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朝代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多朝代的兴衰与女性有关，汉朝的灭亡与王政君干政不无关系，盛唐衰落于安史之乱与杨贵妃脱不了干系，大清国力江河日下日薄西山的局面，慈禧太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这些都与女性干政有关。
其实，我国女性干政历史由来已久，最先临朝听政的太后不是吕后，而是战国时期的秦宣太后，由此上溯，再往前追溯，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女性涉政。公元前1046年，武王带兵讨伐帝幸，大破都城，建立了西周，历史上对于殷商的灭亡归结于“牝鸡司晨”，也就是名为帝幸统治，但是实际已经被妲己掌权了，也可以说，殷商亡在女性参政上面。
西周建立之后，开始反思殷政，建立了一些政治制度，明确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样也有效地避免了女性参政而步入殷商的后尘，所以西周是一个对女性政治限制特别严格的一个时代，不过世事无常，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断送了西周。
当时间来到春秋时期，春秋首霸齐桓公与诸侯一起维护了周朝礼制，根据《谷梁传·僖公九年》的记载：“葵丘之会，……，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可见在春秋时期是明令禁止女性参政的，有句话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前朝灭国的教训，那为何会出现后来战国时期的太后专政呢？这真是掉了伤疤忘了痛。
虽然齐桓公重申了礼制，禁止了女性参政，但随着各个诸侯国的强大，周朝的礼制开始松动，尽管是齐桓公有心团结各个诸侯，重新恢复周朝的礼制，但在《葵丘之约》的八十年之后，齐桓公所维护的周朝礼制最终是渐渐趋向衰落，开始出现了既有一贯支持、维护周朝礼制的统治者，也存在一些开始默许，甚至是认可女性参政的情况。
《国语》记载：“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见子于此止矣。”
从这里就能看出越王勾践是完全主张周朝礼制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当时越王勾践与吴国开战，首先就是安定了内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向自己的夫人申明了妻子治内，丈夫治外的原则，并且连交谈的方式也是“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交谈之后“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严格恪守了周朝的礼制。
楚武王的做法与越王勾践恰恰相反，不仅是违背了男主外，女主内礼制，还让自己主动与夫人邓曼商谈征伐之事，甚至对夫人邓曼这种非礼的议论表示支持，楚武王这种默许、认可自己夫人参与国家大事的态度，也代表了春秋时期部分男性统治者对于女性参政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至此，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参政事件，周朝礼制是岌岌可危，到了战国时期，周朝礼制完全崩溃，就连其它的一些政治制度，也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残缺不全，更不就不能再起到任何的制约作用了。
面对这种旧社会的全面崩盘，各个国家相继开始出现了变法，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变法热潮，一直贯穿着整个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旧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制度尚未成型，不管是军事，社会还是政治都是一片混乱，很多女性在失去了周朝礼制的制约之下，开始纷纷投入政事之中。
根据《战国策》记载，公孙消是一位对国家有功，地位尊贵的大臣，只是因为跟当时的秦宣太后之间有点过节，所以不能入相，便有人劝他要跟秦宣太后搞好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了，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涉政男性非但不反对，还主动求助于女性；相对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早期的反对女性参政，到默许、认可女性参政，最终到了男性统治者需要借助女性的政治势力来上位。那么，不论是春秋时期对女性参政默许、认可，还是战国时期对女性参政的支持，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的呢，其实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男性统治者的忽视所导致的，春秋时期虽然保留了周朝礼制，但随着平王东迁，周王室的衰微，周天子的统治力也随之减弱，权力下放到诸侯，王命不行，礼制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逐渐被社会忽视，就连周天子都开始带头违背礼制行事了。
周天子宠信狄人，并且还说要立这个狄女为皇后，但是有很多大臣不同意的，富辰便劝谏周天子万万不能立这个狄女为皇后，不能亲近狄人，而疏远同宗，但周天子根本就不听劝谏，坚决立狄女为后。狄女被卷入周王室的统治阶层的斗争；她开始背叛周天子，与一直意图夺位篡权的甘昭公私通，于是周天子废狄后，引发了狄人不满，最终造成了富辰所说的自取祸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天子先是立狄女为后违背了周朝的礼制，而且还不听劝阻，更是让狄女卷入了到了周王室的权利之争，导致后面一系列的联动事件，周天子忽视了狄人与周王室并没有宗法制下产生的亲缘关系、合作只是出于短期的共同利益这一祸患，将为维护政治统治稳定而设置的礼制弃之不理。
正是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为不受礼制约束的狄女与正迫切渴求狄人协助的甘昭公创造了各取所需的私通机会，这明显是表明了男性统治者（周天子）对的忽视所造成的，也正是因为有太多像周天子这样男性统治者的忽视，使得周朝的礼制慢慢开始出现了裂缝，不然在严格的周朝礼制之下，女性根本就没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之中去。
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个王，但对女性的约束却不那么严格，曾主动与女性谈论政事。例如，在桓公十三年“屈瑕伐罗”时，就曾与夫人邓曼进行政事讨论，并且还接受了自己夫人邓曼的建议；在庄公四年之时，楚武王在出征之前再次与邓曼进行了商讨，邓曼也是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可见楚武王是有与夫人商讨军国大事的习惯的。
