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清廷的腐败决定让台湾人民悲愤至极，而世界各国也因各自的利益袖手旁观，台湾也在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愤而自立自强，于1895年5月25日建立台湾民主国。同年夏初日军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现今台湾台北县贡寮乡境内）登陆，同年秋末攻下台南城，维持不到五个月的台湾民主国正式瓦解，至此全台仅剩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军还在跟日军周旋。直至11月26日六堆客家军于火烧庄（现今台湾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一役决战失利后，台湾人民抗日的乙未战争也随之终告落幕。此战从1895年5月29日日军登陆至同年11月底火烧庄战役持续近6个月，共造成台湾1.4万名士兵战死，无可计数的台湾义勇军牺牲及台湾人民无辜被屠杀。而对日本帝国军队于战役虽仅有164名的日本远征军战死，却也因为台湾的瘴疠致使日军4700名官士兵病死。“乙未战争”是一场以客家人为抗日主体的战争，当时台湾少数民族、闽南人、大陆人也都参与其中，全岛抗日。1895年年初缘由为朝鲜宗主权之争的中日甲午战争因清接近败象与积极谋和而近尾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其日本内阁早已研议，不论是战还是和都要以拿取辽东半岛与台湾作为此战争成果的打算。同年1月萨摩藩为主的日本军队和4000名陆军正规军所组成的5500名远征军积极为登陆澎湖为目标而备战，1895年3月15日该军队从广岛佐世保港秘密出港，并在3月23日清晨没遭到任何抵抗就登陆澎湖群岛。
（二）人数有步兵12营、炮兵2营、海军1营的驻澎湖清兵因为装备老旧与甲午战争失利带来的士气低迷并没有多少抵抗，期间驻澎湖厅最高主管台南府粮捕海防通判陈步梯于战役发起不久后也逃往中国大陆，因此1895年3月24日日军就以不到两天的时间占领澎湖首府马公市。澎湖一役日军死伤虽少，这段时间日军水土不服，罹患霍乱的士兵总数一千七百名，死亡则达一千名。1895年3月26日已经拿到台湾海峡战略位置和确定可轻易拿取台湾的日本在日本下关接受清朝的和议要求，1895年4月17日百般努力谋和却仍奉命以辽东半岛与台湾岛换取和平的李鸿章签下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早在此之前得知澎湖被占领消息的台湾士绅已人心惶惶，在得知被“勒占领土”消息之后部分清朝台湾官员与一些台湾士绅共同合作，于1895年5月23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原清国派驻台湾的巡抚唐景嵩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丘逢甲则为义勇军统领。1895年5月10日萨摩藩所属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被擢升为大将，并受命为台湾首任总督，负责台湾交接军政大权。同年5月24日桦山自广岛宇品港启程，准备前往台湾与清朝处理“交接台湾”事宜。从伊藤博文亲拟的《该岛接收事宜》训令信件显示日本的原本接收台湾态度为：令清朝兵员尽速离台并于撤离之前全数缴械，并要求清朝官员和平移交公务文件。
（三）不过于启程前的5月21日桦山得知台湾部分官民积极备战后心知和平接收台湾已不可能，于是随即派常备舰队赴冲绳监视台湾敌情。他更指派驻于旅顺大连，本预计攻击北京的近卫军团转进台湾。近卫师团是日本天皇亲卫军，团长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军团其中的7000余名兵力在1895年5月27日与桦山总督于冲绳会合后5月29日遵照桦山“登澳底，攻基隆，占台北城”指示登陆澳底，并在遭到小幅度抵抗中于6月3日下午攻取基隆制高点狮球岭炮台，6月11日因鹿港商人辜显荣之助进驻台北。6月初起近卫兵团则将没参加任何战斗，自行聚集于淡水的数千名原清国兵士，分数梯次遣返回中国大陆。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芳与台湾总督桦山在日舰横滨号完成台湾交接，不久基隆被日军攻陷的台湾民主国，内部发生纷乱。华兵广勇多不能战，而该国总统唐景嵩与统领丘逢甲分别乔装与卷款逃离台湾前往厦门（部分文献称丘氏挟带军饷10万两），至此乙未战争胜败之势渐趋明朗。1895年5月29日至1895年6月18日止此战争的两方正规军交战告一段落，此阶段清兵及台湾民主国辖下兵勇共3000名余名正规军参与战役，战死者不下200人。日军因为装备新颖，实际伤亡并不多，其中实际参加战役的4000余名近卫军团中死亡只有7名、受伤者25名。
（四）不过这段时间内日军水土不服，因为霍乱疟疾死亡者远比这阵亡的这数字多很多。1895年6月14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基隆乘火车入台北大稻埕（但事实上铁路因战乱已近不堪使用，行驶数里后即遣夫后推），6月17日桦山总督于设于清国原“布政使衙门”的总督府举行台湾“始政式”。始政式后1895年6月19日近卫师团派出拥有数千名的“混成支队”下攻桃园、新竹，本以为会如之前战况顺利，但是在6月22日前锋部队占领新竹城前后却意外遭到此区域台籍客家人的游击式的“壮烈反抗”。1895年6月24日至6月26日以胡嘉猷、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为首的客籍义勇军首先在平镇、湖口、龙潭间伏击日军，获得某些进展。随后于7月9日在新竹城制高点十八尖山与近卫师团展开激战，因为兵力装备悬殊及军士素质参差不齐，在姜绍祖战死后吴汤兴领导的客籍义勇军于7月23日退居苗栗。1895年8月8日从日本获得增援兵力的近卫师团，由北白川宫能久亲自领军，直指北台湾与中台湾的孔道城镇—苗栗。在猛烈炮击苗栗尖笔山歼灭200名台湾民主国兵士后该师团随即于8月14日进占苗栗，自此台湾民主国以客家人为主的北台湾反抗终告结束。这阶段台湾民主国除了台籍客家人主要游击力量之外亦有以苏力、苏俊、陈小埤为主的三角涌义勇军，他们在台北附近对日军的后勤与军夫部队展开一连串袭击。
（五）1985年7月12日近卫师团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率领运粮船队在三角涌隆恩埔附近遭到三角涌义勇军的攻击，全军覆没。也因这些反抗让本来以“军事目标”为主的总督府与其日军在“良、匪难辨”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下旬开始在桃园、中坜甚至大汉溪流域实施“无差别扫荡”的焚村与杀害平民事件。1895年8月23日日军的近卫师团进占台中南部的大肚市街，吴汤兴、徐骧、黎景嵩会合吴彭年、严云龙率领的“黑旗军”共数千名兵士除据彰化城。台湾民主国方面另有400名兵士利用彰化八卦山炮台，首度使用重武器的大炮炮击进驻于大肚溪对岸的近卫师团。1895年8月27日日军开始零星炮击八卦山。于29日半夜发动进攻，历经八小时后29日上午八时日军宣告胜利。这是乙未战争最大的正面会战，此称八卦山之役。此战役台湾民主国统领吴汤兴、将领徐骧、吴彭年、严云龙皆力战阵亡，首因瘴疠造成日本近卫师团的严重死伤，又因加上台湾民主国新任总统刘永福坐镇台南凤山间的威胁，日军再增派援军第二师团及混成第四旅团分别于台湾最南端阿猴枋寮与嘉义布袋嘴登陆。经过稍作歇息后上列两支援军加上近卫师团，1895年10月3日日军开始分别于三方向进占台湾南部各城，其中近卫师团在浊水溪遭到简义率领的民兵攻击，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盐水遭到义勇军的袭击。
（六）第二师团于进攻南部据点打狗、凤山时也在茄苳脚及该两城巷战中遇到小部份抗拒，且造成百名兵士伤亡，在此阶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与山根信成少将也接连因为热病相继弃世。乙未战争诸多战事中除八卦山之役之外以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义勇军抗日活动最具规模，在台湾南部六堆客家义勇军总共与日本军队发生2次大规模战役，一为步月楼战役，另一为火烧庄战役。1895年10月11日由日本乃木希典大将率领的台湾远征军第二师团（7930人）从枋寮登陆往东港行进，沿途虽有台湾民主国所属正统军零星抵抗，直至行经茄苳脚（现今屏东县佳冬乡）遇到由左堆总理萧光明带领的六堆客家义勇军之左堆军才真正受到剧烈战斗。此冲突也是该军团首遇激烈战役，此役即为步月楼战役，此役为台湾南部六堆客家义勇军与日军发生之首次大规模战役。于茄苳脚巷战中六堆客家义勇军左堆军因不敌日军的武力优势，最后以茄苳脚的萧家古厝步月楼为最后防线奋勇抗日，但因六堆客家义勇军之左堆军等不到六堆客家义勇军其他各堆客家军支援之前，即不敌日军强势武力也孤军奋战直至10月12日丑时，日军攻陷茄苳脚，步月楼战役终告结束。
（七）在于步月楼战役结束之后日军第二师团为免六堆客家军其他各堆军的侵扰，而耽误日军包抄台南城（现今台湾台南市）之日程计划，故留下少数兵力牵制六堆客家军其他各堆军。其余大部份主力军力继续按照原定攻击行进路线（枋寮-东港-凤山城-台南城）挺进包抄台南城，并于1895年10月12日占领东港、10月16日攻陷凤山城（现今高雄市左营旧城）之后继而如日军原定计划继续北上包抄台南城。1895年10月18日日本近卫师团、第二师团与混成第四旅团皆抵达台南城近郊，形成三方包抄形势，台湾民主国第二任总统刘永福在得知台南城被三面夹攻后已知大势已去。当日军准备以两师团之兵力围攻台南城之际，1895年10月20日刘永福化妆为老妪连同20名随从由位于台南城总统行馆（位于现今台湾台南市内的大天后宫）赶至台南安平港，并先藏匿在中国籍戎克船船舱内，隔日（10月21日）随即改乘转搭英国籍商船“塞里斯轮”号弃职逃亡到厦门。在刘永福弃职逃亡后台南当地士绅便循台北模式推举英国牧师巴克礼请求日本军队和平进城协助维持秩序，10月21日日军第二师团山口素臣少将首先领军进入台南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顺利进入台南城。此情此景犹如当初进入台北城的翻版，至此台湾民主国亡。
（八）在日军进占台南城和台湾民主国亡后，1895年10月26日日本军司令部下令第二师团接替近卫师团担任大肚溪以南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师团负责台南、凤山、恒春守备队混成第四旅团负责彰化守备队。在于改由第二师团接手担任攻击守备的主力部队的2天后，10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日军近卫师团司令官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疟疾病死于台湾台南的消息（对于此日本官方对于能久亲王病死的说法，台湾父老陈述却都否认日本政府的此项说法）。11月13日日本近卫师团从台湾南部打狗港（现今高雄港）离台返日，1895年11月9日第二师团与近卫师团完成守备任务交接后因台湾南部六堆地区仍常有较大抗日活动，第二师团即命令第三旅团凤山守备队消弭台湾南部之六堆抗日势力。日本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凤山守备队于11月26日在火烧庄 （现今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遭遇到更大规模抵抗，六堆客家义勇军与日本第二师团终于爆发台湾南部第二次大规模战役，即长兴会战，也是乙未战争中客家人抗日的最后一场战役。此战役由六堆大总理邱凤扬亲率六堆客家义勇军3000余人于火烧庄奋勇血战日军1万大军至翌日午时（11月27日），六堆客家义勇军因不敌日军火烧攻势及强大武力而战败，此役全庄被日军火烧殆尽死伤惨重。
