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梳理明代的重要文学家及其作品！

1.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金华）人，早年师事古文家柳贯、黄溍、吴莱，并为理学流派金华学派的正宗传人。宋濂被人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卷一二八《宋濂传》），在明代庙堂文化建设中起到特殊作用，《明史》说：“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卷一二八《宋濂传》）。

他力主宗经，祖述朱学， 表现出强烈的正统意识。《文原》强调“余所谓文章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文说赠王生黼》：“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宋濂在明初庙堂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写了大量朝贺、宸游、台阁应酬之作，同时编修国史、宝训，为名公贵戚撰写墓志碑文。代表作如《进大明律表》《平江汉颂》《见山楼记》《阁江楼记》等。后者最为有名，是一篇奉旨所撰的文章，在叙写登楼阅览之中歌颂朱元璋定鼎金陵、一统天下的功业。歌颂功德中寄寓规劝讽谕，纡余委备而又文达理畅，既庄重典雅又委婉含蓄，创造出雍容华贵的境界，是一篇得体的台阁应制之文，体现了宋濂文道合一、醇深演迤的散文风貌。

他在元末的创作与明初不同，特别是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如《秦士录》写道士邓弼磊落的性格和坎坷的命运，酒楼戏弄冯、萧二生和东门挥剑砍马等场面，更是铺叙张扬，奇气四溢。《王冕传》则多侧面展示王冕亦狂亦狷的奇士风采。《李疑传》和《杜小环传》表现两个下层人物赈济病贫、舍己为人的侠义品德。《竹溪逸民传》描写一个脱俗的高士，别具风韵。《记李歌》记述一个生于娼门的少女李歌，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散文风格多样，如《送东阳马生序》有感而发，不假说教，寓理于事，以事明理，风格温厚和平，语言质朴简洁，明白流畅。写景散文如《桃花涧修楔诗序》《环翠亭记》，描绘风景，清新秀丽。

2.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是元至顺年间进士，因受排挤而去官归隐。后为朱元璋征召，参与机要， 佐命出政。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辞官归乡，后为胡惟庸毒死。有《诚意伯文集》。

在刘基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乱世的苦闷与悲愤和救世补天的责任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仕于元，后又仕于明。故明末的人说他非爱功名，其意实以救民为主。刘基身上的儒家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坚决地反对“诗贵自适”的文学观，反对吟弄花月、诗酒自娱、清虚浮靡的风气，倡导伤时忧愤、美戒讽刺的变风变雅。这种论点强化了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感和责任感。

他之所以能够在元末明初文坛上独树一帜，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文具有感时忧世的思想内涵和沉郁顿挫的文学风格。如他元未被排挤羁管绍兴时写的《癸巳正月杭州作》，以及作于明初的《旅兴》五十首，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揭露元军中苦乐不均，直指统治者。或关注统治者横征暴敛，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入明后写的《二鬼》诗，表现了他在新朝政治下的苦闷。

在这种形势下，他的创作有所转变，由力倡“变风变雅”而为“理昌气明”。刘基写于元末的讽谕性杂文，集中在《郁离子》一书中，第一篇《郁离子谓执政》针对元代用人弊端发表看法，《穆天子得八骏》等也有此针对性。《卖柑者言》则揭露统治者的腐朽本质。著名的《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本诸《庄子》和《列子》，而旨意有所不同，意在告诫统治者：如果以术使民而无道揆，则民一旦觉悟，就会起而反叛。此外，《松风阁记》《活水源记》亦为世所称。

3.高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号青丘子。明初召修《元史》，书成，授户部侍郎，力辞不受。洪武七年（1374），因苏州知府魏观事触怒朱元璋，被腰斩于南京，年仅三十九岁。有《高青丘集》。

