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时期边镇守将安禄山、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乱，安禄山史思明两大叛贼悍然扯旗，战火骤然席卷中原，持续八年的拉锯战，近乎要掉唐朝半条命。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禄山为什么要发动叛变?为何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必然的?
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结果给胡人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机会。
安禄山本是混血胡人，貌似忠诚，生性狡诈;由于得到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使。安禄山见唐室政治腐败，武备废弛，便于公元755年，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率兵南下，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第二年，唐军在潼关溃败，安禄山便长驱直入长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马嵬驿，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又逼使玄宗绞杀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南下至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
后来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为儿子庆绪所杀。唐军联同回纥援兵乘机反攻，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不久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杀安庆绪，重新攻陷洛阳，也称大燕皇帝，后又被儿子朝义杀害。于是唐朝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自杀，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安史之乱，唐明皇避居西蜀，杨贵妃魂断马嵬坡，唐朝自此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再也没有重整雄风，最后被因安史之乱崛起的各路节度使瓜分完毕。很多人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到了杨贵妃和李隆基身上，诚然，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终究少不了责任，但是安史之乱终是无可避免，迟早要发生，甚至早发生比晚发生要更好。
首先，民族融合在唐朝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任然处在进行时中。
唐朝接手隋朝统一全国后，中国的民族分布基本呈现了北方以鲜卑为主、南方以汉人为主的民族构成格局。北方以鲜卑族为代表，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在北方重要城市，从渤海之滨到西域诸国，从漠北草原，到秦淮一线，少数民族从三个方向向北部汉族聚居区汇集:一条路线是从蒙古草原南下长城一线，突厥人为代表的包括兴起的契丹人在内属于此种类型;另外一条路线是从东北山林平原地带向西南方向的北京及河北等地迁移，鲜卑族为代表的属于此种类型;第三条是经过丝绸之路，西迁民族的游聚及回迁，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丝绸之路及北方主要各大城市，即属于此种类型。
以安禄山起家的幽州为例，基本上皆是以突厥、羯族、粟特人、南匈奴人为主，这些人一起居住，一起生活，开展生意，交换有无，同时也打架斗殴，杀人越货，产生纷争。因此，需要有人主持，维持稳定，定期给朝廷收税纳粮。在这种背景下，精通各族语言，善于经营的粟特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包括安禄山，史思明及安禄山堂兄安思顺等人成为了一时红人。
其次，唐朝民族政策中具有典型的不平等特性。
有两个典型事例，第一个事例：在武则天朝，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这是唐王朝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唐王朝的边疆大臣不认为契丹等部族等同于国民，内迁的民族享受的是奴隶待遇。
第二个事例，众所皆知的就是高仙芝敲诈石国，谋杀石国国王，引起西域诸国的背叛。唐朝的政治主张中，对于这些民族的态度是奴隶和仆人，可以消灭，可以利用，可以杀。
在中央王朝，我们看看唐明皇和杨玉环对待安禄山的态度即可知道中央对待少数民族上层精英的态度了。《安禄山事迹》记载“后三曰，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曰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安禄山被脱光了当小孩一样在宫中游园，而且是接近五十岁的人，让三十岁的杨贵妃洗三。其年是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这一年，恒罗斯之战爆发，粟特九国被迫叛变。而长安城里面，安禄山在唐王朝的宫殿中，被当做三岁小孩一样，衣不遮体，如出生三日婴孩一般，供杨贵妃和唐明皇取笑消遣。这种奇耻大辱，安禄山泰然处之，并没有抗拒。安禄山是751年正月一日的生日，而同族石国国王则在当月二十四日被解押京城，并被当众处死。安禄山作为朝廷重臣，在高仙芝入朝之前，一定早就知道了具体的一些细节情况，包括石国国王将要被杀也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此时他的忍辱负重，也许正是为了争取更多权力，争取更多的起义资源。
唐朝太宗皇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统治高度，众族共尊为“天可汗”，其后到了高仙芝恒罗斯战争之后，天可汗的威名再也回不来了。唐帝国统治者一方面为了减少战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容许少数民族部落内迁，另一方面又缺乏体恤，长时间找不到有效的少数民族管理办法，导致少数民族内迁后日子过得艰苦，被逼的反叛自从唐太宗去世后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中。
第三、粟特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资源，以及积攒财富的方式和手段，为造反创造了经济基础。
中央所宣称的杂胡当中，其中唯有粟特人最有经济地位。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粟特人是天生的生意人，是靠丝路起家，汉族人在当时政府不鼓励商业，汉族人本身也看不起商业;少数民族不会种地，内迁后主要的谋生路子有两条，一条是学会种地当农民，另外一条是豁出来性命从军打仗混饭吃。
安禄山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三者间游走自如，自身又是牙郎出身，赚钱盈利的本事不可能小，他起事之后，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发动商贾加快赚钱步伐。安禄山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使其在起事之处，军力强劲，马匹充足，粮谷成山，牛羊无数。
第四、朝廷的腐败是其导火索。
朝政黑暗，君主昏庸，让安禄山更加坚定了叛乱的决心。杨国忠一再谏言安禄山日久必反，催促安禄山加快了叛乱的步伐。
第五、安禄山的叛乱只是叛乱的延续。
唐太宗之后，内附突厥、奚、契丹等叛乱基本上没有停止，朝廷持续对少数民族用兵。安禄山、史思明之所以能成为一方节度使，主要是他们能够搞定区域内的胡人，包括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唐王朝后期竟然无法调动他的官职，主要是当地土人挽留。也从侧面说明粟特人在当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威望和处理政务的水平。
安禄山的叛乱，只是筹谋更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惊动二京，彻底扰乱了中央王朝的治理体系，让天下再次进入了类似方国的治理之中----节度使逐渐成为世袭制，实则就是各个区域的诸侯或者国王，各自为政，中央已经无法调动指挥。而这种结果，则正是粟特人的城邦国家理念。
安禄山叛乱，是民族融合进行时中的必然，是当时时代的必然，安禄山不叛乱，自然会有其他的少数民族雄豪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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