（九）此役又称火烧庄战役，也因乙未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火烧庄战役战败，台湾人民抗日的乙未战争也随之终告落幕。有关乙未战争记载因为台湾民主国的资料匮乏，史料通常来自日中两国的相关文献。在此文献中两者资料常有所出入或欠缺客观性，不过总体来说这场台湾史上最大的战役其规模与影响是难以忽略的。不算1895年3月底登陆澎湖的混成支队光是进攻台湾本岛从登陆澳底开始到同年10月完全占领台南城止，日本军就共出动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两大师团，合计3.7万人、7千头马匹，其中还不包括军夫与后勤预备部队。台湾民主国正规军也前后出动3.3万人，民间乡勇与反抗军数量则无所从估算。战争结果是日军不含军夫战死160名，病死达4600人，其中还包含领军的一亲王及一少将。而台湾方面在这场战争中不但折损不少将领，包含被日军“无差别扫荡”波及的平民，伤亡的民与兵更是难以估算。经草估至少有在1.4万人以上。由于无法台湾人民群众激烈抵抗，日本对台湾实施高压的军政，这现象迟至大正年间才有所改善。台湾自主与反日势力并没有因为战争落败后完全平息，以“保家”重于“卫国”的台湾民间反抗不但出现在1895年的反扑台北城动乱，更在后续的二十年间的日人统治下陆续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陈仪将军为在台湾受降的代表。担任降方代表的是台湾总督兼日本陆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在台湾北部中山堂举行“台湾对日本的受降典礼”，标志着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祖国版图。
（一）乙未事变又称王城事变、闵妃弑害事件，是指1895年10月8日（农历乙未年八月二十日）朝鲜王后闵氏在汉城（今首尔）景福宫被日本浪人谋杀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由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策划，并有部分朝鲜人协同参与。乙未事变的缘起是日本人谋求重振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因此暗杀亲俄排日倾向的明成皇后。事后日本虽在朝鲜重建亲日政权，但由于掩盖工作不力使事变真相披露，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朝鲜人民的反抗。俄国亦趁虚而入，激化日俄矛盾。在世界近代史上朝鲜半岛一直是各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乙未事变也是朝鲜半岛大国竞争的必然结果和重要体现。1895年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日本得以控制朝鲜。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后将原先执政的亲h的朝鲜王妃——闵妃赶下台，扶植以金弘集为首的朝鲜亲日政权，实行“甲午更张”。表面上是要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实则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着手实施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措施，朝鲜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引发俄罗斯帝国的不满，俄国早已对朝鲜垂涎三尺，而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妨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俄国开始对日本强力反弹，先是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马关条约》中清朝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然后通过其驻朝公使韦贝尔开始对朝鲜政治、经济的渗透，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对立和倾轧逐渐加剧。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成为日俄两国争夺朝鲜的前台戏，当时朝鲜虽然由亲日政权控制，但失势的闵妃并不善罢甘休。
（二）闵妃集团原来在清朝控制时期就有亲俄的倾向，比如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等。到了甲午战争中清朝势力被日本逐出朝鲜，闵妃对清朝完全失去依附的信心，又看见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对日本的威慑力便彻底投向俄国，准备引入俄罗斯的势力来牵制日本。闵妃成立贞洞俱乐部，以召开宴会为名联络和拉拢俄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驻朝公使。同时纠合朝中的反日大臣（如李范晋、李完用、朴定阳、沈相薰、安駉寿等），重新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称为“贞洞派”），伺机夺回政权。闵妃常对人说：“日本人和闵氏势不两立，就是丢失若干土地给其他国家也要报日本这个仇。俄国是世界的强国，日本不能相比，而且有保护君权的条件，可以依赖。”1895年5月闵妃利用亲日派内部金弘集和朴泳孝的不睦，支持内部大臣朴泳孝，迫使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下野。随后1895年7月6日闵妃在俄国公使韦贝尔的协助下以朴泳孝谋杀闵妃为由发动宫廷政变，解散亲日内阁，赶走朴泳孝，建立以贞洞派为核心的亲俄政府，又一次掌握政权。起初在三国干涉还辽发生和闵妃势力抬头时日本对朝鲜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怀柔政策（即“文治主义”），1895年6月4日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决议对朝鲜实施“不干涉政策”。6月7日在朝鲜的日本公使井上馨归国研究对朝政策，他在日本滞留期间做出两项重要决定都与后来的乙未事变有着莫大的关联，第一件事是赠给朝鲜300万日元，借以收买朝鲜王室。
（三）7月2日井上馨提出这项建议并极力主张，但日本朝野均不赞同，井上馨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要求通过这项建议。7月11日日本内阁终于同意井上馨所谓300万元“寄赠金”的主张，但必须付诸8月召开的临时议会讨论通过方可实行。1895年7月14日井上馨回朝鲜续任，7月21日抵达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4天后与其夫人谒见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及闵妃，骤改前态，以温言和气对遇韩人。井上馨采取“宫中政略”，给高宗进献价值6000元的礼物，井上夫人给闵妃进献价值3000元的礼物。并在高宗和闵妃面前大谈日朝友好，承诺赠与朝鲜300万元，其中100万元归王室，其余钱用于铺设京仁铁路。闵妃似乎也缓和对日本的态度，强调当年她主张对外开放和在签订《江华条约》前后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临时议会宣告取消，日本政府抛弃寄赠金的计划，井上馨的300万元承诺成了空头支票，日本在朝鲜的处境更加尴尬。这也使闵妃更加亲俄排日，继续排挤鱼允中、俞吉濬、金嘉镇等亲日大臣，还准备赦免在甲午更张时获罪的闵泳骏等闵氏族人并委以重任，甚至计划将咸镜道某港口租借给俄国。寄赠金计划的失败标志着日本对闵妃怀柔政策的彻底破产，井上馨在日本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推荐右翼军人——三浦梧楼出任朝鲜公使。
（四）三浦梧楼是一个坚定的“国权主义者”，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强硬派，同时他又是预备役陆军中将，是典型的军人作风，没有任何外交履历和朝鲜问题的经验。在日朝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被井上馨荐举为驻朝公使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是大大出人意料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吁也是三浦梧楼出任驻朝公使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浦梧楼被荐举是在朴泳孝事件发生以后的事，开始他以“本人是一名军人，不懂外交”为由推辞，其后在7月11日向政府提出对朝三条方案。要求政府选择第一是日本独自支配朝鲜，第二是日本与他国共保护朝鲜，第三是与日本与俄国分割占领朝鲜，并且他认为第一条方案“最公明正大”。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于是他又拒绝出任驻朝公使。后来他与内阁达成某种妥协，于1895年7月19日接受驻朝公使的任命，8月17日正式下达委任状。日本政府究竟采纳哪条方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乙未事变来看应该是第一条无疑。而三浦梧楼任驻朝鲜公使说明日本政府已经放弃怀柔政策，决定对闵妃采取强硬措施。300万元寄赠金和三浦梧楼出任公使都是乙未事变前夕的重要背景，这两者与乙未事变之间的关系可以从1895年9月5日井上馨向政府的一份电报中的一句话窥见：“本件（寄赠金之件）早就向朝鲜国王和王妃允诺过，如果此事得不到落实将会使后任者（三浦梧楼）无立足之地。”
（五）这句话暗示如果日本的怀柔政策破产，那么三浦梧楼将可能根据事态变化采取非常手段。而这两个举措都是井上馨做出的，甚至在三浦梧楼抵达朝鲜（9月1日）后过了17天井上馨才离开，这么长的交接时间是极不符合外交惯例的，而他走后仅过20天就发生乙未事变。所以当代韩国史学界许多学者都认为井上馨与乙未事变脱不干系，而崔文衡等韩国历史学家更是指出井上馨才是乙未事变的主谋。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来到朝鲜首都汉城接替井上馨就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赴任前就与玄洋社、熊本国权党等右翼侵略主义团体碰头，并带两个精通朝鲜问题的右翼分子赴任，他们分别是武田范之和月成光。前者曾加入间谍组织天佑侠，在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又在日韩合并时做出很大贡献；后者则是玄洋社的核心成员，也是朝鲜问题专家，参加乙未事变。三浦还带了一个右翼政客柴四郎作为幕僚前往朝鲜，此人同样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三浦赴任后拜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对闵妃说：“外臣久在武职，驱驰阵马而无功。苟无陛下召见，将终年坐赏汉城的风月。况外臣信佛，自写经文以祈世之安泰，希望净写一部观音经，以供王后陛下御览。”于是闵妃对其左右戏称三浦为“金刚山一僧”，三浦本人对外自称是佛教之“参禅僧”，每日在公使馆闭门不出，读经诵诗，“读经公使”之名也就传开。
