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清平乐》后，大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像晏殊、夏竦、欧阳修、富弼这些高官，当他们犯错被贬时，无一例外地都贬谪到了亳州这个地方。
这些被贬官员犯了什么错才导致被贬？为什么非得贬到亳州呢？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些事儿。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张知白、晏殊、夏竦、欧阳修、韩琦、富弼、李迪、宋庠宋祁、陈执中等北宋时期的高官遭贬谪的原因及经过，了解下他们的罪与罚，这会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分析有更清晰的了解。
1、张知白
王钦若为相时，张知白对他颇有意见，还为此大动肝火，于是称病辞职。待到王钦若分管南京的时候，素来厌恶王钦若的宰相丁谓，便让张知白做南京留守，希望张知白到时能给王钦若穿小鞋。但令丁谓没想到的是，张知白到任以后，对王钦若更加优待。丁谓对此恼怒不已，便把不听话的张知白贬到了亳州。
2、晏殊
晏殊升任参知政事的第二年，刘太后要拜谒太庙，这倒是没问题，但有些谄媚奉承之辈恳请太后要身着衮（gǔn）冕前去。
什么是衮冕？衮冕可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和礼冠，是皇帝等王公贵族在祭天地、宗庙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戴用的正式服装哪，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穿身这礼服是否合适？
心里、也是明面上想要一个确切答案的刘太后，便询问了曾经担任过太常寺丞的晏殊。
晏殊对礼仪方面的熟悉程度自然不可否认，虽然他是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但也不想留下身后骂名。
所以，晏殊对此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既不符合官制，又不符合礼制，并以《周官》中的后服礼制为依据做了回答：“天子衮冕，负斧依。”
作为一个士大夫的良知和尊严保住了，但晏殊也因此次谏阻太后着衮冕去拜谒太庙，而被贬为亳州知州。
3、夏竦
李元昊建立西夏不久，宋朝和西夏之间的一场三川口之战（1040年）让宋军大败，这个当口夏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一同与范仲淹、韩琦经略西疆，夏、范二人主张防守，韩琦主张进攻。
接下来的好水川之战（1041年），又是让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宋仁宗“为之旰食”，这时才“悔不用公（夏竦）言”。
向西夏狂送人头的韩琦，自知罪过甚大，便主动弹劾自己，但夏竦并没有因此落井下石，而是把韩琦择出来，上书是将军任福贪功才导致的大败，韩琦也因此逃过一劫。
宋仁宗听取韩琦汇报的夏竦在西疆的经略成就时，决定任命他为枢密使，但因为夏竦自身是保守派的原因，仁宗的这一任命便遭到了欧阳修、蔡襄、余靖等新政改革派的一致反对。
无奈之下，仁宗只好让夏竦改判到亳州任知州。
4、欧阳修
欧阳修被贬亳州，缘于这么几件事。
其一，宋英宗即位后与曹太后不和，欧阳修便与韩琦一起劝说太后撤帘还政，就因为这件事他便得罪了曹太后。
其二，英宗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对此朝中大臣分成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赞成派，以及以谏官为代表的反对派，结果这次“濮仪之争”，欧阳修等人虽然赢了，但也得罪了谏官一派和其他官员。
其三，1067年的正月，在宋英宗的大丧仪式上，文武百官都穿的素袍，可欧阳修也许是冷，就多穿了件衣服，但他没留意到，丧服里面穿的是一件紫底皂花紧丝袍。皇帝死了你不穿素的还穿紫的，这可是大不敬啊！还不巧的是，这一幕被监察御史刘庠看到了，就马上上书弹劾欧阳修，指责他穿得“闪色鲜明”，大丧中的行为“尤伤礼教”，请求贬谪欧阳修。而刚即位的宋神宗，除了爱惜欧阳修之才，也确实需要这位重臣的支持，所以暗地里按下这份弹劾他的奏章，还派人告诉他，赶紧换掉穿在里面的紫色袍子，欧阳修这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其四，欧阳修昔日看重的门生蒋之奇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仕途，污蔑老师与自己的长媳搞暧昧，面对诋毁，身心憔悴的欧阳修请求解除参知政事的职位，回江西任职。
宋神宗多次挽留，但心灰意冷的欧阳修去意已决，神宗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不是让他回江西，而是让他做亳州的知州。
可以说，他的这次被贬，是自己主动的。
5、富弼
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在朝为相时，他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考虑到宋神宗更支持王安石一方，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便数十次上章有病告退，要辞去宰相职务。
宋神宗终于允许他告退，问他说：“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了文彦博，神宗沉默不语，过了很久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后经富弼个人请求，改判亳州任职。
其间“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开始实施，但富弼拒绝在亳州推行，遭弹劾后被调到汝州。
富弼这次出任亳州，有些与欧阳修类似，都是因为官场失意而自己主动提出退出的。
6、李迪
李迪与亳州有两次交集。
