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历史百科小编一起走进了解晁错的故事。
古代指名道姓打着“清君侧”旗号的起兵，最终都被证明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叛乱，除了西汉“诛晁错”的七国之乱，还有唐朝“讨杨国忠”的安史之乱、明朝“诛齐黄”的靖难之役。为啥只有汉景帝乖乖地听叛军的要求、自己杀掉了晁错?
咱们不能只盯着汉景帝为人狠辣、薄情寡义，更应该看到晁错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七王之乱确实“被逼而反”;西汉全面削藩的时机并不成熟，晁错的强硬手段并不合适。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公报私仇，却因此把自己推向了死地。
西汉的诸侯国既是历史遗留产物，也是维护统治的有效手段。
当初在楚汉相争阶段，刘邦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对抗强大的项羽，不得不顺势而为、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当时的那些诸侯国疆域大、人口多、地段好，而且在辖区内拥有几乎独立的政治、经济、人事权力，虽然暂且遵从刘邦的皇帝地位，但假以时日，必定会发展走向战国时期那样的混战局面。
因此，出身于秦国基层官员体系、认可大一统模式的刘邦，迅速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消灭了异姓诸侯王。然而，在那时的交通、技术条件下，身在关中的朝廷并不具备直接控制全国所有地区的条件;而且，从刘邦的视角出发，秦末六国旧势力之所以成功复辟、势不可挡，当初秦始皇拒绝宰相王绾在燕、齐、楚三地设立藩王的提议，无疑是前车之鉴。
因此，作为稳固政权的折中手段，刘邦把原异姓王的旧地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并且与功臣们达成了“非刘姓不王”的白马之盟。
客观上来说，西汉初年的刘氏诸侯王，在拱卫中央、稳固政权、发展地方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就像当初秦始皇说的那样：“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又复立国，是树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的疏远，中央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缓缓出现。
比如在汉文帝时期，由于他本为刘邦庶子，前期的地位、声望、功劳都乏善可陈，只是被功臣们送上了皇位而已。因此，曾发生了公元前177年东牟侯刘兴居叛乱、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虽然这两起事件都没造成多大破坏即已失败，但无疑给中央朝廷敲响了一记警钟。
有鉴于此，汉文帝采取了多种措施缓解潜在的危机，比如分封自己的兄弟、皇子为诸侯王，制衡那些跟自己血缘较远的老藩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诸侯国拆成小国，使其单独难以抗衡中央。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西汉的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暂时归于风平浪静。然而，随着汉景帝刘启的继位，局势再度恶化。
当初，吴国的世子进京朝见汉文帝，随后跟时任太子的刘启喝酒、下棋取乐。原本两人还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但由于在下棋时起了争执，刘启一怒之下抄起棋盘痛殴对方，竟然把人家活活打死。
自己的儿子再不济也称不上熊孩子，如今却因一盘棋就被皇太子打死，而且还没给出什么说法，换作任何人处在吴王刘濞的位置上，想必都会心生不满：皇太子可以随心所欲打死藩王的世子，是不是皇帝随时可以揉捏、欺负藩王呢?没有过错却凭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任谁都不愿意束手就擒。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此时的吴王才萌生了反叛的念头。但这一念头并不那么牢固。
起初，刘濞在气愤之下称病不肯入朝，虽然涉嫌对中央不敬，但考虑到失子之痛，这也情有可原;但朝廷的应对却异常简单粗暴：“系治、验问吴使者”，这必然使得刘濞更加恐慌，不得不策划谋反;
但当汉文帝最终放回使者，赐给自己几案、拐杖，并且出言抚慰后，刘濞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放松;加上吴相袁盎经常从中劝说，吴王刘濞几乎已经没了反叛的心思。(记住袁盎这个人，晁错的命运跟其息息相关)
汉景帝即位后，立即接纳了自己老部下晁错的《削藩策》，暴躁地推行了一连窜的削藩举动：
公元前155年，赵王有罪(具体啥罪不清楚)，被朝廷削夺了常山郡;
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进京朝见时，晁错以其在上一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奸服舍”为由，建议汉景帝将其杀掉，后来改为收回东海郡以示惩罚;
而胶西王刘昂，则因涉嫌卖官鬻爵，也被朝廷剥夺了六个县的封地。
同时，晁错还重点盯上了吴王刘濞，建议汉景帝对其从重从严、大削特削，而且说辞很戏剧：
罪名——前有“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今有“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前者不再赘述;后者指的是吴地有丰富的铜盐资源、财政富裕，于是刘濞不让百姓交税、服役，而是花钱聘人来干;每到逢年过节，他甚至还慰问贤才、赏赐平民。生活在这样的诸侯国，理论上是比较幸福的。