（六）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三浦上任后便积极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采取非常手段打开朝鲜局面的问题。当时汉城的公使馆、日本新闻记者一致把俄国影响的增长归罪于闵妃，认为靠通常的外交手段已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采取非常手段，除去王室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尔的联系一刀两断。三浦梧楼也早已着眼于谋取除去这一祸根，从1895年9月20日开始谋杀闵妃的计划开始具体制订。三浦梧楼等人在策划谋杀闵妃时将这一计划称为“狐狩”，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亡命日本的朴泳孝，计划在1895年10月10日举事，暗杀闵妃，三浦的手下柴四郎和安达谦藏等人则负责四处纠集在汉城的日本浪人来作为暗杀闵妃的主力，而这些浪人（大陆浪人）基本上是玄洋社和熊本国权党等右翼团体出身。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日本人并非无赖之徒，许多还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比如冈本柳之助是日本的炮兵少佐，也是朝鲜宫内府的顾问官；国友重章是《汉城新报》主编；安达谦藏是《汉城新报》社长，后来还跻身内阁；柴四郎甚至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回国，作为撰著《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的作家声名远播。
（七）参与暗杀闵妃的其它日本人还有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日本陆军中佐兼朝鲜军部顾问楠濑幸彦、日本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等人，他们中许多人混迹朝鲜多年，所有参与者都希望能够击退俄国势力，恢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这些日本人参与者的心态可以这样描述：“俄国势力滔滔侵入朝鲜半岛的根源，实养成于宫廷中一女性闵妃一颦一笑之间。不知道可怕的东亚之祸源正培养于其处，她一心驱除日本之势力，毫不介意可怕的将来之祸。救东亚、救朝鲜的眼前唯一之捷径就是埋葬闵妃，杀掉闵妃！埋葬闵妃！这是当时留居京城（汉城）志士的呼声。”只有日本人参与杀害闵妃肯定是愚蠢的计划，必须要朝鲜人配合，一方面可以充当向导，另一方面可以替日本掩盖真相。关于这一点时三浦梧楼等主谋迅速想到闵妃的政敌——她的公公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大院君原本是一个反日派，1894年日本曾扶植他摄政，大院君却暗中准备驱逐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井上馨废掉，因此有人对与大院君联手表示异议，但三浦梧楼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联络的大院君的任务交给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和与大院君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关于大院君是否主动参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大部分史料都说大院君复仇心切欣然应允，沦为日本的工具。
（八）当时大院君在1894年11月因为反日行径暴露而被井上馨赶下台，此后隐居在汉城南郊龙山之孔德里，门可罗雀，荒草萋萋。而他的孙子李埈镕则因为杀害法务协办金鹤羽以及图谋夺取王位的嫌疑而被流放到乔桐岛（是年六月释放），闵妃重新执政后更加虐待大院君，派20名巡检严密把守孔德里别墅，以保护之名行囚禁之实。三浦梧楼正是利用大院君这种绝望的心理，以推翻闵妃集团相诱，使其就范。同时又提防大院君掌权后再次反日，因此拟出四项协议，对其软硬皆施。经过多次碰头以后，10月5日三浦派冈本柳之助前往孔德里拜见大院君，携带着拟好的四项协议，正式向大院君亮出条件。条件是：大院君辅佐国王，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金允植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任宫内府大臣；李埈镕留学日本三年。他们请求大院君出面黜退闵族、肃正宫廷，以维持朝鲜的改革。大院君看完后眉棱上喜气跃跃，甚至还在承诺书上亲笔签名。另一种说法是大院君是被迫同意的，比如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痛史》就指出：“日本人前来引诱大院君，大院君不肯者再三，终不克据义痛斥，而为彼傀儡。”据事后俄国公使韦贝尔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称大院君被日本军人绑架，直到闵妃被杀前一直处于监禁状态，也说明大院君是被挟持的。不管大院君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都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事件中日本人的傀儡。
（九）朝鲜训练队的解散成为乙未事变的导火索，井上馨走后闵妃本就轻视三浦梧楼且更加肆无忌惮，朝鲜的局面也急速朝着亲俄的方向发展。朴泳孝主政时创建新式军队“训练队”，这支队伍共有两个大队（874人）的兵力，由日本人楠濑幸彦担任教官，计划以训练队来守护宫廷。而当时的王宫卫队则一直是闵妃的嫡系部队，不肯与训练队换防。闵妃赶走朴泳孝、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于1895年7月17日将王宫卫队改编为“侍卫队”，由玄兴泽出任侍卫队联队长，美国人戴伊留任教官。闵妃还任命自己的心腹洪启薰为训练队联队长，监视训练队，而后汉城开始流传训练队将要被解散的消息。当时的警务使李允用是“贞洞派”的骨干，他为了找到解散训练队的借口从10月3日起不断挑唆手下的巡检与训练队发生冲突，互有伤亡。10月6日警务厅又散布训练队夜里要来攻击的谣言，于是闵妃以训练队多次无理攻击巡检为由，下令解散训练队。另一个传言就是闵妃不满足于排挤亲日派，还准备将金弘集等亲日派全部刺杀，将闵泳骏等外戚安插进政府，这些传闻都使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10月7日上午军部大臣安駉寿奉闵妃之命，前往日本公使馆通报朝鲜政府关于解散训练队和闵泳骏入阁这两个决定。
（十）安駉寿刚走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就来日本公使馆求援，面对朝鲜国内亲俄和亲日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局面时三浦梧楼和公使馆书记杉村濬商议，下定决心将原定于1895年10月10日的“狐狩”计划于10月8日凌晨提前付诸行动。并招来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将《入阙方略书》交给他，然后又找了安达谦藏和国友重章，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进行最后动员，终于引发一起震惊世界的国际凶杀事件——乙未事变。除了兴宣大院君外日本人早已将对闵妃不满的军部协办李周会，训练队分队长禹范善、李斗璜、李轸镐及大臣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等朝鲜亲日派一一收买，确保这些朝鲜人与日本合作杀害闵妃。三浦梧楼的计划是打着兴宣大院君的旗号，以即将被闵妃解散的朝鲜训练队为前锋入宫，以制造大院君和朝鲜训练队发动政变的假象。日军汉城守备队队长马屋原务本少佐指挥日本军守备队步兵第18大队（450人）与朝鲜训练队（800人）攻占宫门，开辟道路。然后数十名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景福宫，负责搜寻和暗杀闵妃的工作，时间定在10月8日凌晨4时30分。而浪人们在入宫前也分头行动，一路在7日晚于汉城巴城馆（柴四郎寓所）举行酒宴，宴会完毕后在国友重章的率领下直接奔赴景福宫；另一路则在汉城新报社集合，在安达谦藏的带领下，由朝鲜人李周会等充当内应，加上公使馆警部荻原秀次郎率领的日本警察的配合，前往孔德里迎大院君入宫。
（十二）日本为了掩人耳目在1895年10月6日和7日日本方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冈本柳之助和楠濑幸彦分别伪称归国而前往仁川港，由于计划从1895年10月10日提前到8日，所以三浦急命冈本和楠濑二人回汉城。其中冈本直接到孔德里引出大院君，与浪人们一起拥大院君进宫，三浦梧楼本人则静坐公使馆遥控指挥。1895年10月7日夜晚朝鲜王宫正在举行盛大的晚宴，庆贺闵泳骏复归政界，彻夜灯火通明。而日本浪人们则蠢蠢欲动，日本驻军也准备突袭王宫。1895年10月8日凌晨0时20多名日本浪人从麻浦的《汉城新报》社倾巢而出，风驰电掣般地齐聚于汉城郊外孔德里之大院君别庄，还有荻原秀次郎率领的6名穿便服的警察也来了。当时守卫大院君别庄的巡检都已入睡，于是浪人把他们迅速制服，囚禁在南屋，日本警察还夺了朝鲜巡检的衣帽伪装成朝鲜人。关于迎大院君的记载又有分歧，一般的说法是：从仁川赶来的浪人头子冈本柳之助进入里屋迎大院君，不久大院君满面喜色而出，并说：“今日之事，只在护卫而已，勿于宫中行暴举。”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并高呼“朝鲜万岁！”于是簇拥着大院君的轿子朝王宫进发，迎接过程十分顺利。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据时任日本驻汉城领事的外交官内田定槌的回忆：当时大院君非常犹豫，根本不愿从屋子里出来，一直拖延到天快亮的时候冈本动员壮士把他强行拖出来塞进轿子里，然后走向王城的。
（十三）日本官方文件也透露冈本在大院君的居室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从后面的行动时间比三浦原定计划（4时30分）推迟1个小时来看大院君拖延不出的记录是更可信的。大院君出来时已经是3时，4时30分抵达汉城西大门（敦义门），并与禹范善指挥的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汇合。谁知按计划早就应该在此等候的日军守备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原来他们搞错位置，在南大门（崇礼门）等候，直到5时许才赶到西大门汇合。这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路上开始出现行人，无不投来诧异的目光。日军守备队和朝鲜训练队在西大门整队以后同载着大院君的轿子急速向景福宫挺近，5时30分大院君一行抵达景福宫，在景福宫正门光化门前遇到国友重章率领的从巴城馆赶来的一队浪人以及骑马赶来的陆军中佐楠濑幸彦。人员全部到齐后日本人正式开始“狐狩”行动，日军大举进攻景福宫之光化门，由伪装成朝鲜人的日本警察翻墙，朝鲜的训练队联队长洪启薰和军部大臣安駉寿率侍卫队一个中队的兵力（200人）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日军击溃，洪启薰战死，安駉寿逃走。日军和浪人们冲入景福宫，这时是5时50分。此时日军的一个小分队护送大院君到康宁殿，其余人在安达谦藏和冈本柳之助的率领下直扑闵妃居住的乾清宫。乾清宫位于景福宫的后部，由长安堂、坤宁阁、玉壶楼等建筑组成，之间以走廊相连。
