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对汉光武帝刘秀来说，是异常重要的一年。
首先，刚平定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武装叛乱。此次叛乱规模较大，“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对新推出的“度田”政策，予以沉重打击。
其二，交阯（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等地）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造反，震动南方。“九真（在今越南中部）、日南（在今越南中部）、合浦（在今中国广西）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汉光武帝派名将马援平叛，4年后才取胜。此前汉帝国的边疆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从此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
其三，立阴丽华为后。这是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即光烈皇后。
三事均与刘秀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
据《东观汉记》载，正是在这一年，刘秀因日食“避居正殿”，正读图谶（宣扬预言、预兆的书籍），突然“中风发疾，苦眩甚”，眩即头晕。刘秀决定挑战疾病，他乘颠簸的马车远行。刚开始，走几里便病倒，3月2日，到达河南偃师，光武帝病卧数日，但到陕西省富平县后，居然不晕了。
“眩甚”应是患了高血压。这一年，刘秀才46岁，意识到来日无多，他开始强化此前战略，遗憾的是，这反而埋下东汉灭亡的种子。
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
刘秀是刘邦的9世孙，父刘钦当过县令。刘秀9岁时，刘钦去世，刘秀和哥哥刘縯（通演）、刘仲被叔叔刘良领养。刘秀“性勤于稼穑”，即喜欢种地，刘良任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县令时，刘秀得以“入小学”。
19岁时，刘秀到都城长安入太学。太学是古代的最高等国立学府，传授儒学和道家学术。王莽时，将太学规模扩大到一万余人，刘秀随名儒许子威治《尚书》，结识了邓禹、朱佑等，二人后来皆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是刘秀创业的班底。
刘秀家贫，为支持学业，与同宿舍的韩子凑钱买了头驴，拉私活赚钱。还和朱佑“共买蜜合药”，估计是做点小买卖。西汉时，中药以“治末吞服”为主，或拌上蜜，合成丸药，极少煎服。从出土的《武威汉简》中可见，共记录了27个药方，只有1个是煎服。直到东汉张仲景时，中医才从“吃药”转向“喝药”，此时刘秀已去世100多年了。
刘秀当上皇帝后，一次和朱佑聊起这段往事，还赐给朱佑白蜜一石。所谓白蜜，就是已结晶的蜂蜜，因含糖度低，常用来制药。
至迟24岁时，刘秀仍在长安。后回到南阳，刘秀家族世居南阳，南阳当时是“天下第一大郡”，方圆百里皆自称南阳。乡居期间，“在家重慎畏事”“恂恂修道”。
公元22年11月，刘縯和刘秀起义。
公元23年10月，刘縯率领的南阳军和王匡、王凤率领的绿林军合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在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争执。
刘縯是汉室宗亲，但绿林军的实力数倍于南阳军。绿林军多出身草莽，与出身士大夫子弟的南阳军不相协，遂举同出身绿林军的刘玄继位。
从血缘关系看，刘玄比刘縯更近正脉。
刘玄也是汉景帝后裔，但年龄长于刘縯。王莽贬抑刘氏后裔，刘玄的父亲刘子张未出仕，居于乡里，遭当地亭长醉后辱骂，一怒之下，将其杀掉。10多年后，亭长之子为报复，杀了刘玄的弟弟刘骞，刘玄便和族弟刘显密谋，准备杀掉亭长之子。事情败露后，刘玄逃走，刘显被抓。后来刘显的儿子刘信又找来刺客，杀死亭长妻子共4人。
可见，刘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人。可《后汉书》上，却说他被扶上帝位后，“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一方面，作者可能是为突显刘秀取而代之的正当性，刻意贬低刘玄。
另一方面，刘玄自知是绿林军扶上台的儿皇帝，有些胆怯。
绿林军有意翦除刘縯，曾招南阳军将领会饮，酒宴上，绿林军将军申屠建模仿鸿门宴上的范增，几次举玉玦，暗示刘玄下决心，刘玄未予理睬。
可能是在绿林军的压力下，刘玄下诏，杀死刘縯，但他没斩草除根，反而借口“刘家也就刘秀有点能力”，派他去相对平静的河北。刘秀刚到河北，他在太学时的同学彊华追来，献上《赤伏符》，让刘秀称帝。
所谓《赤伏符》，是假借汉高祖刘邦的“天旨”，称传位给刘秀。王莽称帝，也是假借拿到了刘邦的金策书。汉人重谶纬，刘秀属皇家远支，须依此说服刘姓其他皇亲，所以“后汉初之君臣，其造谶，更甚于莽”。
从结果看，宗族中无人投靠。比如刘嘉，从小被刘秀的父亲刘钦收养，长大后曾与刘縯在长安读书。可他却效忠刘玄，直到被赤眉军打得无处可藏，才投降刘秀。
河北与关中，是汉帝国最富饶的两翼。刘秀到河北后，初期受挫折，后真定王刘扬来降，前提是刘秀娶其外甥女郭圣通为妻。刘秀此时已与阴丽华结婚，为拉拢河北势力，他接受了这一政治婚姻。
公元25年，刘秀在鄗（今河北省柏乡北）称帝，立郭圣通为皇后。经12年东征西讨，最终扫平各路割据政权。
