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自晋文公之后,中原地区进入晋国霸业时代,直至“三家分晋”为止,晋国霸业竟持续了一百多年之久。虽然在这一百多年间里,晋国以其强大的国力而时常执天下牛耳,但晋国也并非毫无对手,在众多对手当中,楚国当为晋国最强劲之敌,所以,纵观整个春秋中后期实为晋楚两国主导的霸业之争。
公元前597年,晋楚爆发邲之战,此战晋国大败霸业衰落,但晋景公即位后,重用荀林父、郤克、士会、韩厥、栾书等人奋发图强,于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再次战胜楚国,晋国霸业得以恢复。
虽然鄢陵之战发生在晋厉公在位期间,但此战实为晋景公时期图霸方略的延续,而当晋国战胜楚国后,晋国六卿专权的内政弊端便开始显现。
晋厉公幼年即位,便感诸卿专权之威胁,尤其是鄢陵之战后,晋厉公削弱六卿以振君权的意图愈发明显,他陆续重用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嬖(bì )臣,以此来分化六卿的权力。
后来晋厉公诛杀了六卿之中的郤犨(chōu)、郤錡(qí)、郤至,引起其余六卿的不满与不安,虽然当时的六卿之首栾书本就对“三郤”有所忌惮,但“三郤”的下场也让他感到了危险,于是公元前573年,栾书与中行偃等大臣发兵囚禁了晋厉公,迎立晋厉公之侄公子周为君,公子周即为晋悼公。
晋悼公即位时只有14岁,这个年龄不管是春秋时代还是现代,都是非常年少的,而栾书之所以迎立他为国君,也正是源于此。
栾书虽可称得上晋国一代名臣,但此人并非一个心胸坦荡之人,他有谋略,可以忠诚的执行晋景公时代制定的图霸方略,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对权力充满欲望的人,所以在晋厉公诛杀“三郤”这件事中,栾书也充当了一个帮凶,因为当时“三郤”的权力与威望日盛,这严重威胁到了他的地位。
所以,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栾书便选择了多年不在晋国,在国内毫无根基的晋悼公为晋国新任国君。
如果说,晋悼公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么他这一生注定将成为栾书以及栾书继任者们的掌中玩物,而这也是晋悼公即位之初所面临的内忧。
那么,是甘愿充当一个傀儡还是希望做一个有为之君呢?对此,晋悼公并没有犹豫,或许在返回晋国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当载着晋悼公的马车缓缓进入晋国的时候,面对前来迎接他的栾书等一干大臣,年轻的晋悼公放声痛哭,他凄惨的说道:
“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
从这一刻起,晋悼公便开始向世人展现他高超的政治谋略,他先是以“欲擒故纵”之计,向栾书等人示弱,自己不想当这个国君以及当了这个国君之后的种种无奈,绝望之情无不显现在脸上。
面对晋悼公此举,栾书等人自是始料未及,但碍于君臣之礼,他们只能安慰晋悼公:
“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
“唯命是听”这四个字便是晋悼公想要的,于是他趁机当场与诸臣盟誓,而后才入朝做了晋国国君。
即位后,针对厉公以来晋国的内政紊乱现象,晋悼公做出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具体总结有三点:
经过以上三点举措的实施,晋悼公不仅赢得了民心,也成功地收回了晋国内政的裁决大权,而更令人所钦佩的是,晋悼公在收回权力的同时,也能缓和其与诸卿之间的矛盾,君臣戮力同心,一致对外。
于是,在内政紊乱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晋悼公下一步便要着手解决外部问题了。
虽然此前厉公时代,晋国打赢了鄢陵之战,并从楚国手中夺回霸权,但是,由于晋厉公重用嬖臣,与诸卿矛盾重重,导致晋国发生内变。所以,鄢陵之战的成果并没有按照晋景公时期所预想的那般发生效用,此胜只能暂时解除楚国的威胁,但事实上,晋国此后疲于内政之变,威望大不如从前,这对晋国重夺的霸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外部影响,其中主要表现在三点上面:
郑国因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所以郑国素来的国策便是“唯强者是从”,因此,当晋国陷入内政之变时,郑国自然会倒向楚国,而楚国自不必说,一直都是晋国的宿敌,所以,郑国的倒戈和楚国的来犯亦当情理之中。但是,鲁国长期以来都是晋国最为密切的盟友之一,而晋国内政之变竟使得鲁国也发出了“蔑从晋矣”的主张,这足可见晋国内政之变对晋国带来的外部影响是非常大的。
鲁国等亲密盟友的若即若离,郑国的倒戈及楚国侵犯宋国是晋悼公即位后所面临的外部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晋国霸业必然会跌入深渊而无以复加,那么晋悼公在解决了内政问题后,又是如何解决外部问题的呢?
