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名臣崔浩为什么被灭族?下面历史百科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南北朝时期名臣济济，其中，崔浩最有才华、却也死得最惨。“国史案”爆发后，“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北魏的顶级汉族世家几乎被一锅端。
崔浩落得这般田地，既有性格的原因，更是改革家的宿命：虽有宏图壮志、却输给了时代。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出身于北朝第一豪门望族清河崔氏。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从曹魏直至十六国时期，崔氏一直在各个政权中位居宰辅;其父崔宏(崔玄伯)号称冀州神童，官至北魏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
崔浩则青出于蓝，他自幼博览群书，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不精通，是当时公认的头号才子。成年后就顺理成章进入政坛，当时在位的是北魏帝国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十六国末期，一代雄主15岁时拓跋珪重建代国，从此带领拓跋鲜卑后发制人、强势崛起，先后横扫草原、击垮后燕、打败后秦，并在公元398年即皇帝位，奠定了北魏强盛的的雏形。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拓跋珪虽根据客观形势需要、加强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但整体而言，北方“胡汉之别”的思想观念还很浓厚，鲜卑上层贵族与汉族豪门之间不仅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现实利益层面也存在剧烈冲突，比如中原租佃制与草原奴隶制、门阀制与血缘政治之间的分歧。
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若想在北魏朝廷占据优势地位，难度可想而知，但崔浩是个例外：他先后为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服务，每任皇帝都对他推崇备至，可谓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而崔浩的地位，源自他无可辩驳的软硬实力：能力强、态度好，让所有皇帝都挑不出毛病，甚至是深为叹服。
比如晚年的道武帝尤为严厉，很多左右为了避免惹祸上身、纷纷撂挑子躲避，只有崔浩像没事人一样尽忠职守、“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以至于向来冷酷的拓跋珪都刻意让人送饭以示鼓励。
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学识渊博的崔浩俨如“帝师”，经常为其讲授《易经》、《洪范·五行传》等各类经书。而且崔浩精通星术、占卜，屡屡料事如神，因此得以参与军国大事，“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听崔浩的，一定能成功;反之，则必败”的规律。
比如公元416年东晋刘裕北伐后秦时，派人向北魏借道，绝大多数北魏大臣建议阻止刘裕西上，只有崔浩提出了让晋秦两虎相斗、北魏坐收渔利的策略。然而，拓跋嗣听取了多数人的想法，结果被刘裕的“却月阵”痛击，以至于他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崔浩料事如神，他曾准备预测出刘裕无法彻底拿下关中，甚至还精准地算出刘裕篡位自立的时间点，对于当时各个政权的特点、优劣更是洞若观火，以至于拓跋嗣经常跟他谈到深夜仍意犹未尽。
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对内部形势复杂、外部柔然威胁的困局，不顾朝廷内的汹涌反对声，采纳崔浩的主张主动出击柔然。此战后，北魏不仅减轻了北边的压力，还将大量被柔然奴役的高车人编入军队，使得北魏的军事实力大增。
拓跋焘能够顺利统一北方，崔浩功不可没。对自己这位顶级智囊，拓跋焘极为尊重，甚至是言听计从，还称赞其为“长胜之家”。
接下来，为了促进北魏迈上新台阶，全面汉化已势在必行。毕竟当时的北方，鲜卑人不仅在数量上极大少于汉人，其文化、政治制度也相对落后，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制度与观念上的汉化至关重要。而推动这份工作，崔浩可谓当仁不让。
崔浩作为名门之后，向来致力于“以人伦为己任”、“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即孜孜不倦于为恢复汉文化、家世传统而努力。
为了坚定拓跋焘加快汉化的决心，崔浩利用道教将其包装为“太平真君”、树立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代圣人。后者龙颜大悦，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比如重设尚书省、建立中书省和秘书省，组织大批汉族士人参政;整顿赋税，考核官吏等。
此外，为了打造一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儒教政权，崔浩坚决打击鲜卑人在民间信奉的杂神，甚至还声称要“荡除胡神、灭其踪迹”，进行激烈的“灭佛”举措。
但可惜的是，崔浩却也由此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其一，崔浩聪明绝顶，但却勤于谋国、疏于谋身。
崔浩身上带有士大夫的传统气节与精神，人格正直、坚守准则而不会见风使舵。他仰仗自己的过人才华、高贵的门第、历任皇帝的宠信，目空一切、藐视群臣，经常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屡屡说出“陋矣哉，公卿也”这种赤裸裸的羞辱之语，压根不给人留情面，得罪了大批同僚;
崔浩知道自己的才华可以睥睨众生，因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常以张良自比，对于才华的展示也极为迫切、压根不加收敛。
但崔浩这种作风并非出于自私、而是一心为公的表现，比如他曾经当面痛斥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受人金钱故意歪曲事实、将个人私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可耻行为;南线将领主张与刘义隆交战，崔浩却一眼看穿这些人意图借机敛财、不顾大局的小算盘。
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崔浩越成功，其他人就越嫉恨，毕竟没有人愿意长期跟一个智商碾压自己的同僚共事、经常被其一眼揭穿。
其二，崔浩触动了鲜卑统治集团的利益。
崔浩出身汉人豪门世家，是儒家道德理念的忠实拥护者、践行者，他致力于恢复汉家文化、实现高官与博学合一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打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政权。
但这对于鲜卑贵族而言则无异于晴天霹雳。一旦以家族、学术为标准的贵族政治建立起来，基于血统的鲜卑贵族将被取代，已经到手的巨大利益将面临失去的危险。因此，拓跋焘汉化举措越多，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越激化。
而崔浩消灭杂神、打击佛教的运动，更是招致了鲜卑上下的忌恨，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声势浩大的反汉化运动随之展开。
而对于拓跋焘而言，之所以接受“太平真君”的头衔、推进汉化，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统治。但如今既然已经造成了政局动荡，他毫无疑问会选择支持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鲜卑贵族、旧俗。
在这种情况下，崔浩和很多汉人知识分子沦为了牺牲品，至于在修编《国记》时秉笔直书、毫无避讳地尽述拓跋氏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借口和导火索而已。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崔浩的悲剧，不过是北魏曲折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崔浩极力促成政权汉化，大方向时英明、正确的，毕竟拓跋氏想要统治中原，必须彻底融入中华文明。当时显然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拓跋焘个人、大部分鲜卑人都还未实现汉化，直到后来的孝文帝时期，崔浩的理想才成为了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可谓是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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