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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削尖脑袋跑官要官者多如过江之鲫，开后门要求辞官的现象却难得一见，万历朝的孙丕扬如此别出心裁，的确与众不同。
孙丕扬自己曾经连续十几次打报告要求辞官，但都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次辞官之所以获准，是因为他将辞职报告递进时，特地派人向内阁次辅张位疏通，表示自己求归心切，请张位票拟谕旨时“须得如愿”。次日，孙丕扬本人又向张位写了一封手书，其中特别写到“久病残喘”，恳求张位“拟旨允放”。
孙丕扬为什么要开后门求辞官?
孙丕扬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的。这是一个正直刚强，有事业心和责任心、很想有所作为的官员。然而孙丕扬上任以后，开展工作异常艰难，处处受到掣肘。万历皇帝怠于政务，20多年不上朝处理政务，既不接见大臣，也不批示文件，朝廷和地方上的行政机构多无人负责，而且长期不补，缺官现象十分严重。作为主管全国官吏任免工作的吏部首脑，孙丕扬很想改变这一局面。然而万历皇帝虽然因孙丕扬素有威望而任用他，但对他同样不甚信任，不但吏部研究上报的官员任免名单皇帝不批，而且孙丕扬上疏改进官员任免工作的请求也留中不发，孙丕扬整日处于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的状态之中。
这本来就使孙丕扬感到憋气，更让他气恼的是，皇帝好不容易同意增补某个职位，吏部把推荐名单报上去之后，万历帝往往只挑选其中的第二或第三名加以任用，排在推荐名单最前面的官员反而不用，这不是对吏部的工作明显不信任吗?后来在考察地方官吏时，他又与右佥都御史沈思孝发生争执，使自己陷入一场恼人的人事纠纷之中，而明神宗又不明确表态支持自己的工作，孙丕扬于是托辞有病，多次请求回家休养。万历帝对他的辞职请求，同样不理不睬。
应该说，孙丕扬是因为想干事而干不了才迫不得已提出辞职的，所以，他的所谓辞职，其实只是故意做出的一种姿态，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引起皇帝的注意，从而使吏部的工作得到重视，改变缺官不补的状况。哪知道“万事不理”的万历帝对他的辞职报告总是“视而不见”，孙丕扬的一番苦心算是白费了。一粒石子丢进一潭死水里，都会激起一朵小水花，孙丕扬接二连三地打了20多次辞职报告，怎么连个涟漪都没有呢?无奈之下，孙丕扬才退而求其次，向内阁“开后门”，请他们票拟批答时从中“帮忙”，以便“玉成其事”。
很显然，孙丕扬此回是演戏给内阁看，企图给内阁制造“压力”，让他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然后请出皇帝对他进行挽留。孙丕扬的这种做法或说手段，可以称作“迂回进攻”或“曲线救国”：自己既然无法触动万历帝这尊大神，那就借助内阁这个小鬼吧。由此看来，孙丕扬确实着急到了火烧眉毛、急火攻心的程度。
孙丕扬既然是假辞职，他所希望出现的理想局面自然是内阁大臣纷纷向明神宗提出请求，要皇帝对孙丕扬“再三抚慰”、“百般挽留”。殊不知孙丕扬的一切设想都是一厢情愿。万历四十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辞官获准，明神宗准许他乘驿站马车离京。
孙丕扬为官清慎，在吏部尚书任上深孚众望，由于一招出错而弄假成真，不得不离职而去。吏部失去了他这样有力的尚书，缺官不补的情况更加严重，不能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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