高启在明初革新元代诗风、开启明代诗风方面有其重要贡献。杨慎说他“首开大雅”（《升庵诗话》卷七），四库馆臣以为“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者，启实为有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在理论上，他提出了格、意、趣的要旨：“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独庵集序》）倡导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浑然自成。这种主张比较倾向于古典主义美学理论，所以他的诗歌追求雄健浑雅的境界。如写于明初的杰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四句一转韵，七言之中杂以三言九言，错落有致，气势酣畅而又跌宕多姿，纵横恣肆而又意境浑成。写于元末的《青丘子歌》，以浪漫的笔调，刻画了谪仙式的自我形象，奇思妙想，笔墨酣畅，音节铿锵，诗句错落，使人有美不胜收之感。高启诸体皆长，全面摹拟古人诗体，兼有古人的各种长处，同时又能在摹拟中有自身的精神意象。开启明代诗人重视诗体之全的传统。

4.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今属浙江）人。洪武间为汉中府教授，为蜀献王世子师。建文帝时，为侍讲学士，朱棣入南京，命他起草继位诏书，不从被杀，宗族亲友坐诛者数百人。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劝成祖不要杀他，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卷一四一）。有《逊志斋集》。

方孝孺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扶天理，遏人欲”（《后正统论》）主张，维护道统与文统的纯正性。有志于道，上欲“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无穷，续周统于既绝”，下欲“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奥，以诏来世”。（《与王德修书》）当这种思想与现实相激荡，就产生了毅然以道自命的精神力量和鄙视世俗的斗争精神。《吴士》直接表现他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通过写巫的心理变化来刻画丑恶的灵魂，揭露元末明初社会上浮夸之徒的劣根性。《蚊对》从异类相食引申到 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他的诗歌充满独立人格美与阔大境界，又兼具洒脱超然和崇高并存的高古之境。

5.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进士出身，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有《怀麓堂集》。他在朝五十年，入内阁十八年，天下文士尽趋其门，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茶陵诗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早期台阁正统束缚，但总体上仍属于台阁文学。他们依然强调文章与德行的关系，追求和平雅正的风格。李东阳论诗，崇唐黜宋，力主宗法杜甫。追求和平醇粹的诗文风格。李东阳对文学特别是诗歌自身的审美特征和要求进行探讨，更重视诗文的形式、声律，强调“诗文之别”：“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春雨堂稿序》）反对诗的理化与俗化，因而贬黜宋诗，认为“宋人于诗无所得”，“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怀麓堂诗话》）

6.文征明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科举失意，嘉靖初征为翰林待诏，不久便致仕回到苏州。他诗书画兼长，并不刻意为诗，其诗情思娴静温柔，笔致灵动细润，诗风婉丽，和谐清淡。

7.唐寅

唐寅（1470—1524），字伯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一般并不将他视为重要诗人，主要是因为他的诗过于俚俗，语意浮薄显豁。《落花诗》《花月诗》《漫兴》《警世》都表现了特殊的人生况味。抒情诗《桃花庵歌》最为有名。他的作品在愤世嫉俗之中呈现出忧怨之美，不无怨愤之气。同时，作品又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飘逸之美。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8.归有光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他的文章致力于描写日常生 活，处处渗透着王阳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传习录》中）的精神，为明中叶的雅文学开辟出一条理性化与生活化协调发展的道路。《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尚书别解序》是其代表作。这些文章，表现人伦亲情中纯真自然之美，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结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语淡而情长，言浅而意深。

9.丘濬

丘濬（1420—1495），字仲深，广东琼山人。丘濬善诗文，曾有“诗文满天下”之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其“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现有诗文集《琼台会稿》，存诗千首。丘濬著述丰富，仅剧作就有《投笔记》《罗囊记》《举鼎记》《龙泉记》和《五伦全备记》等，其中以《五伦全备记》最广为人知，17世纪即流传至朝鲜，影响深远。丘濬认为，“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

《五伦全备记》主人公是伍伦全、伍伦备兄弟。作者通过伍氏兄弟恪守礼教，一门向善最后得登仙籍的遭际，表达了作者对于礼教伦理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心忽惕然”。剧中许多唱词说白充满封建说教意味，第三出里四支【金字经】甚至全用《论语》的句子写成，所以王世贞评价为“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徐复祚又说“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