（十四）当时闵妃和她的丈夫高宗李熙、王太子李坧都在乾清宫中的长安堂，早些时候闵妃也得到日本人将要取她性命的风闻，询问近臣郑秉夏是否该出宫躲避。郑秉夏回答说：“日兵之入阙，欲为保护圣躬，臣已揣知，少无疑惧。”闵妃轻信他的话，便离开高宗和太子，前往自己居住的坤宁阁。日军和浪人在攻打乾清宫时侍卫队大多数四散奔逃，但仍遭到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的20名侍卫队的抵抗，不过很快被打败。日军突破乾清宫后杀向闵妃所居的坤宁阁，其间杀死前来阻挡的朝鲜宫内府大臣李耕稙。日本人在乾清宫中遇到宫女、宦官就揪住他们的头发问他们：“王妃在哪里？”他们回答不知道以后就痛打一顿，有的还被一刀毙命。一名俄国建筑技师士巴津也被日本人抓住，逼问闵妃所在之地，差点就送了命。日本浪人身着西服，在冈本柳之助一声令下“抓狐狸”以后就开始袭击殿堂内部。关于闵妃被杀的过程概括性的描述就是：日本人在乾清宫杀闵妃，然后将她的s体移到后园烧毁，具体的过程则头绪比较复杂。日本人侵入乾清宫以后闵妃化装成宫女躲起来，日本人闯入乾清宫内殿，搜遍闵妃居住的坤宁阁中的各个居室和每个角落。坤宁阁内顷刻间乱作一团，充斥着宫女们的惨叫声和日本人的咆哮声。
（十五）入侵内殿的日本人有中村楯雄、藤胜显、寺崎泰吉等人，其中一名叫中村楯雄的浪人在坤宁阁内发现一个正在躲避的女人，她就是闵妃。中村抓住闵妃的头发把她拖出来，顺手就是一刀，另一名浪人藤胜显也向闵妃一阵猛刺，杀害闵妃（一说是寺崎泰吉或田中贤道下手的）。此外还有两名美貌的宫女被当做闵妃而被害，三人被放置在一处。这时国友重章从屋内拖了个宫女出来，他左手拽着这个宫女的头发，右手用刀指着她的胸部，逼问她谁是闵妃。宫女听不懂日语，只能哀嚎。荻原等人劝阻国友的暴行，后来他们从宫女那里得知闵妃的太阳穴部位有麻痕，结果一检查三名被害者中果然有一人有麻脸，而其他两人没有，其后有数名宫女指认那人是闵妃。随后日本人在闵妃腰间发现一个麝香扑鼻的锦囊，里面装着两封闵妃以国王名义亲笔书写的国书，准备寄给俄国沙皇。当时闵妃听说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可能调任墨西哥后很着急，所以写信请求挽留韦贝尔。事后日本凶手们都得意洋洋，寺崎泰吉赋汉诗一首，写道：“宫中暗澹云深处，不斩雠敌斩美人”。藤胜显后来将自己刺杀闵妃的“肥前刀”捐给日本福冈的栉田神社，刀上写着“一瞬电光刺老狐”，神社的介绍是“斩韩王妃之刀”，这成为日本杀害闵妃的重要物证。另据韩国最新发现史料砍死闵妃的人不是浪人，而是日本陆军少尉宫本竹太郎。
（十六）欧美文献的记载提供日本杀害闵妃的更多的细节，当时英国驻朝总领事禧在明根据4名现场目击的宫女和医女的证词，于1895年10月11日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作了如下报告：“王后跑到了（坤宁阁外的）院子里，但被抓住，摔倒在地。凶手们朝王后胸口c了几脚，并挥舞日本刀反复刺向王妃。凶手为万无一失地把王后杀死，同时还杀了几名与王后长得像的宫女。此时一名医女走过来，用手帕盖住王后的脸。”当时在朝鲜的英国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曾与目击宫女交谈，她写道：“从刺客手中逃脱的王后被追上并被刺，跌了下来，好像死去，但有人说王后稍微恢复以后，她问道：‘王太子安全吗？’一个日本人跳上她的胸部并反复用刀刺向她。”上述记录显示闵妃是有所反抗的，可能是她在被日本人拖出去的过程中挣脱出来，逃到坤宁阁外的院子里，被追上抓住后才被刺死的。还被日本人c了胸部，而且她临死前还在呼唤她的儿子李坧。另一位目击者俄国人士巴津当时被日本人控制，他的证词中有这样一段：“两个日本人抓住一个宫女，把她拉出房外，将她拖在他们身后走下台阶。”这个“宫女”很可能就是闵妃。他还在现场目睹40名朝鲜训练队士兵，把武器放在地上，列队乖乖站着，日本军官看着他们，但禧在明却推测这些所谓的朝鲜士兵其实是日本人装扮的。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政府重新调查乙未事变，并由法部协办权在衡撰写报告书，于1896年5月公布。
（十七）在这份报告书中这样描述闵妃被杀过程：“日本士官令其军伍整列环围，把手阁门，以助日本刺客之搜索凶弑。于是刺客二三十名，从其头领一人之引导，挺刃突入殿堂，寻觅至密室。遇宫女辈，辄捽发殴打而寻问王后所在。刺客寻搜各房，毕竟寻出王后于稍深房里，刀刃斫下，当场被弑。裹以缎属单衾，奉安松板上，移出殿庭。”朝鲜野史《梅泉野录》记载说：“当时一个叫做小村室（当为“小川实”之误，旅朝日本人，与朝鲜王室及政府颇有往来）的日本人来到朝鲜，他的女儿非常聪慧，很受闵妃喜爱，经常把她召进宫中一起看戏听歌。三浦梧楼听说后重金收买小村女，让她在闵妃看戏时偷拍十几张闵妃照片，分给各浪人观看。日本浪人进宫以后很快就在小村女的带领下来到坤宁阁，闵妃仍在宴乐，宫中火炬通明，蝼蚁可数。日本人的行动非常顺利，闵妃逃壁衣中，倭捽之出。小村女审之，后（即闵妃）连乞命，倭众刃交下。”另外关于闵妃被杀的地点过去长期认为是玉壶楼，这是根据当时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人小早川秀雄所著的《闵后殂落事件》中小早川是在连着坤宁阁东侧的小房间——玉壶楼室内见到闵妃的尸体，所以韩国光复后认定玉壶楼是闵妃被害地。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还题写“明成皇后遭难之地”，刻在玉壶楼外的石碑上。但是日本机密文件显示闵妃被杀害的地点不是玉壶楼，而是坤宁阁和长安堂之间的院子里，这也和欧美资料吻合，而玉壶楼只是暂时停放闵妃尸体的地点。
（十八）在闯入坤宁阁、杀害闵妃的同时日本还控制朝鲜高宗和太子，当时住在乾清宫长安堂的高宗见日本人入侵，想吸引日本人注意，以便闵妃能有机会逃脱。于是便打开长安堂中所有窗户，自己站在前面，一些日本人便入侵长安堂。有个日本人还扯住高宗的肩臂，更有甚者在高宗身边开枪，还行打宫女等于御前。王太子李坧被日本人捉住，牵捽头发，脱毁其冠，拟刃迫问王后处所，而幸不被伤。高宗和太子吓得面如死灰，战战兢兢。这时冈本柳之助闯入长安堂，将早已拟好的《王后废位诏敕》丢给高宗，要高宗在上面签字，高宗拒签。随后大院君由康宁殿前往乾清宫，与高宗见面，这时是6时10分。闵妃死去时是6时，已经到了黎明。按照三浦梧楼的计划，此时他要与书记官杉村濬进宫向国王问安，而闵妃的尸体则交由日本守备队焚烧以消灭证据。他们将闵妃的尸体转移到景福宫东侧鹿园的松林中，浇上汽油后烧毁。闵妃被焚尸之前参与乙未事变的浪人小早川秀雄曾这样描述道：“我进入房间，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她好像刚从床上起来，上身披一件白色小褂，下身穿一条白色短裤，膝盖以下露出雪白肌肤。胸脯和两侧的臂肘以上都裸露着，平躺在地上，已经死了。仔细一看那女人细长的身材，柔和的面容，加上雪白的肌肤，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十九）“她与其说已经死了，毋宁说还保持着美人鱼般优美的姿态永远睡着了。她就是闵后，那个用纤细的手指翻弄八道、驾驭群豪的闵后的遗骸。可是眼前的尸体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是她，英魂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房间里守灵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情景实在太凄惨了，闵王妃额头上两条呈交叉状的刀痕似乎是致命伤，不知是谁下的手。”当时与日本合作的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也参与对闵妃尸体的毁灭工作，最后闵妃的s体被s得只剩下几块骨头。禹范善命令他的部下尹锡禹将这些骨头全部丢进香远亭的池塘中，并说是宫女的尸体。尹锡禹察觉事情有异，又听到传言说闵妃被杀，因此怀疑便没有按照禹范善的要求做，而是将其埋在宫中五云阁附近的西峰下。三浦梧楼在乙未事变发生前夜参加日本驻汉城领事内田定槌（此人并未涉入“狐狩”计划，后来负责调查乙未事变）主办的晚宴，乙未事变发生时内田听到事变风声，赶到公使馆，只见三浦不断向床头的不动明王像磕头。内田说道：“出了件很头疼的事。”三浦却说：“不对，如今朝鲜终于属于日本了，现在可以放心了。”6时5分三浦离开公使馆前往景福宫，7时谒见高宗和大院君。在这过程中间三浦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余裕，因此推测三浦梧楼曾到过现场查看闵妃尸体，并当即指示荻原秀次郎湮灭证据，将闵妃尸体火化。日本驻朝人员最早给本国报告乙未事变的是公使馆海军少佐新纳时亮于1895年10月8日6时32分发给日本海军方面的电报，称朝鲜发生大院君和训练队攻入王宫的政变。
（二十）同日9时20分日本军方又受到新纳时亮发的“国王无事，王妃杀害”的电报，而楠濑幸彦则于10月8日8时50分给陆军参谋川上操六拍电报，报告大院君入阙的时间和洪启薰被杀的事实。但是作为驻朝公使的三浦梧楼却迟迟不给外务省报告事件，甚至阻止内田定槌向本国政府发电报。直到10月8日午后1时日本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发电报询问此事情况及日本人是否参与，三浦才回复“大院君入宫，王妃下落不明”。对于日本人是否参与，三浦承认有日本人参与，但是纯属民间层面的，而日军入宫则是“为镇抚出兵，决非帮助彼等”。这说明三浦等人开始对事变真相的掩盖工作，三浦梧楼一心想把“乙未事变”掩饰成朝鲜大院君和训练队引发的宫廷政变，日军不过是奉了国王和大院君的旨意才入宫护卫的，闵妃本人则在“政变”中失踪。而其真正目标则是杀死闵妃，肃清宫中的亲俄势力，重建亲日政权。因而闵妃被杀以后三浦梧楼谒见高宗时要求罢免朝中的亲俄派，扶植已经失势的亲日派执政。于是重组以金弘集为首的内阁，原内阁除了金弘集和金允植仍任总理大臣和外部大臣以外其余均被撤换。俞吉濬为署理内部大臣，赵羲渊为军部大臣，郑秉夏为署理农商工部大臣，张博为法部大臣，鱼允中为度支部大臣，徐光范为学部大臣，李载冕为宫内府大臣。
（二十三）这个新内阁表示乙未事变全系朝鲜人所为，其中的日本人也是朝鲜人假扮的，同时照会俄国、美国等国公使帮助日本人隐瞒闵妃死讯，掩盖事实真相。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高宗于事变后两天（1895年10月10日）颁布《王后废位诏敕》：“朕临御三十二年，治化尚未普洽，而王后闵氏，援引其亲党，布置朕之左右。壅蔽朕之聪明，剥割人民。浊乱朕之政令，鬻卖官爵。贪虐遍于地方而盗贼四起，宗社岌岌危殆。朕知其恶之已极而不能斥罚者，诚由朕之不明，亦顾忌其党与也。朕欲遏抑其势，于上年十二月宗庙誓告文有曰：后嫔宗戚勿许干政，以冀其闵氏之改悟。而闵氏犹不悛旧恶，与其党与及群小之辈潜相引进，伺察朕之动静，防遏国务大臣之引接。又矫朕旨，欲解散朕之国兵，激起是乱。及其变出，离朕而避其身，蹈袭壬午往事，访求而不为出现，是不啻不称于壸位之爵德而已，其罪恶贯盈，不可承先王宗庙，朕不得已谨仿朕家故事，废王后闵氏为庶人。”从“诏敕”的内容可知日本人并不想宣传闵妃已死来刺激朝鲜百姓和世界舆论，而是让她永远“失踪”下去，并透过“废后”来将此事平息下去，以期永久掩盖真相。废后诏颁布次日王太子李坧上疏请求退位，于是高宗便下诏说：“顾念王太子诚孝与情理，特赐庶人闵氏嫔号。”此后日本人又指使亲日政权为高宗上“皇帝”尊号，并拟定于10月26日举行登基大典，以此为契机另立皇后，这样一来日本的阴谋就彻底得逞。
（二十四）但是纸包不住火，日本的阴谋和行凶最终还是暴露。俄国和美国对事变反应强烈，10月8日晨7时三浦梧楼进殿拜见高宗，俄国公使韦贝尔、美国代理公使安连（霍勒斯·艾伦）闻变后也准备进宫，但被阻止。两国公使很不爽，认为只许三浦进宫，不准他们进宫，事情一定有异，于是三浦梧楼被迫同意他们进宫。俄、美两国公使进宫时均目睹宫中的日本浪人和日军守备队，并在殿廷上质问三浦。三浦解释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日军只是奉国王命令前来护卫而已，至于浪人是日本民间人士与日本政府无关。他还反复强调：“关于日人的事，有身为日使的我处理，决不许第三国容喙。”当俄、美公使问及“今后贵国能否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变？”时三浦梧楼放言说：“不能保证尔后不发生此类事变”。俄、美两国对日本不信任，先拒绝承认废后诏，随后将调遣军舰上的官兵登陆（俄国21人，美国14人），驻屯汉城并竭力劝阻高宗不要称帝，局势一时十分紧张。当时《纽约先驱报》记者考克里尔作为驻汉城的特派员通过多方途径了解事变经过，而且采访亲身经历乙未事变的美国教官戴伊和俄国技师士巴津，将日军和浪人行动及逞凶的真相透过《纽约先驱报》向全世界披露，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三浦的掩盖工作就这样很快破产，当时日本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面临巨大压力。朝鲜国内的儒臣如李建昌、崔益铉等纷纷上疏称：“日本人虽异于廷臣，外臣亦臣也，果有其犯，独不可以伏我法乎？”并要求诛杀那些与日本合作的朝鲜人。
