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商周易代,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之为“武王伐纣”。接下来历史百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朝晚期,纣王暴戾残酷,昏庸无道,民不聊生,商国逐渐没落。而周国文王、武王励精图治,不仅仁政爱民,而且广纳贤士,因此周国迅速崛起,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
周国的壮大引起商国的不满,两国矛盾激化,武王举“吊民伐罪”之兵讨伐纣王。在姜子牙等人的协助下,经过孟津会兵和牧野之战,武王终于大败商纣,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此,商朝覆灭,周朝兴起。下面本文将从武王伐纣的历史史实、经过、人物三方面具体讲述。
一、历史史实
武王伐纣故事是据史而敷演出来的,史实为整个故事提供基本的故事情节框架,后来的小说、戏剧都是据此加以敷演扩充,所以归其根本历史史实才是武王伐纣故事发展的源头。笔者在搜集整理了众多关于武王伐纣故事的史料后,选定《尚书》、《逸周书》和《史记》作为主要的研究资料,从而分析武王伐纣的历史真相。
战争的爆发往往与交战双方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武王伐纣事件发生的背景主要集中在商周之间的关系上。商周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商中晚期,当时两国的关系比较亲密,殷商的太任嫁给季历,文王又娶帝乙之妹太姒,两国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姻亲关系。
直到“武乙震死”事件的发生,文丁因此杀死季历,商周之间的关系破裂,由姻亲关系转化为世仇关系。但这个“震死”事件发生得很蹊跷,据《史记》记载“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被众人前拥后簇的帝王好好的就被雷击死了,或是对神有所怠慢而被“震死”,《史记》给出这样的解释有欠说服力。
据笔者分析,这里的“震死”极有可能是个隐晦的说法。黄河渭河地区本就是周的领地,武乙突然到周的领地去打猎,明显带有很强的军事示威意图,所以武乙极有可能在河渭地区与周人发生冲突而战死。武乙的死直接导致商周之间的关系由姻亲关系恶化为世仇关系,一场战争正在悄然酝酿着。
到文王治国理政时期,商纣王赐文王以“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随着周国的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两国之间的关系又日趋紧张,甚至矛盾凸显,不容调和。文王一方面不断征伐周边的附属方国,一方面向商表忠心和拉拢人心。《尚书》写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然而文王对黎国的征伐只不过是对众多属国征伐中的一例而已,周国不断地征伐其他附属方国。文王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耆国、邘和崇侯虎,并将丰邑作为国都。这样的征伐顺序有其一定的军事战略意图,“因为犬戎密须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邗在野王,则所以图崇,盖纣最大党者,故最后伐之。用兵先后,次序井然。”同时征伐的地域渐渐地靠近商的统治中心地区。周国势力的壮大引起了商朝的不满和警惕,尽管文王向纣王大表忠心,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没有打消纣王对文王的猜忌。
于是纣王采用宗旨,将文王拘禁起来。后来文王被放归后,避其锋芒,一面继续“效忠”商国,一面韬光养晦“阴行善”,收拢人心,于是众多诸侯纷纷投向文王,双方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国的势力由“三州之侯咸率”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再到“九州之侯格于周”,周国的势力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直接威胁到商国的统治大权。至此,商周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战争一触即发。
周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是周人“翦商”之志的强大支持。周国虽然被商国征服而成为其附属方国,臣服于商,但这完全是“小邦周”对“大邦商”的无奈。事实上周人一直在蓄积实力,为“翦商”之志做积极准备。从古公亶父韬光养晦的避让战略到文王武王发展自我、扩张势力,都是周人在不同阶段实施的“翦商”之志的不同方式。
二、武王伐纣的经过
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可以说是时刻准备图上。商周二国的矛盾在商晚期愈演愈烈,伐纣之战由此引发。武王伐纣的经过主要包括孟津会诸侯“观政于商”和牧野之决战两个阶段。
据《尚书》记载,孟津会诸侯的目的是“观政于商”。这个“观政”有很深刻的含义,其表面含义是想通过“观政”对商纣王施加压力,希望纣王能够改过自新,仁政爱民,而实际上则是想在“观政于商”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一种大规模的侦察和试探而已”,侦察商的兵力,并试探商对周的态度,为之后的伐商提供经验。
《史记》对孟津会诸侯也有详细的描述,不仅交代了渡孟津的时间,而且还讲述了周国战车上“以文王为木”和武王渡孟津遇白鱼上龙舟、天火降王屋等趣事,记载要比《尚书》丰富多彩。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决定要讨伐商纣王,但武王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于是武王伐纣的前奏孟津会诸侯就只能不了了之,班师回西岐。