10.朱有燉

明初最负盛名的杂剧作家是朱有燉（1379—1439），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周定王朱橚长子。朱有燉号诚斋，又署锦窠道人、梁园道人、老狂生、全阳翁等。因卓有声誉，为朝廷所忌，故寄情声乐以韬晦避世。朱有燉喜吟咏，工法书，精绘事，尤善度曲，诗文有《诚斋集》，现存杂剧三十一种，又有散曲集《诚斋乐府》。

朱有燉的剧作，在内容上以升平宴乐、神仙道化、风花雪月为主，主旨是歌颂太平之世。此外，还有“水浒”人物故事的作品《豹子和尚自还俗》和《黑旋风仗义疏财》，作者自称是“以适闲中之趣”“为佐尊之一笑”。他还在《关云长义勇辞金》中塑造了一个忠 义英勇兼具的关公形象。朱有燉的剧作，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后世曾有“齐唱宪王新乐府”“唱彻宪王新乐府”的记载。

11.康海

康海（1475—1541），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沜东渔父，别署浒西山人，西安府武功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后因名列掌权宦官刘瑾之党而免官。康海此后自称“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又言“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故而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康海精琵琶，自创家乐戏班，人称“康家班社”。

康海的著作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和散曲集《沜东乐府》。《中山狼》全称《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是根据明人马中锡的寓言小说《中山狼传》改编而成，情节基本一致。作品一再流露作者对当政者的不满。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说：“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 么？”词锋显然是有所指的，旨在鞭笞世上负恩之人。

12.王九思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王九思的著作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以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杂剧《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描写安史之乱后，杜甫在春天闲游长安的见闻，剧中借杜子美之口，痛责李林甫祸国害民之举，揭露“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浮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形象实际上是作者的化身，他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剧中李林甫乃影射当时宰相李东阳。作者因为这一影射之笔，未能再受朝廷征召起用。

13.徐渭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别署田水月、柿叶翁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徐渭在诗文、戏曲、书画等领域皆造诣非凡。但孤高自许，科举屡试不中。徐渭生性放纵，藐视礼法，潜心道禅，与世俗格格不入。在诗歌上，当时复古之风正盛，徐渭对此深有不满，给予尖锐批评。他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著作有《徐文长集》。

徐渭戏曲代表作是《四声猿》，又有《南词叙录》，为南戏研究的理论著作。《四声猿》是四部短剧的合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玉禅师翠乡一梦》。《四声猿》的取名应取自巴东三峡民谣“猿鸣三声泪沾裳”，意思是猿鸣三声足以堕泪，何况四声。《狂鼓史渔阳三弄》，又称《阴骂曹》，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创作，写祢衡阴间击鼓痛骂曹操的故事。作者写他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一声声霹雳卷黄沙，将曹操的罪行一一数落，实际指向的是当权者严嵩。《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雌木兰替父从军，女 状元文章出众，作者充分肯定了女子的勇气与才华。《玉禅师翠乡一梦》本民间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写玉通和尚持戒不坚，致被临安府尹柳宣教设计破戒，他出于报复心理转世投胎为柳家女儿的故事。《南词叙录》对南戏的源流、风格、音律和作家、作品都有精到 的分析，是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南戏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徐渭倡 导“本色”，认为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身份，使用口语，不避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

14.李开先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后因不满朝政，抨击权臣而罢官，归居田园。居家近三十年，广藏词曲书画，宏富一方，并作有《闲居集》十二卷，其中诗词四卷、文章八卷。此外，有散曲集《中麓小令》，又有杂剧、传奇多种，并曾编订《改定元贤传奇》。他提倡自然真情，反对一味模拟，所以非常推崇民歌，认为 “真诗只在民间”，先后编刻《烟霞小稿》《傍妆台小令》等民歌集。

在文学思想上，李开先认为“情足以感人”，提倡本色和真情，认为戏曲语言“俗雅俱备”“明白而不难知”。现传剧作有《宝剑记》，改编自水浒故事，写北宋禁军教头林冲上疏弹劾奸臣童贯、高俅，被高俅以借看宝剑为名，设计陷害，逼上梁山，最后仍受招安，同被高衙内迫害的妻子张贞娘团圆。作者将林冲受到诬陷，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改写为朝廷招安之后夫妻团圆、升官受封的传统故事结局，借此表达“诛谗佞、表忠良”的主旨。