在面对鲁国等盟友的问题上,晋悼公一改往日晋国对中原诸侯的强压政策,不再以霸主自尊,而以当时诸侯间聘问之礼仪相往来,以增加晋国与其余各国之间的情感。如鲁襄公以新嗣位而朝晋,行稽首之礼(稽首为当时对周天子之礼)时,悼公惶恐不受;凡诸侯来晋者,悼公皆以聘礼拜答之。
如此种种举措使得众诸侯国与晋国之间的团结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至于已经倒戈了的郑国及楚国入侵宋国,晋悼公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后做一个长久之计,其原因有二:
所以,基于这两点,针对郑国的倒戈和楚国侵宋,晋悼公制定了一个非常高远的复霸方略。
概括来讲,晋悼公的复霸方略分为三部分:保宋服郑,和戎连吴,三分四军以疲楚。
保宋服郑,即是联合鲁、曹、卫、莒(jǔ)、邾(zhū)、滕等国出兵救宋。公元前572年,联军出兵救宋,楚军不敌而退,随后联军伐郑,败郑军于洧(wěi)水,此后数年,晋楚两国多次伐郑伐宋,两军你来我往,但均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晋悼公即位后,晋楚两国互相探视对方底细的时期。
然而虽是探视,但对于晋国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晋国趁机打通了联吴通道,恢复联吴制楚策略指日可待。
所以说,晋国在这一阶段中将中原地区的战略形势转变,为日后晋国霸业的复苏奠定基础。
和戎联吴,即是与北方戎狄交好,消除晋国后顾之忧,避免日后两线作战,而联吴即是令吴国在东南牵制楚国,让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公元前569年,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建议,请和诸戎;公元前568年,吴王遣使至晋,同年,与齐、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吴会盟于戚。
至此,晋国和戎联吴之势已成。
三分四军以疲楚,当时晋国上卿荀罃认为:“晋所以不能收郑者,以楚人争之甚力也,今欲收郑,必先弊楚,必用以逸待劳之策”,于是在荀罃的主持下,晋国四军和诸侯联军分成三部,三部轮番同楚军周旋,最终达到疲楚,进而夺取郑地目的。
可以说,“三分四军以疲楚”是晋悼公所制定的复霸方略中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他之前所作的任何内政外交上的改变都是为了这一部分做准备的,如前面所说的晋悼公采纳魏绛建议进行的农业经济上的革新,这便让晋国富实,足以支撑晋国军队对楚国进行长时间轮番的军事行动。
而“三分四军”的具体部署如下:
“齐、鲁、宋之军从荀罃、士匄(gài)中军;卫、曹、邾之军从荀偃、韩起之上军;滕、薛之军从栾黡(yǎn)、士鲂(fáng)下军;至于赵武、魏绛之新军则为总预备队。”
三分四军后,晋国便正式展开“疲楚”之军事行动,具体表现在“三驾疲楚”。
公元前563年,晋国中军伐郑,荀罃绕过郑都南进犯楚,楚国立即发兵迎击,待楚军列阵之时,晋军撤退随即占郑北地而还,楚军见晋军已退,便也撤军南归,此为“一驾”。
公元前562年七月,荀罃领新军及齐、宋、卫之军再次伐郑,企图诱楚军出师,然楚军未出,郑国即请和,此为“二驾”。
二驾之后,楚国自知独力难胜晋国,于是遣使于秦,希望加强秦楚联盟,在此之下,郑国再次复叛晋国,并引导秦楚联军伐宋。公元前562年九月,晋悼公乃复悉起诸侯之军伐郑,楚国见诸侯之军尽出,自知不敌而退,郑国见此情况再次请和,此为“三驾”。
三驾之后,郑国诚心归服,从此不再叛晋二十年有余,而这也是此前晋国制定“三分四军以疲楚”的战略目的,加上东南吴国对楚国的威胁日盛,所以,自此以后,楚国再也无力北上。
那么,通过晋悼公的复霸方略,我们不难看出,其实自始至终,晋国都没有与楚国发生大规模战争,但这也是晋悼公的高明之处,即以最小的军事代价换来晋国霸业的复兴,而这种“疲敌”策略却间接造成楚国实力的大损,其效果要远超过去战场上的大规模厮杀,且“三分四军以疲楚”实为当时一种大胆而富有创新的战术,一时间,楚国根本无力破解此种战术,因而在与晋国的争霸中再次失利。
所以,当我们再回顾晋悼公这十五年执政生涯的时候,不难发现,他的睿智不仅超乎同龄人太多,而且他的心智之成熟与谋略之高深更让绝大多数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国君汗颜,究其原因,也许是多年的外放生涯让他养成了这种性格,并且对天下大势有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否则难以解释当晋国国君之位突然降临在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竟能做出如此深谋远虑之举。
想来,以“惊为天人”来形容晋悼公似乎也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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