而女性如果不是得到男性统治者的默许和支持，是没有条件对政治进行干预的，这也是楚武王疏忽礼制的一种表现；可以看出男性统治者对于礼制的忽视，是女性涉政行为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春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涉政行为，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制被男性统治者彻底无视，女性涉政行为几乎达到顶点。
其次，由于宗法制的衰落，让女性渐渐开始有了参政的机会，在以礼制为原则西周政治制度中，最基本的就是宗法制；宗法制是一种以血缘关系远近为基础，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其实质是根据血缘的亲疏，决定地位、财产的继承权，杜绝由于继承权争夺而导致的宗族斗争。
根据血缘的亲疏确定大宗、小宗的地位，使大宗贵于小宗，确立大宗天然尊长地位，确立等级制度；通过家族，氏族，宗族的纽带对继承权以及等级的确定，维护国家统治；因此，国君的婚姻承担着为国家谋利或是稳定自己地位的责任，选择正妻往往是出于政治联姻的考虑。
同时，由于春秋时期实行同姓不婚、诸侯不内娶的婚姻禁忌，一些诸侯国之问便形成了世代通婚的局面，这使得国君在正妻的选择上丧失了主动权；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国君往往会将宠爱转移到妾的身上。
妾虽然得到国君的宠爱，但由于在礼制上处于卑下的地位，缺乏制度保障，往往就会利用国君的宠爱主动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成为受到礼制保障的正妻，在以维护宗法制为目标的葵丘之盟的盟约中，一项重要的规定就是“毋以妾为妻”。
虽然以妾为夫人的行为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禁区，有宠爱之实而无夫人之名的妾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往往便采取利用国君的宠爱为儿子争夺嗣位的方式，以实现“母以子贵”，借助儿子的地位提高自己的身份，并且女性主动为儿子谋取君位的现象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并且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几乎都会导致国家发生内乱，宗族受到严重的打击。
甚至有一些女性还会选择与大夫结盟，为儿子谋取嗣位，就比如敬嬴与襄仲结盟，使庶子得以立为宣公；可见女性为了对抗礼制的约束，会选择任何势力作为盟友，同时也体现出无视礼制的现象不仅限于国君，而且出现在统治集团的各个阶层。
到了春秋末期，出现了以妾为妻的事件，此时，礼制已经步入崩溃边缘，宗法制和分封制也开始衰弱，婚姻的政治功能下降，男性统治者开始掌握选择正妻的主动权，然而鲁哀公以妾为妻的行为还是遭到了大夫以及国人的厌恶，可见此时礼制的余威犹在，至于这样的余威究竟是由于惯性，还是确实有制度的保障，就很难判定了。
到了战国时期，宗法制度对于女性跟本就已经不再有制约之力，女性的视线不再紧紧的盯着嗣位问题，这时候的主要内容开始转变为内政和外事，开始渗入到国家政事的层面了，根据《史记》中记载，秦宣太后的名望已经超过了秦昭王，秦宣太后就是《芈月传》中，芈月的原型，她能随意的发号施令，完全不顾及秦昭王的存在，使之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临朝听政的太后。
不可否认，秦宣太后掌权期间，为秦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继续推行商鞅变法，进一步控制巴蜀地区，设计诱杀义渠王收复义渠国，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启用白起，让秦国军事力量如虎添翼，但毕竟秦宣太后临朝听政是不符合礼法、礼制的，究其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秦昭王太过年少，才让秦宣太后掌控了秦国的全部政治权利，出现了太后专政的统治。
虽然秦宣太后代替了年少的秦昭王涉政，造成了太后专政的局面，但根据《战国策》中的记载：“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走泾阳于关外。”可见在秦昭王成年之后，马上就开始向自己的母亲秦宣太后发起反抗，而且是十分顺利的夺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
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前期也是掌控大权，当儿子能力强大后，也被迫将权力交还。所以说，不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女性的政治权利只能隶属男性，只是他们逝去丈夫的替代品，在继承人长大成人、具备统治能力以后，她们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将权力归还。
综上所述，周朝的礼制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最后结束在战国时期，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参政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男性统治者的忽视，导致了周朝的礼制渐渐衰落，然后随着礼制的衰落，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衰落，让女性开始渐渐朝着朝政方向努力。
春秋时期，周朝礼制的余威尚存，所以女性还不太敢明目张胆的参政，但经过春秋时期，礼制的约束力逐渐衰弱，让女性参政事件频发，并且还在持续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礼制的约束力消失殆尽，女性涉政现象达到顶峰，多次出现“太后专政”的现象。
女人参政也是女权崛起的表现，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吕后的“黄老之术”为大汉的“文景之治”打下基础，盛唐之所以达到发展的巅峰，这与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功劳也是分不开的，宋朝以半壁江山创造出最繁荣的经济，这与宋朝出现多位贤后有关，康乾盛世也少不了孝庄太后的功劳，所以，对于女性参与政治要辩证地看待。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吕氏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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