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皇权衰微，各路军阀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宰者。汉末军阀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迥异，几乎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之士，甚至各路军阀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皇权以儒学为桥梁，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由文向武转变，同时加强了对于豪族的控制。当豪族垄断上升通道以后，士大夫豪族便开始向门阀转变，成为东汉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抑制东汉皇权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豪族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皇权的排他性使得豪族成为被提防的对象，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帝国的行政运作，外戚与宦官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在长期的权力斗争中，外戚与宦官势力逐渐耗尽，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机构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豪族则拉拢其他各方力量，割据自保，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力量。
东汉末年，皇帝的腐朽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黄巾起义。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改变了地方的行政制度，扩大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各个豪族成为地方势力的代理人，进一步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帷幕缓缓拉开。
自西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从郡县下级官吏逐渐升为高官，并通过各种办法进入王朝的中央机构。由于豪族向汉帝国政权的不断渗透，帝国因而改变了政策，逐渐向“豪族政权”靠拢。豪族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扩展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导致国家公权力的不断削弱，因而出现了东汉末地方分权的情况。
士人与宗族的结合，使士人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士族发展起来，在西汉后期的社会上已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王莽末年反莽斗争和东汉建立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东汉政权的建立，是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东汉时，政府与豪族之间基本上处于妥协状态，政权为豪族所把持，豪族通过垄断选举，控制仕进之路，把持地方政权。
东汉的豪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地方上的大姓，依靠传统的优势，成为控制地方的势力，一个地区的豪门望族，既是汉朝统治支柱的功臣集团，也是让朝廷疑忌的地方豪强。豪族在地方社会上形成一种支配的阶层，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官僚与庶民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通过文化传统、联姻、师承、等私人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后，汉政权独尊的思想是儒家学说。可以说，东汉帝国尊崇的儒家理念对豪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汉政权利用儒家的理念，使官僚与豪族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向前进，用最廉价的行政成本来驾驭帝国。一方面，利用儒学束缚豪族，另一方面使豪族自觉地产生忠君感，使东汉王朝成为士大夫豪族政权。
以东汉中期为分水岭，士大夫豪族渐渐地走上门阀化道路。对官僚层产生影响的儒学主要是以今文学为主的“家学”，而具有门阀化倾向的士大夫豪族多具“世传家学”。换句话说，士大夫豪族利用官定的今文学使自己的地位世袭化，逐步走向门阀化，汝南﹑弘农郡出身的士大夫豪族渐渐代替了南阳的功臣和三辅的外戚。
大姓、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他们是汉末割据政权的阶级基础。而大姓之所以能够控制地方的力量是因为其垄断了权力，他们与东汉选举和乡里清议有紧密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选举几乎是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士大夫地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王朝的统一起了一种瓦解的作用。
东汉政权的官员选用制度是“乡举里选”。选举科目一般为孝廉﹑徵召﹑辟召。东汉时期的选举，极为重视孝廉一途，特别是中后期，孝廉出身的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察举孝廉时，应该“试家法”，即考其“家学”水平。诸生为了举孝廉，成为官员，学习官定的今文学是必须的。因此，为了成为官员的人就必须成为士大夫官僚的门生，师法今文学。此时，身为高官的老师对学生成功被举孝廉是有帮助的，因而被举之人对老师自是多怀感恩之情。
与门生对老师一样，故吏对故君的忠诚度也是很高的。故吏与门生一样，都对很忠心。所以，只要察举制度存在，故吏门生对举主的支持将会延续，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等“名儒”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遍布天下的故吏门生。
东汉的察举体制，表面上看，产生了由门生故吏支持的“名儒”，促成了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士大夫豪族的门阀化。进一步看，察举制度更是影响了地方的豪族层。一方面使他们不得不服膺儒学，另一方面使自觉地产生“清”、“廉”、“忠”﹑“孝”的思想，抑制豪族的弊端一面。东汉政权依靠儒学与察举体制，将地方上豪族士大夫官僚化，并将他们吸纳到整个统治机构中，便于统治者驾驭。
外戚政治是汉代政治的重大特色，东汉外戚得以独占朝纲的原因是外戚既能够代表皇权的利益，又可以代表士大夫豪族的利益。外戚的专横跋扈﹑擅权，是从东汉和帝时期开始的。此后，东汉政权的内部便不断上演着外戚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外戚与宦官只是辅助东汉皇权的工具，正是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消亡才促进了豪族的发展。
西汉王朝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夺，前车尤可鉴，东汉政权不可能对外戚不有所防范，“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但是，章帝时期，外戚马氏逐渐参政，渐开外戚与政之风。东汉时期的外戚拥有拟皇权，其来源是前皇帝的嫡妻皇太后临朝称制的权力，但是皇帝亲政时，外戚鲜见作为。可见，在真皇权的面前，外戚的拟皇权极其脆弱。
东汉时期，宦官与皇帝的结合是个人之间的，宦官崛起时仅是皇帝的“秘书官”。毋庸赘言，宦官权力的根源来自于皇帝，始终只是皇室的“家内奴隶”，并以此身份来行使其权力。士大夫豪族势力的强大，使得东汉皇权在中后期时更为倚重外戚与宦官，以求一种新的制约势力出现，从而重现权力的平衡。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产生冲突时，皇权自然采取了非理性的处理方式，使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矛盾扩大化，走上无法挽回的境地。
一旦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就使得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政治力量来平衡政权运作。但是外戚与宦官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势力，并非是铁板一块，反而经常爆发激烈的斗争，中平六年，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双双陨落，尚是年幼的皇帝无法处理朝政，各种强大的势力都跃跃欲试。
东汉的腐朽统治和频发的自然灾害，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中平元年爆发了“黄巾起义，“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为了镇压“黄巾起义”，灵帝改变了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改刺史为牧。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是东汉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牧守有用人权、财政权和兵权，等于拥有了地方所有的政权。这些牧守在表面上仍然是东汉政府的地方官员，但是实际上已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州郡也相应形成互不相统的独立王国。
地方长官权力的扩大，实际上也增强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以后割据的军阀中有不少是因为黄巾起义而崛起的。于地方豪族来说，中央已经失去了统领地方的作用，为了对付黄巾军，遂各自拥兵自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既然封建王朝无法保障其安危，那么就只能投靠地方豪族以求生存了。另外，迫于黄巾军的压力，各地方豪族还加强了联合与合并。
在豪族的上升路径中，有熟读经书历任公卿而转变为地方豪族的，这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豪族，一方面与下层权力的地方大姓相比占据着优势，抑制了他们的强大化与领主化，另一方面又作为下层权力的代表者，也就是所谓的“民望”，支持着上层权力，同时也限制了其权力扩张。东汉豪族，本身就具有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
东汉时期，地方长官与属吏之间渐渐增长一种皇帝与臣下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君臣关系，故吏关系。而这种故吏关系大大增强了地方分裂的倾向。东汉的士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所以东汉中央王朝陷入困境后，士人没有匡扶天下之心，也不能同心协力重建一个新政府。在农民起义中，中央皇权被削弱了，地方士家豪族势力乘机起来，逐渐摆脱皇权的束缚，走向了割据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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