但“称病不朝”这事在汉文帝时期已经翻页，后一项罪名则更加可笑：在长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下，吴王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并没有罪过，善待百姓更不能成为什么罪名，难道只是因为人家发展形势向好、就自然显得用心不良?至于“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更像是欲加之罪，并没有具体的证据。
但晁错不管逻辑行不行得通，他很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反正我不剥夺你的封地你也会造反，干脆直接大削特削拉倒。
这等于是首先假设吴王会犯罪、所以要主动对其下手。凡事要有证据，晁错这几乎是把没罪的藩王当成了反贼来对付，活生生逼得别人“被谋反”。
然而，也许是汉景帝心虚(自知与刘濞有过节)，对于晁错重点削弱吴王的主张，他并没有提出质疑，反而下令群臣讨论其可行性。
对于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为，众人心知不妥，但一来明白汉景帝的偏好，二来忌惮为人峭直刻深、信奉法家学说(有仇必报)的晁错，没有人出言辩驳;唯一坚决反对的窦婴，果然被晁错视为了眼中钉。
平心而论，从大局、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皇权、稳固大一统局面，晁错的削藩主张并没有问题。不过，一个政策即使再合理，但如果不允许正常的不同意见，也有可能会沦为“恶政”。(后世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
晁错此举便是这样：削藩没错，但这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西汉的稳定与和平，而不是激发战乱。最佳的方案，是像汉文帝那样，采取循序渐进的模式，温水煮青蛙般逐渐加强中央的权利、削弱藩王的实力与影响力;而不应该在没有任何应对方案的基础上，把中央与藩王的矛盾突然拱到台面上来，让各方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步入兵戈相向的境地。
没多久，朝廷剥夺豫章郡、会稽郡的诏令传到吴国(吴国总共只有三个郡)，前有弑子之恨、现有削地之仇的刘濞愤然联合其他诸侯起兵。
客观上而言，这本质上是被逼维护自己生存权益的无奈之举。当时大汉王朝承平日久，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若不是狗急跳墙，谁会以寡敌众、以卵击石?
而在另一方面，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同情藩王的并不在少数，再加上诸侯王们提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朝廷并不是完全占据了舆论优势，而此时的晁错则更加尴尬。
首先，作为削藩的倡导者，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了极为危险的风口浪尖之上，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太突出的话，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晁错性格刚烈、刚愎自用、急于求成，凡是反对他意见的的，都被他当成了仇人，甚至还趁机公报私仇。
比如袁盎，他和晁错一样性格刚强，两人之间一向不怎么融洽。晁错掌权后，立即派人严查袁盎，称其在担任吴相时所受吴王刘濞的贿赂，最终导致对方被贬为平民。
而在吴王起兵后，原本只是个“吃瓜群众”的袁盎，再度被卷了进来，并且改变了晁错的命运。
如上文所提，袁盎曾经当过吴相，期间还劝说吴王要忠于朝廷;而爱才的吴王也曾厚待袁盎，送礼也确有其事。但这段经历，就能成为他被株连的罪名吗?
当吴王起兵的消息传来，晁错第一反应就是要收拾自己的政敌袁盎：你不是当过吴相、并跟吴王过从甚密吗?那必定知道叛军的预谋、一定跟他们同流合污了。于是他准备上奏一本，控告袁盎收取吴王钱财、包庇纵容谋反。
然而，对于这种毫无证据、公报私仇的行为，连晁错的手下都看不过去了，他们断然拒绝。正当晁错犹豫不决时，探得消息的袁盎为了保命，先行通过窦婴面见汉景帝，反将了晁错一军，声称只要杀了晁错、赦免七国的罪行并恢复他们的封地，就可以天下太平。
而原本就没有料到七国会联手反叛的汉景帝为了大局，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主意。但凡他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绝不会选择诛杀宠臣、给自己抹上薄情寡义恶名的无奈方案。
但晁错之死显然改变不了大势：
一来朝廷削藩已经板上钉钉，汉景帝杀掉晁错，更加证明了此时朝廷并没有军事平叛的把握，也许此时正是诸侯国与中央实力差距最小的时机;
二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起兵，藩王与朝廷已经撕破脸，双方再也不可能回归到相安无事的局面。
于是，七国并没有退兵，但这也彻底改变了双方的舆论地位，也改变了这起兵变的性质，吴王等人彻底沦为了叛军，原本还对其抱有同情的朝野力量，完完全全转向了朝廷。这样一来，汉景帝的武力镇压具备完完全的合法性、合理性，为朝廷上下迅速平乱夯实了基础。(但如果没有周亚夫的神操作，这起事件的解决不可能有这么顺利)
而可怜的晁错，则沦为了这起改变西汉命运的牺牲品。诚然，他忠心可嘉，干实事、消除国家隐患的劲头和决心也让人钦佩，但越是大事、越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智慧。他无视现实困难、急于求成的作风把自己推向了大部分人的对立面;加上他心胸狭窄、公报私仇，反而让政敌得到了致自己于死地的机会，实属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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