刘秀能成功，在于他擅长平衡内部各种力量，但也导致权力分散、派系复杂。天下甫定，刘秀重点解决此问题。他封360多名功臣为侯，但不许他们参与实际管理。通过“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将权力集中起来，重点解决王莽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事：
首先，推动“度田”政策。即清查隐匿地产、人口，增加税收，抑制地方豪强。
其次，定都洛阳。关中平原人多地少，靠漕粮维持，漕运成了帝国的软肋。洛阳背靠中原富饶之地，防守难度大于长安，但发展空间更广阔。
为重点解决好内部问题，刘秀宣布“偃武修文”，“退功臣而近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
出乎预料的是，政策在执行中遭遇巨大困难。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因“度田”不实，刘秀处死了10余名郡守。
自西汉中期起，随着贫富两极分化，地方豪民实力日增，足以对抗中央政府。刘秀上位，靠的也是南阳地方集团、河北地方集团的支持，地方官吏怎么敢向他们“度田”？
为压倒绅权，刘秀拿南阳地方集团开刀，杀了河南尹张伋，罢免了南郡太守刘隆。官吏们只好向豪民施压，第二年9月，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刘秀让参与叛乱者互相举报，“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为推进“度田”，刘秀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陡增，患上了高血压。
高血压主要因过度悲伤、暴饮暴食、过度劳累引发，随着年龄增长，罹患高血压的几率会显著增高，40至60岁这个年龄段的患者较多，占全部患者比例的39.68%。
从《武威汉简》中可见，汉代人对高血压有一定认识，认为是久坐不动造成的瘀，应活血化瘀，并用干当归、穹蓉、牡丹皮、漏芦、虻虫等组方。这些药确有疗效，但气血虚者，不可用牡丹皮、虻虫等。可见，此方不太适合刘秀。
针灸能控制高血压病情的发展，但在刘秀时，针灸术尚未取得充分发展，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中，只有经脉，没有穴位。在疑似东汉人伪托而成的《黄帝内经》中，列举了一些穴位，但只有160多个，而目前国标认定的经穴是：人体周身409个穴位名，830个穴位。
缺乏良好的治疗手段，可能是刘秀采取“乘马车暴走”的原因。
受高血压影响，刘秀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本以谦虚、温和而著称，患病后，曾殴打、凌辱近臣。尚书令申屠刚因力谏，竟被贬为平阴县令。
确认患病后，刘秀废了郭皇后，改立阴丽华。太子原本是郭圣通的长子刘彊，两年后，亦被废（史籍称，这是刘彊主动申请的结果），换成阴丽华的长子、也是自己的第四子刘庄。逆转了当年的权宜之计。为防节外生枝，刘秀将阴丽华的弟弟阴兴提拔为卫尉。
此外，加大了推进“度田制度”的力度。
“度田”结果如何，学界仍有争议。范文澜先生认为，最终不了了之，东汉依然亡于“不抑兼并”。但在《武威汉简》中，可见“度田”令一直在执行，未半途而废。从结果看，东汉刚建国时，仅200万至300万户，人口仅1000多万，到刘秀去世前，已达427.96万户，人口达2100万，增长近一倍，实现了增加税收、提高国家能力的阶段性目标，却未能完成“抑兼并”的战略目标。
为推进“度田”，刘秀做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决策：
其一，放弃西域都护府，听任它继续被匈奴占据。刘秀认为，以守待攻可节约成本。
其二，废除都试制度。汉代各郡每年举行一次的军事演习，称为都试，汉代年满23岁的男子﹐要在郡中服役一年，接受军事训练。废除它，减少了百姓压力，但更大的目的，是化解民间抵抗“度田”的能力，但正如孔子所说：“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东汉中后期逐渐走上积弱之路。
显然，刘秀在大战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大战略重点关注手段与目标、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这三大关系，它们决定着国家命运。在手段上，刘秀放弃向外挤压，目标却是为了在内部“抑兼并”；在意图上，刘秀想维护和平，可减少武备后，只能依赖地方武装，东汉帝国丧失了维护和平的能力；在目标上，只要有人挑战，东汉“虽远必诛”，可南北都有强敌，资源无力支撑。
战略与战术相冲突，致东汉帝国不断摇摆，无法积小胜为大胜。
学者王剑峰指出：纵观中外历史，多数帝国在国家发展的后期，因偏离正确轨道而走向衰败，鲜有一国，像东汉帝国这样，在诞生的初始阶段，甚至在盛世时期，便已滋生摧毁国家的“慢性病毒”。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秀的高血压引发“黄瘅”（黄疸病），到后来，浑身奇痒无比。
“黄瘅”可能意味着病情加重，可刘秀又坚持了14年， 62岁才去世。东汉皇帝平均寿命仅26.71岁，刘秀是其中最长寿者。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南巡到他6岁前生活过的故乡，宴请县中官员、父老，承诺免一年租税。当地人说：“还是免10年比较好。”刘秀说：“社会变化这么快，谁说得好10年后的事？”当地人说：“您抠门就罢了，找什么借口呢？”刘秀哈哈大笑，最终只免了2年地租。
刘秀平生俭朴，性格开朗，饮食上也不太讲究，有效地防止了高血压的恶化。（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 蔡辉
编辑：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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