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3年前的今天,1890年7月3日,农历5月17,正是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辰。
陈寅恪,清末、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仿佛是要这位学者多走些路子,历史的脚步悄悄延长。
不管他接不接受,他的一生都有太多头衔:国学大师、史学泰斗、语言学权威、诗人……但是唯有一个,他一定坦然受之——学者。
谈论起学者思维,免不了提这么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句话也常见于图书馆、学校、科学院,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不一定知道这句话是出自陈寅恪这位学者。
或许,只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处不在,这位学者也就“历千万
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吧。
▽清华四大“顶级流量”
上面四幅画像便是陈寅恪,同开创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哈佛大学归来语言学家赵元任,著述等身的梁启超四人的画像。之所以有摆出“四大才子”的架势,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清华四大家”。(人物介绍:左→右)
另外,陈寅恪还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更是被誉为一代宗师,合中西而学通论用之。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同样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那么这个令教授臣服,令大师授首的学者,又有怎样的一生呢?
陈寅恪(ke)者,字鹤寿,江西修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兄弟间排恪字辈,取名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遂家中学风严谨,但陈家两代素来提倡新政,学堂之风先采现代化教育。陈三利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学习生涯……
在留学期间,他不仅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文、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种语言能力。更因为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所以见解国内外学士皆有所推崇。
多年的求学之路,使他的学问之深,见识之广,达到当时的顶尖水平。我们不得不佩服先生,他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生,就是为了知。
▽先生帅照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学。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等人为导师。而他们四个便被人称“清华四大国学美男子” 不,是称作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研究院主任吴宓非常器重他,并直言他是“最为学识渊博”。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四位国学大师,当时只有陈寅恪名声不显。然而陈寅恪也因其才学,不负众望的在清华园里名声大噪。一位兼顾幽默与博学的老师的形象,便被陈寅恪展现的淋漓尽致。在清华课堂上,他时常这样称呼讲堂之下的学生:“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因为四位导师当中,梁启超是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则在晚清末期担任了清末皇帝溥仪的读书先生。这样一说,清华园里的学子不就是有康有为再传弟子、晚清皇帝同窗了吗?
不仅如此,在师生中还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
时来讲课,妙趣横生。折服同为教授的教授,何不可称:“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非常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毅力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又吸取了西方的“历史演进法”,不断融合创新。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成本溯源、核定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诗的综合分析,从许多已知事物中推举出关键所在,用于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其成就超过了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陈寅恪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实时,所撰中国古代史的著作是影响最大的。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扩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当然不仅对魏晋南北朝,还有隋唐,从“古文运动”、“新月府”、“行卷”。到明清,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更是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典型的以诗文论证一代史实的典范。
为了更好的研究史学,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阅读十几门、甚至二三十门外语的能力。
蒙史研究写出著作《蒙古源流》,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走向世界,整理《西藏文籍目录》,对宗教学认识自成一家……
又因其讲课,应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隐诗局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到来。又无不精准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绝伦,身份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自信真诚,毫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制史论稿》两部著作。不仅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也为后人研究隋唐时开辟了新的路径。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双眼因多年研究文史而不堪重负,之后又经英医开刀,眼疾反而更加严重。双眼被诊断为失明的陈寅恪又回到了清华园。那个曾经同志同道合者者欢声笑语的地方。
受人邀请,拒绝他人。受人礼聘,拒绝他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了一堆头衔,并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在反复的游离中,我想,陈寅恪先生当教授教学生,只是他的副业,他只是个学者 。
最后一个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寅恪惨遭折磨。可最使他伤心的是多年珍藏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琴师的琴、剑客的剑,1969年,书没了,学者自然也没了。
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回国任教;新中国成立后,1969年10月离世,夫人唐筼11月辞世。
求学一任教一著述 ,没有什么特殊经历,却比得仙侠小说里面剧情更加精彩。只得说:这个学者的一生,简单而沉重。
仍记得一个故事。
在联大陈寅恪将他的学者理念一以贯之,曾在西南联大有过这样一番开场白: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真学者也,至此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文/张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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