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朝而言，辽东地区一直是特别敏感的存在，大明朝立国276年，光是解决辽东问题就占据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尽管如此，明朝最终还是“绊倒”在了这个问题上。
辽东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是在洪武二十年的时候，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明代在辽东地区的统治方式也是“都指挥使司——卫——所”的体制，不过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因为辽东地区处于边关，所以所实行的统治方式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
明末辽东局势
朱元璋曾十分自豪地说过：“我养百万兵却不费国家一粒粮食！”，这倒也不是吹牛，因为他所构建的就是“军屯体系”。
所谓的“军屯体系”其实就是军队粮食自给自足，不依靠国家运输。不过作为代价，军屯相比于民屯负担要重得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儿无非就是为了挣口粮和交皇粮，皇粮是相对固定的比例，收成越多自己能剩下的就越多，所以农民有着较高的积极性。
而军屯则不然，因为不仰赖国家运输，所以士兵们的口粮都依靠自己来挣。既要打仗又要种地，这对于士兵来说负担很重，而且所有的收成都收归国有，只是按照规定对每个士兵进行分配，这样一来士兵们的积极性有多差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明朝规定凡是实行军屯的地方都会同时实行“军户制”，也就是说所有的军士都有明确的军籍，并且这个军籍和这块土地是绑在一起的，不可以随意流动。如此僵化的模式使得服役士兵的负担更加沉重。
于是，屯军的逃亡和军屯制度的破坏就在所难免了。
明代军屯
成化十二年，户部郎中毛泰曾上奏：“减除无名屯军六万余名”。要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的军屯人数才只有20万，一下子就减少了6万人，可见屯军缺额有多严重！
无奈之下，明朝政府只能号召辽东的民众来耕种土地维持军粮供给，尽管如此，辽东地区的军粮产量也只有明初的一半左右，边关的仓储也就开始出现严重的空虚。没有粮食吃肯定要引起骚乱，所以，明朝政府只能依靠京师运输来对辽东地区进行补给，一年所消耗的银两足有60万两之多！可见，针对辽东地区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了明朝很大的负担。
除了“军屯制度”的破坏以外，辽东地区的“马政问题”也很严重。辽东地区一直是明朝战马的来源地，明初的“马政”主要是依靠官方蓄养维持的，负责养马的机构被称为“苑马寺”，这种制度使得明朝能够自己掌控战马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进购种马可以大大减少成本支出。
可是，随着辽东地区的屯军逃亡，苑马寺的人手奇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地缩减，这样一来，明朝自己所能掌控的战马资料就越来越少，到最后不得不以“直接购买”的方式来维持军队战马所需。从别人手里买战马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并且因为和边关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和，蒙古、女真等盛产良马的部落经常会以次充好，使得明朝军队的战马质量越来越差。
当然，明朝政府也曾试图改善这一局面，为此制定出了“桩朋银”这一制度。所谓的“桩朋银”其实就是约束养马的士兵好好养马，如果战马被养死了士兵是要按照一定比例赔付的。不过，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多的效果。
举个例子，一个士兵每个月定期领取饲料和钱粮来养马，但是他却将饲料的一大部分偷偷拿去变卖了，赚了10两银子，后来战马因为饲料短缺被饿死了，按照规定需要赔付1两银子，那么一通折腾下来，这个士兵净赚了9两银子，你说这笔买卖合不合算！
于是，在“军屯破坏”和“马政失衡”的双重影响下，辽东地区的问题日益严重，原先自给自足的模式早已不复存在，辽东地区成为了明朝的一大财政负担，但是迫于紧张的边关形势，对于辽东地区的补贴又不得不进行。所以，辽东地区这块“孤悬之地”的困局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虽说明朝对于辽东地区一直是以防守姿态为主，但万历中期时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部署还是颇为积极的，彼时的镇辽大将是李成梁，此人是明朝中后期数一数二的名将，无论是武功还是胆识都是名列前茅的。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成梁的“捣巢战术”，所谓“捣巢战术”其实就相当于突袭，避实就虚、出其不意，给敌人造成快速且精准的打击。
