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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题目，好像是对张邦昌有利，这可不是本意，因为汉奸这东东，自古就有，不是什么新玩意。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现在的汉奸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
“汉奸”一词的出处有两种说法，其一出现于宋末。崖山之战终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元政权。“厓山战事”结束后，张弘范这厮自以为能够留名青史，派人在厓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妄想功垂千秋。然而，历史功罪总有人评说的。陆秀夫背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的忠烈，自然在人们的心中不倒，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张弘范这厮就成为“汉奸”永世挂在石壁上丢人现眼了。
其二，“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出自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这汉奸与汉贼是对称使用的。据吴密《汉奸考辩》：“朱燮元卒于崇祯十一年春(1638)，杨嗣昌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时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对西南地区的战事和经营没有得到巩固。‘汉奸’一词自明崇祯十年出现后，一直没有流行开来。”
到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尔和通事虎儿，“均应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为“汉奸”。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今日的说法。在1900年(光绪26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
张邦昌之所以被称之为“老牌汉奸”，是在“汉奸”一词应用之前就干这档子事了。张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祖籍南阳西鄂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进士出身，宋徽宗、宋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金兵围汴京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靖康之难后，被金国强立为大楚皇帝，建立伪楚，历时一月。金撤兵后，逊位还政赵构，但迫于叛国之罪名，终被赐死。
张邦昌这位伪皇帝，干坏事还是知道留一手的。他当伪皇帝特别有意思，恐怕是想突出自己的“伪”，而不僭越正宗皇帝这一道坎：一是不穿黄袍，穿红袍;二是不称“朕”称“予”;三是将御案西向放置，有别正宗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四是大臣给他磕头，他站着接受，完事儿，自己再回拜;五是大宋皇宫的女人，一个都不碰;六是金人一走，赶紧还政给赵构。
以上六点，张邦昌这老牌汉奸是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的，比起近代的汉奸代表人物如汪精卫、陈公博、梁鸿志等要好得多，最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耻，做坏事也能留一手。汉奸，民族败类，自古有之，我们切记汉奸罪入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汉奸作斗争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有力武器，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出卖中华民族利益，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汉奸，遏制和威慑了企图叛国投敌者。汉奸在不同时代，其内涵外延是不同的，我们更应该记住我们也是盛产汉奸的人群，在新的时期，会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汉奸，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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