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世说新语》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一书的称赞，不仅如此，鲁迅更称它是”名士的教科书“。那么该书到底有何魅力值得鲁迅先生的如此褒奖？我觉得有必要从其历史中领略文化之美。

问世

《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但宋文帝刘义隆性情猜忌狠辣，即位后不久就杀了许多功臣，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任荆州刺史。但他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处在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刘义隆的责怪。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如此看来，《世说新语》的编纂成书既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也与刘义庆之他个人身世存有密切联系。

内容

《世说新语》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原本有八卷，遗失后仅存三卷。分为上卷4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9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23门：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内容褒贬不一。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但这并不影响其中的精彩，书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避世隐居却任性放纵的竹林七贤；可以了解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两大家族的文人名士；可以由衷地佩服曹植如何七步成诗，尽心观赏貌若洛神的甄宓，窥探他们之间若有若无的爱情......

艺术色彩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

清谈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其中清谈是当时极其流行的一种辩论演讲。

“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

鲁迅先生曾指出：“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当然，“清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

读《世说新语》，窥魏晋风流。志怪、志人、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无所不包，常常让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之感，令人受益匪浅。其中逸闻轶事，届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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