武王从孟津退兵后的两年,殷商统治更加腐朽不堪,出兵剿灭商的时机终于成熟,周国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大决战——牧野之战,对此《尚书》、《逸周书》和《史记》则详细地讲述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情况。先是武王带着车和人马来到商的郊外牧野,等待着大战的来临,并且作《牧誓》誓词鼓舞广大将士。直到“甲子昧爽”商纣王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出现,轰轰烈烈的牧野之战正式开战。
由于纣王的无道残忍,商朝的将士无心恋战,纷纷阵前倒戈,两军相互残杀,一时间“血流漂杵”,这场宏大壮观的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结束了,商大败于周。之后,武王进入商王宫室里,行战争之礼仪后,斩纣王和“二女”的首级,并将其首级悬挂在太白、小白旗上,以此来宣告战争的胜利。武王在经历了孟津会诸侯“观政于商”和牧野之决战两个阶段后,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周人的“翦商”之志最终得以实现。
三、武王伐纣的人物
综合《尚书》、《逸周书》和《史记》等史料,参与武王伐纣事件的主要人物有商纣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他们在武王伐纣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纣王,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暴君形象出现的,然而历史上的纣王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历史上的纣王确实是有其暴戾、昏庸的一面,不论是从武王口中历数种种罪行:“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还是商国臣子微子评价自己的国君“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纣王的暴戾无道是无可非议的。
但“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纣王的罪行远没有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那么多。顾颉刚先生就曾对纣王的诸多罪行进行了考证,他指出纣王的罪行起初只有八九条,并且这些罪行也没有现在流传的那么十恶不赦;到了战国,他的罪名突然新增了二十七条;到了西汉,又添加二十二条罪行,纣王的罪行随着年代的久远累积得更多。
事实上,历史上的纣王除去其暴虐无道的一面,还有其卓越非凡的一面:长相高大俊美,为一代英杰;智力上也有过人之处,即“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甚至能利用他出色的口才应付满朝文武的劝谏和掩饰自己的过失;同时又天赋秉异,力气极大,能敌百人。可见纣王有着出众的身体条件和智力条件,不是一味的坏到底。
文王武王作为武王伐纣事件的发动者,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至仁至德。文王“笃仁,敬老,慈少”,显然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形象;而且礼遇贤士,有时甚至都顾不上吃饭,其对贤士的渴望之心邵然可见。而武王的仁义之举也毫不逊色,在攻占朝歌之后,武王施仁布德,“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受到百姓的大加赞赏,人们都被武王的贤能善举所折服,欢悦的归附。
同时武王也是一个严明的军事家。武王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要求士兵们“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时刻谨记整顿军队。交战中如果有不奋勇杀敌的将士就要“其于尔躬有戮”,军纪的严明由此可见一斑。在伐纣过程,武王显示出了卓越的用兵才能。
牧野之战开战后,武王有策略有步骤地与商军交战:先发《牧誓》演讲,调动士兵的士气;当士兵们士气高涨时命“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商军一时四分五裂,无心恋战,皆向周军倒戈。
武王有至仁至德的一面,也有其刚烈勇武的一面。牧野之战取得胜利之后,武王进入纣王的王宫中,即使面对死去的纣王,武王也不放过对纣王的尸体进行鞭挞侮辱,以泄胸中的国仇家恨,这里的武王已经不再是那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而是个眦睚必报的勇士。
历史上的姜尚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神通,而是个博闻多识、运筹帷幄、智勇双全的谋士。当初文王在渭河遇到姜尚,被文王赏识提拔为周国丞相,文王从羑里归来,听姜尚之计暗地里偷偷地发展壮大周国。太公姜尚遇事有其真知灼见。在武王即将起兵伐纣之时,由于占卜不吉利,加上暴风骤雨的来临,众大臣的伐纣之心发生动摇,而只有太公姜尚力排众议,坚持要出战,坚定了武王伐纣的决心,伐纣之战才得以取得胜利。
不论是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的成功伐纣,都是“太公之谋计居多”,为伐纣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公姜尚有谋,而且有勇,是位英武的将帅。当牧野之战拉开序幕后,姜尚一马当先,率领一小支精锐部队打头阵,毫不畏惧迎面而来的七十万商军,其英勇孔武、意气风发完全不同之前的老谋深算,甚至到唐朝时得到官方的认可,被冠之“武成王”的称号,成为了“战神”。
四、总结
武王伐纣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故事,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和若干代人的修改和创造逐渐变得完整成熟。但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会继承前代的相关故事,继而添加新的内容。上述文章是基于史书等文献来讲述武王伐纣以及商纣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的形象,希望还原历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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