第一次倒不是被贬到亳州，是当时宋真宗一向听说亳州盗贼横行，便命李迪知亳州。在这一次的亳州任上，李迪明察暗访，很快平息了盗贼之乱。
第二次确实是被贬亳州，那是在仁宗景祐年间，李迪因被同僚吕夷简排挤陷害，遂罢为刑部尚书，已年近花甲的他再次到亳州任知州。
7、宋庠、宋祁
宋庠与其弟宋祁因颇具才名，被人称为“二宋”。后来，宋祁的儿子因为跟张彦方交游，伪造圣旨，论罪处死。作为伯父，宋庠被包拯弹劾以纵容宗族子弟的罪名，最后宋庠兄弟二人接连被贬亳州。
8、陈执中
宋仁宗皇佑年间，陈执中以自己有足疾为由上表请辞，不愿意为相，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这却称为他后来被人弹劾的把柄。
御史和谏官们对此向皇帝上奏，说陈执中没有病却借故长时间在家待着，不能为官家分忧，这种行为是不忠不义的。
所以，陈执中才被外放，他也因此事被罢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到亳州任职。
我们看以上几位北宋高官的被贬原因，不外乎这么两种，要么是因为政党之争，要么是因为官员自己有言行过失，那他们的被贬地点为什么偏偏是亳州呢？
1、皇帝的权宜之计
从地理上来讲，亳州离北宋都城开封有30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勉强算是在天子脚下了，因此，从这方面讲，官员被贬到亳州并不是非常严重的惩罚。
大家不要一看官员被贬，就觉得对这人来说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惩罚，被贬的背后原因也是有很多的，除了真的是降职且不再复用，“贬谪”有时候未尝不是上级领导对其进行的另外一种保护方式，也未尝不是稍作惩戒，回头再复用，甚至复用的职位比当初落职的职位更高。
对于大宋天子来说，把昔日的左膀右臂下放到亳州也许真是无奈之举，就拿欧阳修和富弼来说，他们都是宋神宗所器重的人，但因朝中时局所逼，两人主动请辞，才使得皇帝松口把他们外放至亳州。
可见，被贬至亳州的这些官员，至少在大宋官家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所以说在亳州任职过的官员，大部分是暂时外放，更不排除在回到都城后加以升迁的可能。
2、亳州官员之间的关系网
除了上面所述的几人外，其实还有很多贬到亳州的官员，有人曾做过统计，在亳州任职的官员中，晏殊与富弼是翁婿关系，与晏复敦是祖孙关系；杨大雅与欧阳修也是翁婿关系；曾巩与曾肈是兄弟关系，与曾悟是祖孙关系；宋庠与宋祁是兄弟关系；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等三人同出苏轼门下……凡此种种。
看看，不是翁婿、祖孙，就是亲兄弟、师兄弟，这其中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厚，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话放在这里颇为恰当。
3、易探听京城消息
除此之外，有些主动外放到亳州的官员，也有着自己心中的小九九。他们外放至离京城并不太远的亳州，同时有利于他们探听来自朝廷的政治动向和消息，他们大部分人也应该是乐而为之的。
历史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也着一定的必然性，以上官员被贬到亳州，细究起来，显然都具备这两种要素。
晏殊、欧阳修、富弼等人被贬到亳州，里面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也许是他们个人的性格使然，也许是皇帝的意愿，也许是人脉关系的驱动，也许有他们思量更深的政治因素。
无论是哪种，他们被贬到亳州，都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而偶然性背后也是隐藏着其必然性的，同理，也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
以欧阳修为例——
劝太后撤帘还政、濮仪之争、紫袍事件、被门生诋毁，单拎出一个来，确实是很偶然的事件，谁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以欧阳修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的应对也是对这些偶然事件的“适当处理”，但正是对这些偶然事件处理的积累、应对，才导致他深陷得罪曹太后、得罪谏官、门生诋毁的政治漩涡中，最后被皇帝暗地保护的他才外放到亳州。这便是所说的必然性是由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劝太后撤帘还政、濮仪之争、紫袍事件、被门生诋毁等这四个事件的偶然发生，也隐藏着其必然性。欧阳修身居高位，但因为性格使然，他也是个坚守大节、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所以才出现“劝太后撤帘还政”、“濮仪之争”等事件，就算这两件事不发生，他也会做其他类似的事；再看紫袍事件，没有得罪谏官的“濮仪之争”，哪里来的被谏官弹劾的“紫袍事件”呢？又是因为他得罪了太后势力，得罪了谏官，昔日看重的门生才立投名状而甘愿诋毁他。这便是所说的偶然性也隐藏着其必然性。
不止欧阳修，其他如晏殊、富弼等人也可以这样分析，限于篇幅在此不做深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这些官员做一下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分析。
本文所列出的张知白、晏殊、欧阳修等人，大都身居宰相或副宰相高位，身居庙堂之上、常伴君左右的他们，随也有自己的政治圈，但因性格、政党之争、皇帝喜好、自己言行有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他们也有遭贬的一天，而这些人不约而同地都贬到亳州这个地方，其中的必然性包含了大量偶然性因素，偶然性也隐藏着其必然性，这样的辩证关系分析，让我们更加充分理解了1000多年前发生的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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