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闰月，原宋哲宗朝宰相，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支持者—蔡确，收到了朝廷降下的懿旨，削夺官职，一路从当朝宰相被贬任陈州，又于次年转任安州，邓州。不曾想其为解苦闷所写下的《游车盖亭》一诗被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抓到把柄，诬其叛国，蔡确再度追贬英州。与此同时，因该诗牵连，当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如、等皆经历了旧党毁灭性打击和迫害，牵连之广可谓空前，蔡确为此更是活活被气死在驿站，年仅56岁，史称："车盖亭诗案"。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看着自己族兄兼恩人蔡确活活被旧党气死，此时朝中有个人暗暗发誓，待自己夺权之日，一定要为新党报仇，这个人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蔡京。8年之后，蔡京位极人臣，他将当年迫害新党的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旧党人通通列为奸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史称：元祐党籍碑。
只要熟悉北宋历史的人都知道贯穿整个北宋朝政的新旧党争，可以说它完全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许多人认为新旧党争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帝和大臣，但正如上文我们所说"因"—"车盖亭诗案"，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当朝高太后，在她的运作下哲宗朝新党遭到了旧党残酷镇压，这才有后来的"果"—"元祐党籍碑"，甚至最后导致北宋灭亡。那这"因果"之间，北宋太后们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虽然北宋为了防止重演唐朝后宫乱政的悲剧，谓："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宋史》卷295《尹洙传》），以致于北宋"女子之防尤严"（《玉海》卷130《官制·戚里》甚至用"祖宗之法"去约束，可众所周知的是实际效果并不怎么样。这第一位登上北宋"垂帘听政'的太后就是宋真宗的皇后，也就是仁宗朝的刘太后。
根据《宋史》记载，早在真宗朝时期，由于真宗晚年多病就已经"事多决于后"，等到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之时，为了保证赵宋政权的顺利过渡，当年的刘皇后，此时的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后妃传》载：
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
刘太后掌权之后，表现出了极深的保守观念，她先是重用旧党，接着又在乾兴元年（1022年）宣布废除陕西的"青苗钱"，乃至刘太后死后，变法派范仲淹向亲政的仁宗吐槽：
因循不革，敝坏日甚。
以表达对刘太后守旧的不满，只是范仲淹万万不会想到，太后插手新旧党争这才刚刚开始。公元1067年，即位仅四年却都活在曹皇后阴影下的宋英宗赵曙病情加重去世，其长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赵顼继位之时已经19岁，故而次年改名熙宁，开始亲政。按理来说，神宗已经亲政，自然就没有后宫什么事，可这却有了变故。原来神宗的亲生母亲高太后是曹太皇太后的亲外甥女，曹太皇太后自神宗幼年时就对其极其溺爱，《宋史》载：
待上慈爱天至，上御朝退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候之，或自持饮食以食上，始终十年余年，外庭无由备知。
相对于平时后宫的尔虞我诈，由于是至亲，曹氏对待神宗自是没有二心，而作为晚辈，神宗当然也是极其孝顺。如宋朝宫闱制度严格规定外戚不能进后宫，但是为了安慰年高多病的曹氏，神宗特许其弟弟曹佾可以入宫探望曹氏，神宗"至孝爱于慈圣之情至矣"，可谓路人皆知。
所以相对于刘太后的直接听政，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影响神宗，左右新旧党争的法宝就是"哭"，没错，就是哭。例如神宗亲政后，启动熙宁变法，神宗就忧虑的对王安石说 "两宫乃至泣下，忧京师乱起"来表达对自己支持王安石的不满。后来郑侠上《流民图》，两宫太后听闻之后又哭着对宋神宗说"安石乱天下，议裁损之"。
