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初期，对养马非常重视，太祖朱元璋认为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大小。所以从他开始，明朝就建立了一套官民联合养马的国策。
具体来说，就是官方设立御马监，苑马寺这些机构养马，以供内廷和边镇骑兵使用。民间则按照江南十一户养一马，江北五户养一马的标准，让北京和南京的太仆寺给老百姓分马种，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等于是让民间替朝廷养马，并供给中央京军使用。
应该说，这套体制的设想和最初起到的功效是好的，根据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麟推测，明朝马匹鼎盛时期，边镇军马约四十万匹，京师驻军则有马十六万匹，官督民牧马匹二十万匹，驿马匹万，总数约九十万匹。这一数字完全不亚于唐朝的鼎峰水准。
然而，任何政策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由于自朱棣以后，明朝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了，军事行动越来越少，对马匹的需求也减小，因而官方对马匹的重视程度也就越来越低。
而官府都对养马不重视了，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首先，各种既得利益者，比如藩王、地方士绅纷纷涌入，将原来官方牧场霸占，变为他们敛财的聚宝盆。养马不是养猪养鸡，是需要有大片草地进行放牧的。当牧场草场大量被大量侵占，改作耕地后，马自然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养马的开支太大，政府财力无法负担，自明宪宗时期开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便也默认了官方牧场改为耕地使用，这一默认无疑又加剧了草场牧场的流失。
朱见深
其二是“官倒”盛行，从中谋利。既然正经养马又无地又无钱，还必须应付上面检查，明朝的边军就开始琢磨起了邪门歪道。
这帮人先是偷摸从蒙古人手里走私马匹，蒙古马又便宜，质量又好，边军大捞一笔。后来边军发现这么倒买倒卖，利润被蒙古人分了，感觉亏大了，便偷摸着养私马，再卖给军队，从中牟利。
到最后，军队上下巴不得军马快点死，
“帅曰马不死，而吾所养之马何以售?裨曰马不死，而吾验马之钱何以来?军曰马不死，而吾与马户通同及阖族帮买之利何以得?是官与军无一人而不咒马之速死者”。
官牧废了，再看民牧。当时的民牧，也不怎么样。
首先，明朝的民牧制度极不合理。虽然朝廷对养马的民户有补贴政策，比如养马户如果每年能生育一匹小马驹，则可免去当年服官府差役之苦。明中期以后推出的免粮养马政策(每五十亩地领养公马一匹)，更是可以免去国家公粮交纳。
但是民牧制度对老百姓很苛刻，百姓养马就像纳税一样，成为重要义务。比如，官府交给百姓一匹母马，第二年百姓必须交一匹小马。母马不死，百姓就得年年交幼崽。但谁能保证母马年年怀孕，且必须生产呢?这一规定极不合理，但官府不管那一套，百姓交不上，就得赔偿。又比如，官府把良马寄养在百姓家中，有了差池，要原价赔偿。但谁能保证马匹没个头疼脑热，生老病死呢?可官府不管那一套，马匹死了，老百姓就得自负后果。当年新乐县有一家马户，九年赔了六匹马驹，全家由于无力赔钱，最后破产。
当然，也不是所有百姓都这么惨。但是由于倒卖马匹利润很大，所以当时民间马匹保有量尽管很大，但官府根本收不上民马。
为什么收不上来呢?原因就是前面说的，达官贵人争相参与马匹走私。等到官方开马市收马时，自然要么收不到马匹，要么收到的都是劣马。并且价格还非常贵。
官方养马基本废了，民间也收不到马，这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开市，从青藏和蒙古买马。
如开原马市、大同马市等便是当时明朝向蒙古诸部购买马匹专门开设的贸易点。通过马市交易，明朝也能获得巨大的马匹保有量。
然而，马市这条途径到最后也崩了。由于马市破坏了明朝内地的马匹走私市场，所以隆庆开关，明朝开始向蒙古进口马匹后，大量的官员成天就是盘算怎么弄垮马市，维持既有的既得利益。
抚顺马市
比如万历时期有两个官员，成天就是给朝廷递折子，说蒙古人良心大大地坏，卖给大明的市马瘦弱多病，马市是恶政!应该予以废止，不再向关外买马。到了后来，“胡马不可用”成了朝内共识。
其实，胡马确实有一些问题。比如当时的胡马普遍不阉割，素质良莠不齐，还比如胡马在关内水草不服，经常会生病。不过这些问题只是个例，并不是普遍现象。所以卖马给明朝的蒙古人也觉得冤死了，他们认为卖的马，都是大明官员自己精挑细选的，胡马不服水草的问题固然存在，可连边镇马贩都能够调养胡马、将胡马喂养得膘肥体壮、转输内地，集中了全国马匹饲养经验、主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有什么不行?
所以到最后，马市也稀里糊涂了。
总体而言。明朝其实并不缺马，缺的只是有良心的官员。当时负责养马的官吏，负责包揽究售的马贩、太仆寺医兽、验马官，乃至太仆寺和兵部官员，都是靠就靠剥削马户为生。这些人自己不好好养马，又反对朝廷买马，扬言胡马不堪用，以至于到最后，明朝干脆就没马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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