（二十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为挽回局面、收买人心不得不做出让步，1895年10月10日日本政府派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村寿太郎赴朝鲜“调查”真相，在感到事情已经彻底泄露、无法再掩人耳目的情况下日本于10月17日解除三浦梧楼的公使职务，以小村寿太郎为代理公使。并于10月18日和22日对三浦梧楼、冈本柳之助、楠濑幸彦、杉村濬等56名日本浪人和公使馆职员下达“退韩”命令，利用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将他们逮捕并押回日本审判。由于这些浪人绝大多数出身九州，因此由广岛地方法院以“谋杀”、“暴徒聚众”等罪名对三浦梧楼等48人其提出公诉，楠濑幸彦等8名军人则由广岛军法会议收审。日本又以井上馨为慰问使，于10月底访问朝鲜。在日本的指示下朝鲜金弘集亲日内阁不得不取消高宗的称帝及立后的计划，并于11月26日将闵妃复位，5天后将隐瞒近两个月的闵妃死讯公诸于众，准备举行国葬。另外为了给日本人开脱罪名并缓解国内外压力，亲日政权假惺惺地对几个朝鲜人作了审判，朝鲜人重要合作者禹范善、李斗璜等闻讯后逃往日本，因此亲日政权只能抓几个边缘人物做替罪羊。1895年12月30日朝鲜高等裁判所对前军部协办李周会、日本公使馆通译朴铣、训练队参尉尹锡禹进行审判，查出李周会指挥暴徒作乱，朴铣刀砍闵妃，尹锡禹擅自埋闵妃尸骨且不报告，均被处以绞刑。
（二十六）而日本方面则以朝鲜已审出主谋为朝鲜人且三浦梧楼谋杀“证据不足”为由于1896年1月20日将凶手们全部判无罪释放，三浦等人被释放时还受到日本国民如凯旋将军般的欢迎待遇，尽管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用尽各种办法缓解舆论、收买人心但已无济于事。朝鲜国内已经动荡不安，1895年11月28日发生亲俄派企图夺取政权的“春生门事件”，随后又有许多百姓喊出“为国母报仇”的口号而掀起义兵运动，金弘集内阁摇摇欲坠。1895年12月30日所颁布的“断发令”更是激起朝鲜全国人民反日反政府的怒潮，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分子见形势急转直下，已对日本十分不利，于是请来俄国的援助。于1896年2月11日诱使高宗李熙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同日高宗以涉嫌谋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金弘集、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张博等“逆贼五大臣”，并重新调查乙未事变。俄馆播迁以后日本慑于俄国威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朝鲜也重新出现亲俄政权。乙未事变虽然使日本暂时拔掉闵妃这个眼中钉，但其最终结果并没有使日本如愿控制朝鲜，反而是使日本丧失甲午以来在朝鲜建立的优势地位，外交陷入被动状态，导致俄国趁虚而入扩张势力。日、俄两国在朝鲜的争夺复杂化，并埋下日俄战争的种子。1897年10月12日高宗正式称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闵妃被追封为皇后。11月6日定闵氏谥号为“明成皇后”，11月21日为明成皇后举行国葬，厚葬于洪陵。
（一）春生门事件是指1895年11月28日朝鲜王朝发生的一次宫廷政变，这次政变是李范晋、李完用、李允用、李学均等朝鲜亲俄派、亲美派为从金弘集、俞吉濬为首的亲日派手中夺取政权而发动的。李范晋等人依靠朝鲜已被解散的侍卫队士兵，同时联络俄国、美国驻朝公使馆及部分美国传教士，以为闵妃复仇为名义准备从春生门攻入王宫景福宫，夺取高宗李熙，杀死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等人。但事先计划败露，刚入春生门就遭到朝鲜亲日军队的伏击，迅速以失败告终。1895年10月8日朝鲜王朝发生“乙未事变”，朝鲜王后闵氏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而闵妃所代表的亲俄、亲美势力（即“贞洞派”）随之被排挤出政府，闵妃的亲军——侍卫队也被解散。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重新建立，朝鲜高宗李熙被亲日派和日本人控制在宫中。然而失势的“贞洞派”并不善罢甘休，乙未事变发生后学部大臣李完用、警务使李允用等人躲入美国驻朝公使馆，农商工部大臣李范晋、侍卫队参领李学均等躲入俄国驻朝公使馆，并开始策划发动政变、推翻亲日政权。参与者包括李载纯、安駉寿、李允用、李完用、尹雄烈、尹致昊、李夏荣、李学均、玄兴泽、闵商镐、李道彻、林最洙、李敏宏、金鸿陆、李采渊、南万里、李龙汉、李完膺、崔荣夏共20余人，闵妃之死不仅震惊朝鲜人，还让在汉城（今首尔）的西方人感到吃惊。
（二）闵妃对西方文化抱有好感，支持美国传教士在朝鲜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她被杀害自然令西方人难以释怀，据经营培材学堂的美国传教士亚扁薛罗所说美国传教士们对这一悲剧表示悲痛、震惊和愤慨。此时高宗和美国传教士日益接近，高宗非常担心日本人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希望身边能够有西洋人陪伴，这样日本人就会有所顾忌。所以他召来美国传教士，每次都有一或两名美国传教士携带手枪入宫，与美国军事顾问茶伊一起住在修政殿附近。这些轮流守护朝鲜国王的传教士包括鱼飞信、亚扁薛罗、奇一、讫法、赵元时和元杜尤，在日本人及亲日派的严密监控之下高宗只吃传教士送来的罐头，通过耳语、手势及小纸条来表达他的旨意。元杜尤在高宗和美国公使馆之间充当着译员和信使的角色，李范晋等策划政变时元杜尤、讫法、鱼飞信等传教士和美国军事顾问茶伊、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安连（霍勒斯·艾伦）以及俄国驻朝公使韦贝都卷入其中。当时乙未事变的真相被西方人披露，日本人及朝鲜亲日政权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于1895年11月26日收回乙未事变当天颁布的废后诏敕，并罢免与事件有关的警务使权滢镇、军部大臣赵羲渊二人。李范晋等认为机不可失，决定乘此间隙夺权。
（三）他们的计划是：先募集原闵妃侍卫队士兵800多人及“壮士”（刺客）40多人，由前平壤镇卫队大队长李道彻任指挥官，原侍卫队军官李敏宏、南万里为副官。在他们的指挥下分两路攻入景福宫，刺杀金弘集、俞吉濬等政府大臣，抢走高宗，夺回政权。他们准备从景福宫东北面的春生门入宫，因为春生门的守将亲卫队第二大队长李轸镐已经被李范晋收买，起事时李轸镐做内应，打开春生门。控制宫廷后则以高宗名义传旨俄、美公使入宫保护，由尹致昊引俄、美公使入宫，如此便大功告成。但是李轸镐佯装被收买，实际上却将情报抖搂给日本人和亲日政权，因此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和金弘集等亲日内阁成员在11月27日下午就得知李范晋等的举事计划，并紧急商议对策。金弘集等请求日本出兵支援，被小村公使所拒绝，因为他们从李轸镐处得知李范晋的举事时间在29日，因此暂时没有讨论出结果。小村也返回公使馆，直到27日晚上时李范晋突然寄给李轸镐密信称本夜举事，亲日政权才开始匆忙布置防备。当夜政变队伍行进过程中参与者之一安駉寿亦伺机溜出，向外部大臣金允植告密。1895年11月28日凌晨两路乱军一路自东大门、一路自迎秋门进攻景福宫，会合于春生门前。前200名先锋队到凌晨1时以3发炮声为号令开始行动，他们来到景福宫东北的春生门后春生门却不开。
（四）于是他们翻墙闯入春生门，当时守门的士兵才5人，其中4人见势不妙而逃走，1人被抓并被逼问王宫内守备布置情况。恰在此时有6名巡逻兵经过开枪示警，已翻墙的乱兵仓皇撤走，亲卫队第一大队长李范来闻讯赶来，要求乱兵立即缴械。乱兵确认没有内应以后又派一小队翻墙打开春生门，剩下的乱兵冲进去，此时大量亲卫队士兵将其包围，乱兵又争先恐后地逃窜。混乱中参与者之一的李奎泓抓住指挥官李道彻，扭送至亲卫队处，另一名参与者南万里也投降，还有4名“壮士”、5名士兵被俘。亲卫队收复春生门以后欲进一步歼灭门外的乱兵并开炮轰击，被署理军部大臣鱼允中以勿惊动圣上为由制止。乱兵通知尹致昊带美国公使施逸和俄国公使韦贝等外国使节入宫，等他们到春生门外时才得悉政变受挫。外国使节对还滞留在春生门外的乱兵们说：“我们是因为听说国王处于危险中并需要帮助才来的，不能也不应赞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目的攻击王宫。你们快解散吧！”说完他们就退回公使馆。此前戴伊、元杜尤等人持枪欲闯入高宗寝殿，守在高宗身边的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宫内府大臣李载冕命令士兵阻止他们，后来他们发现事情不对便灰溜溜地离开。安连率美国使馆的一队水兵来支援，但很快撤走，乱兵对外援寄予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五）到拂晓时鱼允中晓谕乱兵解散，于是他们各自回营，这次政变以破产告终。政变失败后李范晋、李完用、李允用、尹雄烈等人纷纷流亡各国公使馆，有的还逃出朝鲜。被抓获的参与者中李道彻、林最洙被处死，李敏宏等4人判处无期徒刑，李载纯（后被赦免，改为放逐乡里三年）、安駉寿、南万里判处3年有期徒刑。春生门事件被日本人充分利用大做文章，此前不久日本迫于国际压力将在“乙未事变”中杀害闵妃的包括前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在内的48名日本人逮捕，送往广岛审判。但春生门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报纸就大肆宣扬欧美外交人士参与其中，同时日本政府指示朝鲜亲日政权在审判李道彻等人的同一天将李周会等3名朝鲜人作为乙未事变主谋判处死刑，借此向外界表明无论“乙未事变”或“春生门事件”都是朝鲜人借助外国力量的内斗，两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1896年1月20日三浦梧楼等人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释放，日本利用“春生门事件”巩固在朝鲜的地位。该事件违背美国政府对朝不干涉政策，因而美国政府要求施逸加强对美国传教士的管束，不许他们参与朝鲜政治，故此后能援助朝鲜对抗日本的列强就只有俄国。朝鲜高宗则因此事件中传教士积极营救他而对美国人好感倍增，助长他的亲美态度。
