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秦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军事实力也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相比也相形见绌。唐征高丽，数征数败；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数次讨伐准葛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
无论是安内还是攘外，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于列强的战争中数次战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年入关算起，也有267年，仅次于汉（426年）唐（289年）宋（319年）明（276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167年。而如果从1616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295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
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于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或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康雍乾盛世”，持续134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50年，唐的“贞观之治”23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30年，明的“仁宣之治”11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批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
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
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至道光二百一十余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至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百分之十五，这岂是崩溃的迹象？
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还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
蒙古是其亲戚（满蒙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高原是其臣属（达赖和班禅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都要头疼的“南方”和“外敌”，连同也曾被视作“南方”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作分析。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辩”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野史”“嘉定野史”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
在一个民族情绪浓郁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最为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决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农民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清朝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中国大历史》）。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人）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并不比历朝历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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