自从“俺鞑封贡”以后，明朝政府就一直以“挑拨东西蒙古”为战略之策，所以尽管明蒙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小摩擦却是不断，持续的紧张局势使得李成梁的战略思想有了用武之地。和戚继光一样，李成梁也组建了“李家军”，并且这支李家军的队伍还都是精英之才，例如李如柏，李如松等等都在李家军担任要职。
按照李成梁的战略思想，“捣巢+遭遇战”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捣巢”讲究快准狠，“遭遇战”讲究稳敢先，而李成梁也确实是个将帅之才，他“以攻代守”的方针使得当时处于被动地位的明朝政府为之振奋。
然而，明朝严峻的边关形势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逆转的，虽然李成梁的战术思想帮明朝挽回了一些颜面，但要想彻底控制边关形势是不可能的，在“暮气难振”的明朝廷中有不少人都认为“捣巢战术”不宜再继续下去。
主要原因是担心“捣巢战术”会主动挑起战争。“捣巢”一般发生在敌军未入侵之前，所以许多大臣认为明军如果率先发动战争会落下口实，给敌人进攻提供了正当理由，如此一来，边关的百姓会受到敌军的报复，反而得不偿失了。
“秋高马肥，虏来报怨，抢一月走二千里，不报也。堕三四十墩台，不报也。杀一堡人民，不报也。”
在这种考量下，“捣巢”的战术思想慢慢地就被弱化了，在当时“防御为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动进攻的方式虽然有成效，但是毕竟不符合大的趋势，于是在李成梁下台后，“捣巢战略”也被抛弃了，边关的态势再次回到了被动的局面！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蒙古入侵蓟镇。按照蒙古人的设想，他们是想效仿原来的俺鞑利用劫掠的方式迫使明朝求和并对他们进行封赏，但明朝却一反常态，认为如果向蒙古人讲和，那么势必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于是，明朝政府任命杜松为辽东总督负责抵御蒙古人的进攻，杜松一到蓟镇就下令对蒙古人进行反击，当军队来到哈流兔这个地方的时候，杜松的军队便与当地人展开了激战，最终明军大获全胜，斩首146颗，随即就上报朝廷邀功请赏。
但是，很快朝廷那边就传来了对他不利的消息——杜松杀降冒功！
原来，准备进犯边境的是黄台吉部（没打错，不是皇太极），而杜松所反击的则是拱兔部，根据朝廷的命令，也是让杜松去捣毁黄台吉的老巢。这拱兔部虽说也是蒙古部落的一支，但是对于明朝却是忠心耿耿的，所有和明朝的交往都按照程序来办，并没有任何进犯的意思，而杜松的行为则一下子让双方陷入了不妙的境地，所以朝廷火速下发文书让杜松撤军并且向拱兔部封以厚赏作为补偿。
然而，这杜松就好像着了魔一样，不仅没把朝廷的命令当回事，反而还将拱兔部的使者驱逐了出去，眼里只有功名的杜松算是彻底把拱兔部惹恼了。
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为报“哈流兔之仇”，拱兔部伙同小歹青（部落名）率军进犯明朝，明朝为了平息拱兔部的怒火，决定将杜松撤职查办。不过在此之前明朝还是给了杜松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让他离间拱兔部和小歹青的同盟关系。
这里就很有趣了！
其实，拱兔部之所以会入侵明朝，是因为小歹青的挑拨，虽说明朝无缘无故杀了拱兔部诸多人马，但是明朝的歉意实际上已经通报了拱兔部，拱兔部并不是真的想跟明朝为敌，毕竟双方友好了很长一段时间。
关键就是小歹青的挑拨：
“尔尝自称忠顺，他人作贼，尔还阻拦，今偏杀尔部夷，若还就与讲款，不如死。必须克得几座城堡，立些声名，然后讲款未迟也。”
按照小歹青的意思，拱兔部不能放弃这次机会，毕竟明朝理亏在前，不趁着这次机会占点明朝的便宜，以后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一来二去，拱兔部的首领心动了，于是就发生了前面刚刚讲到的“复仇行动”！
原本没多大点事情，也就死了几百个人而已，明朝只要给点抚恤，这件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杜松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执意不服从朝廷的命令，不仅如此，他还将兵器铠甲一律焚毁，所有关于军事部署的方案概不过问，一副“”受委屈的小媳妇”作派。