15.梁辰鱼和《浣纱记》

梁辰鱼 （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仇池外史。资貌甚伟，平生风流跌宕，慷慨任侠，善度曲，足迹遍吴楚，科举却不得意。他编写了第一部昆山腔传奇剧目《浣纱记》，开拓了以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模式，引发文人争相撰写昆山腔传奇，艺人演出也随之增多。梁辰鱼的 《浣纱记》取材于《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以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为背景，通过西施、范蠡之离合，反衬吴、越两国之兴亡，借史实以抒情抱。当然，《浣纱记》最大的价值还在唱腔上，它恪守昆山腔新声，音调柔美。它率先将水磨调用于舞台演出，作为一部最早采用经过魏良辅改进的昆山腔演唱的传奇戏，《浣纱记》对昆山腔的传布起到很大作用。

16.汤显祖和《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是明代杰出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天资聪颖，卓尔不群。年方弱冠，就已经饱读五经、诸史、诗书，精通歌行、乐府、五七言诗。此外，他还旁涉天官、地理、医药、卜筮，可谓通才。

明朝末年，国势日趋衰微，理学占据思想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汤显祖的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等前后七子倡导的复古之风大行其道。汤显祖却认为，汉宋文章，各异其趣，所以今人的创作不必一味摹写前朝，墨守成规，而应该推陈出新。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意在冲破明末程朱学说的刻板教条，在“理” “性”“道”的钳制中别出新声，独树一帜。他认为文章之妙在于 “自然灵气”，“词以立意为宗”，“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这些主张，得到袁宏道的赞许，后者称他“脱尽今日文人蹊径”。汤显祖的创作，绮丽清新、字字珠玑，当得起“当行本色”四字。

《牡丹亭》是汤显祖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品。闺阁妙龄少女杜丽娘、名门翩翩公子柳梦梅，二人因梦生情，花园叙情，人鬼通情，朝堂定情。这个对“情定胜天”进行极致阐释的故事，在明、清两代曾以情节奇幻瑰丽、文词典雅蕴藉广受称道。“传奇”之盛，因其“传”奇幻之事，奇艳之辞。《牡丹亭》的情节想落天外，又能不落入愈造愈幻、一味猎奇的窠臼，“无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却无一不合乎人情之中”。也就是说，虽然杜丽娘为情而死，亦为情复生，具有某种超自然、超现实的色彩，但是整个故事却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上的。丽娘白日春困、私游花园，只不过稍一逾矩，便遭来父母的痛斥。她与柳梦梅之情，因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生身之父斥为“妖孽之事”，必须“灭除为是”。诸此种种，都是当时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剧中杜宝、春香、陈最良等次要人物，无一不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被誉为“飞神吹气为之”。

《牡丹亭》高举“情”之大旗，后世奉其为中国妇女大胆反对封建束缚，高调追求自由解放的振聋发聩之作。广陵曾有一位叫冯小青的女子，阅读《牡丹亭》之后，感于身世，气绝而亡。临终前 作绝命诗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自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代代青年女性以生命、情感凝结而成的阅读体验，造就了《牡丹亭》的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故事，我们才有可能对她的追求产生共鸣。

除《牡丹亭》外，汤显祖还写了《紫箫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后面三种和《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

17.《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现存文献俱指罗贯中。罗贯中，生平事迹不详，相关记载异说纷纭。《三国志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为止。

