京的钱法改革就比较荒谬了,他为了解决北宋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铜钱铸造额减少的问题,开始铸造“当十钱”和“夹锡钱”,自此私自盗铸现象便泛滥成灾,即使蔡京颁布了严苛的律令,仍然有人以身试法。同时,当十大钱的实际价值最多只相当于三文小平钱,引起了货币的不断贬值,恶钱流布,钱轻物重,人民不堪其扰。但这些搜刮民脂民膏征得的巨额财源却没有用之于民,大部分为了满足徽宗君臣奢侈腐化的生活而被挥霍掉了。
此时的北宋朝廷上层官员党同伐异,朝令夕改,下层百姓被日益严苛的赋税敲骨吸髓,种种矛盾随着金兵的不断南下而愈发尖锐。值此国难,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及其同党的罪行,与蔡京并称“六贼”中的五人被处死,蔡京也在潭州饿死,但祸国殃民的“六贼”虽受惩处,却也无法挽救北宋的命运了。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入开封,次年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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