（一）俄馆播迁是指1896年2月11日朝鲜王朝君主高宗李熙率领王族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的事件，这起事件的主导者是李范晋、李完用等朝鲜亲俄派及俄国前驻朝公使韦贝尔。俄馆播迁极大地改变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朝鲜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迅速下降。亲俄派势力膨胀，朝鲜亲俄政府随之建立，并且日俄两国在朝鲜的竞争日益复杂化，直到1897年2月20日朝鲜高宗才从俄国公使馆搬出。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清朝以后，从清朝手中获得朝鲜的控制权。但这又与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政策”相冲突，妨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因此俄国对日本强势反弹。先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然后挟三国干涉之余威向朝鲜半岛渗透。俄国在朝鲜扶植亲俄派，与当权的以金弘集、朴泳孝为首的亲日派相对抗。朝鲜王后闵氏最初是亲俄派的领袖，她联合俄罗斯驻朝公使韦贝尔发动宫廷政变赶走朴泳孝，推翻亲日政权，重新执掌朝鲜国政。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便于1895年10月8日发动“乙未事变”，在景福宫中暗杀明成皇后，同时重建亲日政权。乙未事变被宫中的俄国技师士巴津和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披露，日本面临国际舆论谴责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状况下俄国和朝鲜亲俄派又伺机反扑，企图夺回政权，“俄馆播迁”的实质就是日俄两国对朝鲜激烈争夺的体现。
（二）1895年11月28日亲俄派的李范晋、李完用、尹致昊、安駉寿等人准备率领前闵妃侍卫队由春生门攻入景福宫抢走高宗，并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这一计划因为被泄漏而遭到失败，李范晋等人逃之夭夭，是为“春生门事件”。但李范晋等人仍不甘心，1896年1月9日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离任，由士贝耶出任公使。实际上韦贝尔正与李范晋等人策划一起更大的政治阴谋，当时亲日的金弘集内阁已经风雨飘摇，乙未事变真相暴露以后他们就已经失去朝鲜人民的支持。1895年12月30日亲日政权颁布“断发令”更是严重伤害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日怒潮。各地儒生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而发动起义，社会空前动荡不安，史称“乙未义兵”。而当时的朝鲜君主高宗李熙虽然生性懦弱却也有权力欲，朝鲜自甲午更张以后政治体制逐渐向君主立宪制过渡，这引发高宗的不满。乙未事变以后由于高宗的妻子闵妃（明成皇后）在宫中被日本人所杀，令高宗与其太子李坧非常悲痛，并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对日本及其代理人亲日内阁恨之入骨。同时朝鲜高宗也在乙未事变以后几乎被日本软禁在宫中，对将来的处境十分忧虑，就这样朝鲜的亲日政权成了众矢之的，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李范晋等亲俄派是利用这种风雨如晦的时局以及高宗父子的反日心理，而准备发动宫廷政变。
（三）另一个有利条件则是朝鲜军的主力和日军守备队被调往各地镇压义兵运动造成首都防御空虚，也给亲俄派以可乘之机。俄国人和朝鲜亲俄派决心立刻发动政变，一举击垮亲日政权。当时李范晋已经潜回国内，同李完用、李允用等人躲在俄国公使馆，与韦贝尔一道策划政变。李范晋用四万两白银收买宫中的严尚宫（后来的纯献皇贵妃）、杨尚宫、金尚宫及宦官姜锡镐等人，让他们对高宗李熙说：“亲日派与日本人正策划一起废立国王的重大阴谋，为王室安全计，国王除移御俄国公使馆以外别无他法。”高宗本来就有反日心理，听了此话后信以为真，便决定在两日后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然而俄国档案的记载却与前述的日本官方文件的说法有所不同，并不是俄国主动诱骗高宗到俄国公使馆的。早在1896年1月高宗就秘密向俄国公使馆提出安全庇护，2月2日高宗写密信给俄国公使称：“从九月开始逆贼们对我纠缠不休，最近又按照外国方式来改变国人发型，激起各地的起义。逆贼以此为借口要杀害我和我的儿子，为防不测，我打算同王太子一起去贵国公使馆寻求安全，试问两位公使（指韦贝尔和士贝耶）意下如何？如果同意大汗我会在今后的某一个夜里秘密前往贵国公使馆，我会特别通知我的具体行程，我没有考虑其他的逃生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两位公使能保护我。”总之不管是俄国或亲俄派的诱骗还是朝鲜高宗主动的要求，“俄馆播迁”确实是两厢情愿的事。
（四）1896年2月10日俄国公使馆突然以“加强公使馆防御”为由从停泊在仁川的俄国军舰调来150名士兵和1门大炮开赴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而高宗已经准备就绪，他和王太子李坧等人借用宫中内命妇的轿子准备带着玉玺趁机逃走。当时景福宫的看守非常严密，巡警数百人把守宫门，核查出入。当时高宗晚睡晚起，守卫已经习惯了，所以高宗一行准备在清晨出逃。1896年2月11日凌晨高宗命人乘坐轿子出宫，然后又回来，又出宫，如此往返三次以麻痹守卫。等到高宗在清晨乘坐这顶轿子出逃时守卫根本就不以为意，再加上他知道高宗向来起得很晚，不可能在清晨活动，更放松警惕。于是没有检查就让高宗、王太子出了建春门，两顶轿子匆匆朝位于城西贞洞的俄国公使馆奔去。据朝鲜官员尹致昊透露当天晚上高宗生母骊兴府大夫人和兴宣大院君（高宗生父）的一个小妾在宫中监视高宗举动，高宗则彻夜与她们闲聊他小时候的事，她们到凌晨2点才聊完睡觉。高宗行动时她们正在酣睡，这也是高宗的计划得手的一个步骤。王太后洪氏、王太子妃闵氏则逃到庆运宫（今德寿宫），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李范晋等人在俄国公使馆等待已久，听到高宗来到俄国公使馆的消息后和韦贝尔一起急忙迎接。此时的高宗“面如白纸，战栗不已”，沿途的慌张也就可想而知。
（五）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连续下达多个诏敕，根据高宗的诏敕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重新追究“乙未事变”的责任，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列为“逆贼五大臣”而加以逮捕，同时命金炳始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朝鲜百姓听说后欢呼雀跃，当时内阁诸大臣还在景福宫修政殿内议事，宫内府大臣李载冕首先跑来告知高宗已逃之事。内部大臣俞吉濬听说后大怒道：“汝为宫内大臣，失君之变，汝尚何颜来告！”说罢就扇了李载冕两耳光。李载冕说：“宫门把守，内部大臣掌之。”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宫外军民呼声喧天，警务官安桓率领巡检来抓人。金弘集、郑秉夏先被捕，两人被塞进轿子里，七八名巡警迅速抬着轿子移送到警务厅。俞吉濬被捕后被巡检押送步行至光化门，那里有日军驻地。俞吉濬用日语大声呼喊，日本兵迅速来救援，将俞吉濬从巡检手中抢走。李完用私下命令将金弘集、郑秉夏杀死，安桓手下的总巡苏兴文就将二人于警务厅门前的小石桥上用剑刺死，接着二人被暴s在汉城钟路。史书记载“都人怨弘集主剃令（即断发令），争掷瓦砾，z体碎裂。”亲日内阁的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则在流亡回乡的途中被百姓打死，外部大臣金允植亦被逮捕并流放济州岛。
（六）对于其他亲日派则要求朝鲜军民不问长短即刻斩首来献，于是俞吉濬、赵羲渊、张博等30多名亲日派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并亡命日本，至此甲午六月以来日本苦心经营的朝鲜亲日政权完全瓦解，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入主中枢，朝鲜半岛出现亲俄政权。“俄馆播迁”以后亲俄内阁宣布废除断发令，剃发易服从便为之。又调回镇压义兵运动的兵力，对义兵以怀柔政策为主，使义兵逐渐解散。同时免征一切未收和未纳的贡赋，以期挽回民心。朝鲜高宗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再加上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强迫胁迫，仍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内，并将俄国公使馆称为“行在所”。据当时任俄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的索洛维约夫称：“朝鲜所有政府部门都在（俄国公使馆中）被屏风隔开的大厅里办公，当内阁召开会议时把屏风撤走。由于这种形势，俄国政府在汉城完全自由地发号施令。”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为俄国所排挤，以致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的哀叹。再加上先前的“三国干涉还辽”被俄国压制，因此日本对俄国恨的咬牙切齿。日本人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就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开启新的十年扩军计划，誓死与俄国一战。
（七）但此时日本的国力仍不足与俄国对抗，只有同俄国协调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以使损失最小化，于是开启“日俄协商”的路线。日俄双方高层在俄馆播迁以后频繁接洽，韦贝尔重新出任俄罗斯帝国驻朝公使，士贝耶则调任驻日公使。1896年5月14日韦贝尔与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汉城签订《第一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小村-韦贝备忘录》），在肯定沙俄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扩大其驻军权的同时也使日本挽回部分损失，稳住在朝鲜的阵脚，为其将来的反攻奠定基础。后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仪式，日本派山县有朋前去祝贺，同时又和俄国外交大臣罗巴洛夫在莫斯科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并于1896年6月9日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这个协定使日俄关系在朝鲜进一步接近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期间山县有朋要求以北纬38度线分割朝鲜，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新成立的朝鲜亲俄政府为报答“俄馆播迁”的大恩开始不断向俄国出卖国家主权，在卖国方面与之前的亲日政府绝无二致。1896年4月俄国得到咸镜北道的镜城和钟城的矿山采掘权，同年9月俄国获得茂山、鸭绿江与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朝鲜政府亦派遣闵泳焕出使俄国，和俄国达成秘密协定，将朝鲜的军事和财政交与俄国控制。除此之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列强也趁火打劫，在“俄馆播迁”期间攫取朝鲜大量的铁路敷设权、矿山采掘权等经济利权。