杜松这一介武夫本来就犯下错误，现在又不能及时自勉，反而行为乖张，他的这些行为使得想要朝中想挽留他的人也灰心了。
结果，杜松被解除了职务，而且因为没能处理好和拱兔部的矛盾，明朝边关的局势更加危急了！
万历三十六年年末，干练而有为的熊廷弼就任辽东巡按，已经呈累卵之势的辽东局势迎来了最后的挽救机会。上任的熊廷弼旋即就提出了“修边”与“屯田”两大政策——“修边”也就是修长城，“屯田”也就是“军屯制”。
其实，这两项政策并不是熊廷弼首创，所以我觉得用“改革”这个词比较合适。
一、修边之利
熊廷弼就任巡按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边墙已经破败不堪，长城沿边墩台大半坍塌，少数没有坍塌的地方也是一推就倒，长城上的烽火台也早已失去了报警的功能，原本联结成片的墩台因为年久失修早已成为荒芜之地，甚至有些地区都成为了蒙古人的军事要塞，这种设施别说防御了，连做个景点都不够格！
经过一番考察，熊廷弼就拿出了一套修边方案：
首先是坚固沿边的堡垒。这些地方是长城对的最外侧，也是防御的第一线，一旦完成蒙古人引以为豪的骑兵阵势就不能展开，既可以拖延敌军的进攻时间，又可以通知堡垒内部的守军快速就位。
其次是修复墩台恢复通信功能。长城防线很长，不是每一处城墙都有守军驻扎的，烽火传递信息很重要，只有保证了战情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长城的防御能力才能凸显出来，否则沿线的守军都会很被动。
最后是保证辽西走廊的畅通。辽西走廊是明朝京师和辽东地区的唯一通道，明军的增援或者回防都必须要通过辽西走廊，所以保证辽西走廊的通畅很重要，再者辽西走廊的两侧极易受到蒙古人的入侵，只有将这条走廊和长城紧密结合才能构成有效的防御，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事实上，“修边”的成果并未如熊廷弼所料想得那样顺利，朝廷任命的辽东巡按杨镐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于熊廷弼修边以求自保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屡次在熊廷弼上疏请求拨款的时候横加阻挠，最终，因为修边的支出过于巨大，皇帝感到无力承担，只能修到哪里算哪里，所以，熊廷弼的“修边”未能到达预期的标准。
二、军屯之利
相对于修边，改革军屯就显得容易多了。当时辽东地区已不存在专门从事耕作的屯军，但熊廷弼注意到当地的卫所军队素质良莠不齐，有的老弱之辈已经不能真正上战场御敌，但裁撤掉又会使边军缺额，不如让他们去屯田，这样，荒芜的土地能够重新被开发利用，还能增加边镇的粮食收入。
另外，对于军屯的征缴比例，熊廷弼也从原来的每亩五石变为每亩一石，于是越来越多的军士愿意从事军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除了士兵以外，熊廷弼还将长城沿线的民众调动起来一起屯田，闲时为民，战时为兵，颇有“兵农结合”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虽然这份方案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首肯，但是明朝的党争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些结党谋私的人对熊廷弼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他是想出风头，所以每当熊廷弼上疏要求财政支持时，都会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辞，熊廷弼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于是“军屯改革”也无疾而终！
纵观这段历史，万历年间对于辽东地区的改革就内容而言还是很详实可靠的，如果真正能够实施起来，相比明末的辽东局势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些举措本就是结合辽东地区的情况而制定的。但可惜的是，明末的党争太严重，许多结党的王公贵族都是辽东地区固有利益的代表，无论是李成梁还是熊廷弼都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对辽东局势的逆转，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如此，照这样看来，明朝的灭亡其实并不可惜，一切的历史定论都是必然的！
【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www.yesbaike.com/view/8234.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