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团体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很多人都想到的是中国。从世界文明的进化角度来看，地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因为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早期的先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抱团取暖，从而形成集体主义。
西方世界则相反，其文明的发源以游牧和渔猎为主，强调的是自我的个性解放。然而在追求自我的西方世界里，农耕文明之下萌生的中国集体主义，还有个伙伴，那就是讲究团体主义的日耳曼民族。
那么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集体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日耳曼民族又是如何凭借着团体主义在西方世界里一枝独秀？
一、日耳曼民族团体主义的起源
最早的日耳曼民族，大概是指在青铜器时代，生活在北欧的西方民族，因为历史太过久远，实际上这种说法也只是后人的推断，没有切实的历史证据。
现代意义上的日耳曼民族，其实形成于公元前50年左右，是在强大的罗马帝国武力威慑下，生生打出来的一个民族。
日耳曼战士
公元前五十年前后，罗马帝国正值一代大帝凯撒当政，他一边不动声色的改变着古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共和制度，一边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同时获取更多的利益以满足国内贵族的需求。
这个时候，在北欧大地上的各民族有了一个统一的敌人，那就是罗马。在这些北欧民族之中，日耳曼人因为特别能打，而被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所重视。
根据罗马史书记载：
“（罗马人）艰难地去征服前进道路上的对手，而每一次胜利，他们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让骁勇善战的罗马军队一次次吃亏的人，正是北欧大地上的日耳曼民族。
罗马斗兽场
其后的历史不用赘述，罗马帝国最终征服了欧洲大地，作为胜利者，他们当然只记得让自己头疼的敌人，也因此，北欧大地上的各民族都被冠以了日耳曼人的称谓。
从日耳曼民族的起源就不难看出，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生产力和社会科技都稍显落后的北欧各民族，为了对抗征服者罗马人，经过艰苦斗争，最终凝聚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日耳曼民族。
跟农业活动一样，战争也是一个讲究集体协作，注重团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人类行为，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日耳曼民族，不仅骨子里好斗，而且非常讲究团体主义。
日耳曼民族
其后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欧洲的统治者也一再的换人，但日耳曼民族骨子里这种团体主义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欧洲历史上一个强大兴盛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后来德国的前身。
二、日耳曼民族团体主义的表现
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表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有两点，其一是“日耳曼法”之中表现出来的团体主义，其二是在家庭生活之中表现出来的团体主义。
1、日耳曼法中的团体主义
所谓日耳曼法，是指在公元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在日耳曼民族内部流通的法律，比如著名的《巴伐利亚法典》《埃塞伯特法典》等等，都是日耳曼法的表现形式，这些法典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讲究团体主义。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世纪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大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男权兴盛，男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之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点似乎与世界其他民族都一样。
但不同的是，日耳曼法之中，一旦一个男人跟女人组成了家庭，那么作为这个小团体的一部分，女人对家中财产也就产生了所有权，当男人要处置家庭这个小团体之中的共同财产的时候，他必须得征求女人的同意。
日耳曼家庭
要知道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中国古代甚至有“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说法。但同样男权至上的耳曼民族内，偏偏女人在家庭财政大权上拥有否决权，这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正好体现着日耳曼法中的团体主义。即团体之中的个体，是不能损害团体的利益的。
家庭之外，日耳曼法在土地所有权上，也具有这种团体主义特征，即土地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同时对土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尽管封建领主具有土地的拥有权，但封建农奴也有土地的使用权。
这种使用权在小团体内部，一般是封建领主旗下的庄园制内，可以不经过领主同意进行互相买卖，但却不能买卖给外人。也就是说土地只能在团体内部流转。
将日耳曼法之中的这种团体主义延伸开来，就是《汉谟拉比法典》上著名的那句话：
“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附庸。”
汉谟拉比法典
2、日耳曼家庭中的团体主义
正如前文所说，日耳曼民族的夫妻关系之中，同处于家庭这个“团体”的丈夫和妻子，同时对家庭财产具有支配权。
日耳曼民族的家庭之中，这种讲究团体主义的行为比比皆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在日耳曼民族的家庭之中，如果家庭成员侵害了教会这个“团体”的财产，那么该家庭成员就会受到其他成员的集体抵制，甚至与其断绝往来，也就是所谓的“弃绝”。
这种严苛的社会习俗背后，是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团体主义，是日耳曼民族深入骨髓里的团结和集体至上的思想。
三、团体主义对日耳曼民族国家在近代崛起的贡献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离我们最近的，传承最为正统的日耳曼民族国家，当然是德国。从中世纪末期开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热兵器时代的到来，讲究团体主义的日耳曼民族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崛起。
最激烈的例子自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耳曼民族国家德国的强大。尤其是二战之中，德国几乎以一己之力单挑了整个欧洲，这其中军队之中盛行的团体主义，集体至上的观念自然居功甚伟。
二战前的德国工厂
抛开战争不提，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每个人在生产链条之中只能做一小部分，任何一项科技产品的问世，都必须要多人配合才能完成，这对于讲究团体主义的日耳曼民族来说，当然是优势。
这也正是近代历史上德国之所以能在众多欧洲国家之中脱颖而出，几次历经大的挫折，最终都迅速的恢复元气，重新站在世界各国前列的原因所在。
相比于中国古代纯粹讲究集体大于个人的集体主义来说，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既有优势，也有不足。
圣拱门
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集体主义有个很鲜明的区别，就是团体主义是针对于别的团体来说的。正如日耳曼民族的兴起是因为与罗马人的战争导致，团体主义的基础，是把社会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小团体，小团体又组成大的团体，最终汇聚成一个国家。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是“别”，也就是说我的团体和你的团体是不一样的。我的团体之所以错在，是为了应对你的团体。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的集体主义，更讲究的是天下大同，即在集体主义之中不强调其他集体，这个集体是包含所有的团体的，集体之中的团体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区分。蔓延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封建历史，其实就是在从“不同”走向“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同化。
二战时被驱赶的犹太人
直白一点，就是日耳曼民族的团体主义比较排外，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集体主义，则比较包容。
以共同对外而凝聚核心的团体主义，自然关系更为牢固，但是却容易走向极端。近代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未尝没有日耳曼民族这种团体主义下的排外思想作祟。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集体主义，过于包容的时候，难免会显得软弱。
四、结语
团体主义，作为日耳曼民族最核心的特色，起源于上古时期共同对抗罗马人的经历，发展于漫长的中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并最终以近代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德国的突出表现证明了其价值，可以说是深入日耳曼民族骨髓的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也不是仅仅表现在战争领域。事实上日耳曼民族不管是社会组织结构，还是日常生活之中，都充满着团体主义的存在，并一直持续至今。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团体主义即塑造了日耳曼民族的强大，也铸就了日耳曼民族的苦难。
如今的世界已经是多民族融合，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团体主义早已不是日耳曼民族的专属特质，但历史上日耳曼民族因为团体主义或成或败的故事，依然值得后人借鉴。
参考文献：
《汉谟拉比法典》
《德意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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