（八）日本与亲俄政府仍然保持外交关系，但态度明显强硬，力求对等外交。对于日军镇压义兵运动中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同时又宣布镇压义兵由俄警务厅另行查办，并且要求日本撤离驻扎在汉城的兵营。甚至还对在汉城的日本报刊语多不韪、语涉失实的报道提出抗议，这在俄馆播迁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是以俄国为后盾的结果。俄馆播迁既久朝鲜臣民亦希望高宗尽快回宫，金炳始、郑范朝等大臣纷纷上疏表达这种愿望，甚至亲卫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李根溶（李根泽）、第四大队长徐廷圭等人于1896年11月试图劫持高宗回宫，但事泄未遂。不过也有观点对急于回宫之议不以为然，如1897年2月13日的《独立新闻》评论认为：“尽早还御（回宫）于国体而言理所当然，但既然朝鲜军队还是无力保护君主，因此认为不是请求回宫的时候。”1897年2月18日朝鲜政府突然将回宫的决定告知俄国方面，令俄国颇感意外。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认为一向优柔寡断的高宗之所以急于回宫，除了民族意识高涨外还可能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驻朝公使加藤增雄则认为这是出于朝鲜官民对回宫的渴望。清朝驻朝领事唐绍仪指出：“窃观韩王此次迅速返宫，皆迫于臣民之呼吁，究非王之本心。”不管怎样高宗一行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离开俄国公使馆，移驾庆运宫（今德寿宫），结束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半岛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一）《乙巳条约》本名《第二次日韩协约》或《韩日协商条约》，又称日韩保护协约，是大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在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11月17日于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日本根据该条约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标志着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乙巳条约》遭到大部分韩国人的坚决反对，引起义兵运动等一系列抗争，关于《乙巳条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也是日本与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义兵运动是二十世纪初朝鲜人民自发掀起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朝鲜历史上对自发奋起抵抗外国侵略的军民称为义兵或义军，义兵运动是在日本加紧对朝鲜的奴役和掠夺的情况下产生的。1905年《日韩保护条约》签订后日本加紧控制朝鲜，使朝鲜沦为日本的附庸国，朝鲜人民掀起以农民为主力的抗日斗争新高潮——义兵运动，义兵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联合镇压下失败。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时期朝鲜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义兵运动"，自从江华条约以后朝鲜就遭到以日本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帝国主义和封建卖国集团将朝鲜一步一步地变成为殖民地，朝鲜人民也不断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阶级的投降卖国。1882年的汉城士兵起义和1894年的农民战争都为朝鲜人民树立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光辉榜样，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镇压1894年朝鲜农民起义。
（二）1905年《日韩保护条约》签订后日本加紧控制朝鲜，朝鲜人民掀起以农民为主力的抗日斗争新高潮——一义兵运动。1907年7月日本强迫朝鲜军队全部解散，抗拒解散的军队加入义兵运动，义兵人数骤增并拥有军事指挥员和近代武器。义兵领导者如洪范图、车道善都是平民出身，义兵活动采取游击形式袭击日军和伪政权机构，破坏电讯交通，制裁朝奸亲日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07—1911义兵运动遍及全国十三道二百四十郡，先后参加义兵作战的人数达十四万，袭击活动达三千次，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联合镇压下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加紧对朝鲜的控制，此后十年间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展开激烈的竞争。1897年朝鲜改国号称“大韩帝国”，尚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01年日本桂太郎内阁成立，前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出任外务大臣，决定对韩国采取积极政策，自此以后将韩国“保护国化”已列入日本桂太郎内阁的政纲。尽管大韩帝国政府一再宣布“中立”，也得到欧美列强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可是在日本的干预下一筹莫展，这表明日本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俄军驻地，2月10日日俄双方同时宣战，日俄战争全面爆发。这次战争的实质是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帝国主义战争，日本重施在甲午战争期间之故技，于2月9日在韩国仁川登陆并攻入汉城，肃清韩国政府中的亲俄大臣，另立亲日政权。
（三）1904年2月23日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与大韩帝国外部大臣李址镕签订《日韩议定书》，规定韩国协助日本对俄作战，开始将韩国置于日本的羽翼下。5月末日本元老会议通过《帝国对韩方针》，要求帝国在政治上及军事上取得（对韩国）保护的实权，谋求日益发展日本的权利，并为日本内阁所确认。8月22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外国人佣聘协定》（即“第一次日韩协约”），这个协约规定将日本人安插进韩国外交和财政部门做顾问，实际上攫取韩国的财政和外交的权利，开始顾问政治时期。日本在韩国的扩张逐渐深入，韩国又一次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日韩议定书又名朝日公使同盟，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确保其势力范围而与大韩帝国共同签署的中立主张条约，由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林权助与韩国外部大臣李址镕在1904年1月签定，合共有六项内容。这是一条不平等条约，原因是当时的韩国是在皇城受到攻击、皇宫被占领时，在日本的胁迫下签署的，条约于同年2月23日生效。日俄战争爆发后大韩帝国于1904年1月21日发表中立宣言，并先后得到大清帝国、英国、法国及德国的承认。考虑到朝鲜半岛在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补给线的重要性，为确保日军的通行权，日本帝国在同年2月8日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宣称考虑到大韩帝国在甲午战争发生时未有采取中立的立场，所以在仁川登陆。旋即进驻韩国首都汉城（即今日的首尔江北地区），并占领皇城，胁迫韩国签署议定书。
（四）日本仍约定保持韩国的独立以及皇室的安全，但取得多项利权，包括日本有对韩国施政的施政忠告权以及韩国被第三国入侵时的保护义务，韩国主权受损。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施政忠告权（行政权的意见）；日本政府会确实保证韩国皇室的安全康宁；日本政府会确实保证韩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当韩国受到第三国的侵害或内部问题困扰，影响到韩国皇室的安宁或其领土完整，日本政府要立即采取必须的应急措施，而韩国亦必须对日本政府的行动全力协助；条约得到两国政府相互承认，在未得双方共识之前不得与第三国订立违反本协约的协议。此不平等条约成为后来韩国被并入日本的开端，此后又陆续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第一次日韩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第三次日韩协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韩民国与日本于1965年6月22日签订《韩日基本条约》的第二条确认，包括《韩日议定书》在内所有在1910年8月22日或以前由前大韩帝国与前日本帝国间所缔结的所有条约均一律不再生效。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国内迅速分化为两派，一派采取亲日态度，并且在1904年8月由宋秉畯、李容九出面成立亲日团体——一进会，全力为日本服务。而大部分韩国人民则对日本的侵略坚决反对，19世纪末韩国曾掀起独立协会运动，要求实行议会政治，但遭到大韩帝国政府的武力镇压。
（五）日俄战争期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部分有识之士再次提出设立议会、伸张民权，限制君主专制权力，以此来凝聚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日本听说这个消息后十分慌张，忙派伊藤博文在1904年3月17日以大使来韩慰问，实则是瓦解韩国的民权运动，挑拨韩国君民关系。他利用大韩帝国高宗皇帝李熙对深忌民权的心理，对其说道：“现在韩国国内主张民权者甚多，这是对陛下权力的无视，日本的本意是维持韩国的君权。”这话正中高宗皇帝下怀，高宗对近臣说道：“伊藤是日本有权势的元勋，向朕谏言无失君权。我国臣民却要设置议会，削弱君权，这像什么话！”这时的高宗皇帝对日本竟有一丝好感，再加上一进会等组织为虎作伥，因此日本的侵略政策推行的十分顺利，这为次年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并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做好铺垫。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本与俄国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双方宣布停战。在这份和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不妨碍日本指导、保护和监理韩国政府所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朴茨茅斯和约》标志着日本已经扫除它将韩国变为保护国的最后障碍，而在此之前日本也得到其他相关列强的支持。1905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东京签订秘密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韩国和菲律宾的特殊权利。