《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它的结构上。小说以蜀汉的兴亡为中心，以魏、吴两方为烘托陪衬，统摄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驾驭将近一百年的三国纷争史，使之成为一个前后照应、脉络贯通的完整故事。其次，《三国志演义》特别善于描写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最后，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也有非同寻常的成就，有所谓“三绝” 之说，即曹操的奸绝、关羽的义绝、孔明的智绝。此外，刘备的仁慈长厚、张飞的粗豪善良、周瑜的机智多疑、赵云的勇武忠诚，也都写得十分生动。《三国志演义》的情节人物始终围绕蜀汉的兴亡，反映了小说 “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是在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过程中慢慢确立的，是官方思想和民间意识的融合，其核心则是儒家的仁政理想。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它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既是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又是难以逾越的巅峰。《三国志演义》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演义”一体。自它之后，历史演义小说层出不穷，《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等，从开天辟地讲起，讲遍历朝历代。《三国志演义》还规范、限制了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三国志演义》在历史小说中独领风骚，主要是因为它的题材优势。《三国志演义》难以超越，也迫使其他小说作者另辟蹊径，开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便是贴近民间，虚化正史，恣肆狂放地述说野史，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中心，形成了以《水浒传》、杨家将、说唐、说岳故事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

18.《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中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水浒传》所写的一百零八位梁山造反英雄，除主人公宋江以外，其他基本上都出于虚构。

《水浒传》的思想主题包含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它一方面写草莽英雄壮怀激烈、反抗暴政，另一方面又写他们一心渴望朝廷招安，最后还奉命征讨方腊，死伤殆尽，落得悲惨下场。思想主题上的矛盾，与小说长达几百年的成书过程有关，与不同时期传述水浒故事的社会心理有关。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水浒传》的结构不可避免地以连缀型、板块化为特点，林冲、鲁智深、武松、杨雄等人的故事均可自成单元，现代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1889—1968）讲说的《武松》就是最好的例子。《水浒传》没有贯穿中心的人物，前七十回以“逼上梁山”为主题，把各个单元自成一体的人物传奇故事串联起来，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后面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故事，则拼凑痕迹较重，叙事粗疏草率。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艺术成就是人物塑造。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小说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明快洗炼，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叙述事件还是刻画人物，寥寥几笔就能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水浒传》问世以后，为其他文艺形式改编、再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明清戏曲作品，无论是杂剧、传奇，还是连本大戏，都有以水浒故事为题材者。

19.《西游记》

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唐贞观元年（627），僧人玄奘 （602—664）只身前往天竺（今印度）求取佛经，往返数万里，历经五十余国，前后用时十七年。门徒据其口述录为《大唐西域记》，又有门徒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间穿插不少神奇传说。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很多描写可见《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还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变为猴王的开端。迟至元末，还出现了《西游记平话》，此书今佚，据《永乐大典》保存的片段来看，取经故事已基本定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 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元末明初杨讷的《西游记杂剧》六本二十四折，取经一行中加入了沙和尚、猪精和白马。《西游记》成书具有明显的拼合痕迹。作为西天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吴承恩不仅吸收了民间传说、前人文本的精华，还以天赋才力将取经故事再造为一部全新的小说杰作。他把孙悟空突出为全书的中心人物，还把许多人所熟知的神话人 物、神话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尤其是书中无处不在的幽默、讽刺笔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实属罕见。

《西游记》虚构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神魔世界，充满了神奇瑰丽的幻想。《西游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是《西游记》风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游记》的幽默诙谐，既有古代俳谐的传统，又与明中后期笑话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西游记》问世以后，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效仿者纷起。至明末，神魔小说已成为与历史演义小说并驾齐驱的小说类型，至少有十九部神魔小说作品（包括《西游记》的两种简本）刊刻发行，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三宝太监西洋记》《封神演义》《西游补》。

20.《金瓶梅》

《金瓶梅》最初以抄本流传，16世纪90年代袁宏道、袁中道、冯梦龙、沈德符（1578—1610）等著名文人开始提及这部小说。据现代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历史背景》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这一结论被学界广泛接受。《金瓶梅》的情节内容从《水浒传》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回武松杀嫂故事引出，主要描写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史。故事发生在12世纪的北宋末年，实际上是16世纪末明朝社会生活的写照。小说前二十回，确立了故事发生的基本背景，并将全书主要人物聚集在了一起。

《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金瓶梅》之前的其他三部“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题材都经过长期累积，结构上也相应地具有连缀性、板块化特点。《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对后来的世情小说、家庭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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