前文提及到熙宁时期曹氏已经年高多病，所以曹氏和生母高氏一哭，对于神宗来说他固然可以压下满堂非议，但是对这二人的感情却不得不照顾，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贬知江宁府，神宗朝的元丰改制最后也变得七零八落。
不过神宗毕竟自身有魄力，曹氏和高氏亦未直接听政，故而太后党对新旧变法的影响仅针对新党魁首王安石一人，并未牵连太多。而随着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9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正式开始垂帘听政，新党开始遭受历史上最大毁灭性打击，史称"元祐更化"，还有文章开头我们所说的"车盖亭诗案"。
毋庸置疑，高太后的政治手腕即使摆在整个历史中也是排的上号的，《后妃传》说她"圣性严毅，人不敢犯"，面对神宗朝遗留下来满朝皆是新党的局面，特别是宰相蔡确、章惇、韩缜皆是变法新党。高太后明白凭借自己一己之力，断不能对抗，于是元丰八年三月高氏遣亲信找到司马光，谓：
公事历累朝，忠亮显著，毋惜奏章，赞予不逮。
可以说高太后这是给了司马光莫大的权限，随后司马光被重用成为旧党魁首，吕公著、苏轼，文彦博、程颐等旧党大臣相继被复用，进入北宋朝政中心，形成和旧党直接对抗的局面。次月高太后绕过两府决议，直接下旨废除"京东路养马"等新法，重启部分旧法。并宣旨三圣：
先帝所立志法，民间不以为便，当徇至公，岂不可改。
这几近是直接宣布神宗朝的新法在哲宗朝行不通，而司马光接到高太后的旨意之后将新法一刀切全部废除，全面恢复旧法，高太后也一应接纳。其中如"免役法"在神宗朝已经实行十余年，不如青苗法一样争议巨大，免疫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然司马光依旧一刀切除，恢复"差役法"。这样的做法甚至连资深的旧党苏轼都看不下去，他认为"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是极为不妥。
旧党的做法当然引起了新党的不满，章惇直接跑到高太后帘前跟司马光大吵了一架，结果高太后直接用"怒其无礼"为借口，将章惇免职，贬汝州。之后，在高太后的运作下，旧党魁首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被称为"三贤"；新党魁首蔡确、章惇、韩缜被打压为"三奸"，旧党甚至将新党名单张榜公式天下。
有道是两党相争，互有争议实属正常，新党在污蔑旧党方面，当年"乌台诗案"所牵累旧党大臣亦不过是苏轼一人耳。但是随着蔡确的"车盖亭诗案"爆发，旧党将新党一网打尽，几近赶尽杀绝，甚至连蔡确在被贬路上去世，高太后不过留下"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盖棺定论。
经历了"元祐更化"，新党和旧党除了政见上的不合以外，更是陷入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其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等到徽宗上位，支持旧党的向太后去世之后，徽宗亲自再次启用新党。新党魁首蔡京上位，并在崇宁年间几近重演了"元祐更化"，把元祐年旧党怎么对付新党的招数全部还给了旧党，更是刻下《元祐党碑》来回应当年旧党为新党列名的榜单。只是这次新旧党争，上天再没有给北宋机会，最终二王北狩，北宋灭亡。
封建王朝历代，政见不合和是常有的事，但如北宋新旧党争互相打压如此严重，延续如此之久却实属罕见。公允来说，北宋十帝，除了四年重病的英宗和最后赶鸭子上架的宋钦宗赵桓，其余在政事上颇多支持新党，这是因为皇帝有变革除旧，建立功勋之心。然而由于子嗣问题，北宋帝位衔接多是幼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只得太后垂帘听政过渡，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或者说是一个意外。
然而这个意外对北宋朝政来说却实实在在是致命的，这里实际上并不是说太后党亦或是旧党就是故意要亡北宋，毕竟旧党魁首司马光是历史贤名，刘、曹、高、向等太后亦颇为贤名，只是新旧两党因理念差距，祖宗之法产生争议，又有谁不想国家好呢？
可惜的是，只因意见不合就要至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甚至非要强行整死对方，最终无限扩大了党争对国家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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