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姜维可以称得上后三国时代最耀眼的人杰之一。在罗贯中的艺术塑造下，姜维武艺高强，智谋超群，加上过人的胆略，以至于其“九伐中原”的精彩程度完全不输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可以说这是小说家笔下极高的赞赏。
然而正史里却不是这么回事。陈寿写《三国志》替姜维立传，对他的评价并不友好：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短短一句话，直接将姜维坚持一生的北伐断言为“追名逐利”、“穷兵黩武”，其言辞之犀利，可谓毫不留情。
而与此同时，作为姜维的前任——诸葛亮五伐中原获得的评价却是“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被委婉地称为“有风度”的失败。相比之下，二人高低立见。结果如此，必是原因所致。那么，如果我们以后世人的视角来审视姜维的北伐，他究竟比诸葛亮差在了哪里？
尴尬的内政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公元261年，东吴大臣薛珝因购买战马一事奉命出使蜀汉。归来后，吴主孙休问及当今蜀汉国情，他回答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
大意是：主上暗弱而不知道臣子的过错，臣子也苟且着得过且过，朝堂上没有一句正直的谏言，田野间却满是饥饿的农民。这句来自盟国使臣的答话，因其具备的客观真实性，历来被当作蜀汉后主刘禅主政时期昏庸无能的证据之一。但其实从北伐角度看，这也恰恰暴露出了姜维北伐的第一个问题——内部混乱。
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朝政上。在诸葛亮时代，蜀汉的朝政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高效廉明。由于刘备去世前赋予了诸葛亮“君可自取”的政治遗嘱和诸葛亮本人多年来早已积累下的权威，受托孤之命后，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势可谓说一不二。
而他利用这份优势，快速建立了蜀汉最初的朝局：以蒋琬、董允、郭攸之、费祎等为主的优质官员在成都理政，将军向宠等掌管中央禁军，尚书令李严率军把守江州防范东吴，自己则率主力屯田汉中，伺机北伐。这种分工明确、军政结合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蜀汉朝政的高效率运作，故而十分有利于诸葛亮的对外战争。
而到了姜维时期，这种“高效廉明”的朝政格局很快被破坏，其原因在于刘禅亲政。在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以及“嫉恶如仇”的一代贤相董允接连去世后，刘禅之前被约束的昏庸无道很快便显露了出来。
他亲自掌政后，不但肆意重用黄皓、陈袛等无能小人，又仅凭诸葛亮的名声连续提拔才能并不出彩的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此外更是随意任用朝堂之上的阿谀奉承之辈……
这种由皇帝带头的做派，引发了朝堂上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甚至互相打压的局面，后果便是直接导致了朝政的混乱不堪，继而严重影响到姜维出兵北伐的后方安稳——甚至到最后姜维本人还不得不远离成都前往沓中屯田避祸。
与此同时，朝政的混乱不堪，又自上及下地影响了蜀汉的民生基础。民生基础是发动北伐征集兵员、粮饷、器械的直接来源。在诸葛亮时代，由于蜀汉朝政的高效廉明，各地的官员严格执行朝廷的诏令，“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
大多数时候，诸葛亮通过促进蜀地农业、水利、丝织业等发展，使整个蜀汉的民生基础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以保证北伐战争具备良好的兵员补充、粮饷供给。
然而进入到姜维时期，情况再一次类似。由于皇帝昏庸，朝政昏暗，各地官员大多换成了压榨百姓的无能之辈。在他们的治理下，整个蜀地成了“经其野民有菜色”，人口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民生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这些，自然而然影响到了姜维北伐时筹措兵员、粮饷、器械等，军队的战斗力变得大不如前。
因此，在后方不稳以及军队素质下降的情况下，姜维发动的北伐往往虎头蛇尾，甚至会出现大败而归的时候，相比诸葛亮时众志成城、兵精粮足的北伐，便已然输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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