（六）同年8月12日日本与英国达成第二次英日同盟，英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支配权，就这样得到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毫无顾忌地放手实施将大韩帝国变为其保护国的措施。1905年4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日韩保护协约》的草案，10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首相桂太郎、驻韩公使林权助就逼韩签约的过程问题举行秘密会议，10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关于确立韩国保护权的阁议决定》，规定11月初为《日韩保护协约》签字的最后期限。日本自知这个条约的强盗性质，阁议确立依靠武力强行保护的方针，即向韩国首都汉城增派军队。当韩国政府拒绝缔约时作为最后手段，单方面向韩国政府通告保护权业已确立，同时向列强说明帝国政府采取此等措施系不得已的理由，并声明不伤害列强在韩国的工商业利益。就这样日本方面已经准备周全，开始将对韩国的保护付诸行动。以高宗李熙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在面临日本侵略的空前民族危机之时仍然执迷不悟，不敢发动群众抗日，而是一味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干涉和国际保证上幻想以此自救，他们完全不知道列强已经承认日本支配韩国的事实。大韩帝国度支大臣李容翊在日俄战争前曾对《韩国的悲剧》一书作者说：“我们皇帝已宣布中立，如果我们的立场遭到破坏，列强会自动地采取行动加以保护。”在这种幻想的引导下韩国政府在《日韩议定书》签订后以为美国会履行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的规定的义务保证韩国的独立，因此高宗皇帝曾透过韩国驻美使馆顾问尼达姆致函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祈求支援，毫无效果。
（七）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前夕高宗听到风声后急派在韩国政府中任职的美国人讫法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但罗斯福仍然置之不理，坐视日本将韩国变为保护国。就这样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韩国统治者只能束手待毙。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以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侯爵为特使，以慰问韩国皇室的名义再赴汉城，而他真正的任务则是将日方早已拟好的《日韩保护协约》强加到韩国身上。他于11月9日抵达韩国，次日即进宫谒见高宗皇帝，向他递交日本天皇的亲笔信。内书：“朕为维护东洋和平，特派大使，望服从大使之指挥。”随后伊藤博文又往来于汉城和仁川之间，频频出席各种宴席，大力收买“一进会”等韩国亲日人士，让他们发起自愿受日本保护的运动。一进会的头目宋秉畯、李容九等人便在伊藤的授意下发表宣言，攻击韩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惑于群小奸细之巧言，舞弄奸计，自招亡国之祸。发亡国之叹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并赞美道：“大日本皇帝陛下之慈仁圣德，夙为内外所瞻仰，其国民重大道大义。我若披诚接之，举实应之，彼何独行无道于我哉？”并警告道：“事已误，时已晚。伤同盟之信义，必至不可测之境，又自招亡国之祸根。”他们要求同胞一心同意，接受日本的指导保护。这份所谓宣言将一进会的奴颜婢膝毕露无余，得到一进会做内应以后伊藤博文更加肆无忌惮，于1905年11月15日进宫逼高宗同意《日韩保护协约》。高宗虽然在早先的议会设立风波中对伊藤产生一些好感，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高宗终究不能同意伊藤的要求。他在伊藤面前表现地异常强硬，表示宁可殉社稷也不会同意缔结《日韩保护协约》。
（八）在这次长达4个小时的对话中高宗表示：“所谓委任外交权一事，如果连形式也不予保存，岂非等同于奥地利之于匈牙利的关系，甚或使我国立于与最劣等国如非洲之于列强相同地位之感乎？”伊藤恫吓道：“本案乃帝国政府经过种种反复考虑而毫无变通余地之确定案，亦为断不可改动之帝国政府之最终决议。今日须办之要事唯在陛下之决心如何，承诺之拒绝之，悉听尊便。倘拒绝之，帝国政府已有相应之决心，其后果究竟达至何处耶？大约贵国之地位将陷入比缔结此项条约更深重之困难境地，陛下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更为不利之后果。”在得不到高宗允诺的情况下伊藤博文又对韩国政府成员重金收买和威逼利诱，李完用等大臣沦为日本的走狗，只有参政大臣（相当于总理大臣）韩圭卨抵制最力。1905年11月17日午前11时林权助公使先招来韩国政府大臣在日本公使馆开会，但到午后3时不见结果，于是林权助要各位大臣到宫中举行御前会议，令其速决缔约之事。当韩国御前会议举行之际庆运宫（今德寿宫）已被日本军队团团包围，汉城各要冲布满日本警宪，戒备森严，日使林权助也率馆员来到议政府休憩所。宫中人员无不回想起乙未事变时闵妃被害的情形，皆惊恐万状。御前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晚上8时，在参政大臣韩圭卨的极力反对下诸大臣皆不赞成缔约。已被日本收买的李完用也不敢贸然赞成，跟着表示反对缔约，但又说：“若不得已而至于容许，则就该约款中，亦有可以增删改正者，莫非大关系之事项，最宜趁早商量。”对于否决决议时高宗没有表示同意，而是命令诸大臣继续和林权助交涉，采取拖延战术。
（九）高宗派宫内府大臣李载克前往伊藤博文住处，希望暂时推迟谈判交涉。林权助见事态发展不顺利，急忙要求伊藤博文出面干涉。伊藤博文也认为事态愈迁延，纷扰愈大。于是伊藤决定速战速决，偕同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批日军入宫，来到御前会议召开地漱玉轩。他们赶到之前高宗已移驾内殿，伊藤先要求见高宗，高宗通过李载克传话说：“朕已许各大臣协商妥办，且朕方患咽喉，不可接见，须好样协商也。” 让政府八大臣与伊藤周旋。伊藤像审讯犯人一样，轮番威胁韩国大臣表态，逐个要求他们回答可否。参政大臣韩圭卨坚决反对，怒斥伊藤，结果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拘禁在漱玉轩别室。此外度支部大臣闵泳绮也表示反对，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法部大臣李夏荣虽然各自提出一些意见，但因没有明确地反对，故被伊藤博文算作赞成的一方（除了法部大臣李夏荣外的五人后来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在条约签署现场的西四辻公尧后来记录当时的经过：“突然韩参政哀嚎起来，他被带到别室。此时伊藤侯看着他哗啦大声说：‘再麻烦下去的话就杀了你！’进入条约签署阶段，但参政大臣依然未出现。伊藤侯若无其事地嘟囔着：‘是死了吧！’到场的阁僚中有两三人懂得日语，听到此话后马上互相耳语着，此事就传开了，于是签署之事就很顺利地结束了。”接着伊藤博文命令宫内府大臣李载克奏请高宗批准条约，并派军队严密监视高宗，但没有得到高宗的批准文书，于是伊藤又派日本见习外交官沼野与日本宪兵队去大韩帝国外部官署抢夺官印。
（十）11月18日凌晨1时半在应李完用的要求对日本的草案作出部分修改（如保证韩国皇室安宁等）后，由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与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庆运宫重明殿签订。然而条约原本的右端首排漏掉名称，足见签订之时多么仓促，因此日韩对这个条约称呼各异，没有统一名字。日本一般称之为《第二次日韩协约》或《日韩保护协约》，韩国则称之为《韩日协商条约》、《乙巳条约》（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等。又由于这是在日本人的武力勒逼下签订的，所以韩方又称该条约为“乙巳勒约”。《乙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韩国终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也就是事实上的殖民地。《乙巳条约》缔结以后大韩帝国高宗皇帝被日本人控制，韩圭卨则以“宫禁咫尺，举措失当”为由被罢官并被判处3年的流放徒刑。 韩国人民听说《乙巳条约》缔结后无不悲痛愤慨，史料描述当时的情形：“自是都下丧气，坊曲千百成群，大呼：‘国已亡矣！我曹何以生为？’狂醉悲叱，局蹐如靡容。烟火不举，景色惨沮，如经兵燹。倭人派兵巡绰，以备非常，而偶语诋诅，终不能禁，如是者旬月。”可见保护协约签订后的韩国社会一直处于悲伤郁闷的阴影下。人们将李完用、朴齐纯等赞成缔约的五大臣称为“乙巳五贼”，纷纷要求“废除保护协约”、“诛灭五贼，驱逐倭寇”，捣毁卖国贼的家宅。汉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数千基督教徒在崇礼门教堂集会，抗议乙巳勒约。有民族气节的文武百官接连上疏抨击保护协约和乙巳五贼，要求皇帝宣布条约无效，由于皇帝已经被日本控制，所以他们的上疏运动以失败告终。
（十一）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以死殉国，中国留学生潘宗礼听说《乙巳条约》的消息后也蹈海自尽。《皇城新闻》的主笔张志渊在《乙巳条约》披露后写下“是日也放声大哭”为题的报道，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呜呼痛矣！呜呼愤矣！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生乎？死乎？檀、箕以来四千年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充分表达韩国人民此刻痛苦的心情。而更多的韩国人则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义兵运动，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日本透过这个条约达到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的目的，使韩国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根据《乙巳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韩国的外交权被剥夺，其对外关系被日本完全接管，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外国缔结条约。第三条则规定日本设立韩国统监府以管制韩国的外交，实则管理韩国一切事务，任意干涉韩国内政，是实际上的殖民机构，也是大韩帝国皇帝的“太上皇”。韩国皇帝和政府在条约缔结后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06年3月2日伊藤博文抵达汉城就任第一任韩国统监，建立统监体制。在韩国一方面利用一进会及李完用等亲日大臣扩大日本的影响力，一方面对韩国人民的反抗则调兵来韩全力镇压，对义兵各个击破，花了3年多的时间才基本平定反日义兵运动。正如日本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乙巳条约》签订后，自三国干涉还辽的十年以来，日本一直想要统治韩国的愿望，大半得以实现。”《乙巳条约》可谓是《江华条约》以来日本30年努力的结果，它的签订使日本一举拿下朝鲜半岛，日韩合并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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