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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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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3-29 23:15热度:加载中...

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

  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下面历史百科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杨士奇在明初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如鱼得水,不仅跟明初帝王,特别是仁宣诸帝对他的信任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他性格中的谨慎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谨慎不仅在帝王面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跟同朝人士相处,也极为谨慎,并多出为他人着想,故甚得君王喜爱,其它朝臣史也甚是拥戴杨士奇。

  一、谨慎和善,融洽的君臣关系

  杨士奇家境贫寒,但是他对学业一点也不放松。在他外祖父的教导下,学业大进。十五岁开始便开馆收徒讲学。一方面靠教书过活,一方面教书同时,自行修研。建文元年,为了编纂《太祖实录》,朝廷广招天下儒士参与编修。在乡村教书的杨士奇得到了人生转折的一个机遇—由于他才学出众,被选参与编纂《太祖实录》。杨士奇由于才华出众,被破格录用,做了教授。之后,杨士奇平步青云,接连升迁。最后做到内阁大员。

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

  杨士奇,在朝为官,不仅在处事谨慎,且能多为他人着想,故使得众多朝臣服从杨士奇的为人。仁宗黄帝还在做太子被命监国的时候,御史舒仲成没有按照时为太子的朱高炽的意思办事,于是仁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仁宗即位之后,由于舒仲成犯了事,蹇义以其所犯之事奏劾舒仲成,明仁宗得知此事,正合仁宗心中意思,便于他出一口恶气。

  杨士奇知道事情原委之后,立即上疏:“为政要言而有信,向来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后,为广开言路,曾诏告廷臣,凡有忤旨者一律宽恕。如果现在治舒仲成的罪,则诏书失信,不敢说话的人就多了。就像汉景帝为太子,召卫绾不赴,即位后仍用卫绾,前史韪之。仁宗听了杨士奇的建议,遂没有治舒仲成的罪,使得仁宗朝言路畅开。

  杨士奇在内阁多年,为同朝官员在帝前打圆场实例众多,除了上文所列为御史舒仲成之例,还有更多的人受过杨士奇的庇护。例如:大理卿虞谦,在平时说话以及处理事情的时候考虑不周,思维不谨,每每办事,总会出现一些纰漏。次数多了,其办事不密的事实也就为仁宗所了解。仁宗得知虞谦办事不力后,往往出纰漏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于是,下了一纸诏书将其降官一级。

  杨士奇根据虞谦的其他优点,在仁宗面前,据理力争,最终终使得虞谦官复原职。另外还有大理少卿虞谦,因为在朝议事的时候,其主张不符合仁宗的意思,收到仁宗处罚。士奇又于仁宗面前劝谏道:“虞谦是应诏陈言,如果有错便给予治罪,那群臣就不敢奏事了。”

  二宗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历史对其评价也算不差,仁宗在位期间,极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明君形象,于是听了杨士奇的劝诫之后,立即升了虞谦的官职,将其升为副都御史,并立即下敕引过,让百官直言朝政之得失。杨士奇在内阁一干就是很多年,虽然他为人处事,甚为谨慎,但是还是没能幸免遭到其他大臣的嫉恨,甚至在皇帝面前说杨士奇的不是。

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

  譬如“永乐宣德中。同列有潜公于上者”,“公闻之亦不为憾,待其人如初笃故旧”。杨士奇一心为帝国着想,没有对毁谤自己的同列进行打击报复,一方面使得朝臣们从内心里服了杨士奇的为人,也都乐于与杨士奇为伍,密切跟杨士奇合作,处理大明帝国内部纷繁冗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在君臣面前,杨士奇的宽宏大量,使得明初政坛少去了许多纷争。

  二、远见卓识放弃交趾属国

  永乐时期,成祖出兵征服安南,设立了交趾布政司。但是安南跟朝鲜不一样,成祖时期通过武力征服了安南,不过安南黎民反抗明王朝的起义却接连不断。明王朝为了稳定安南局势,前后用兵多次,军士数目达数十万,粮饷耗费尤为巨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也多次派兵征伐安南,但是安南始终出于征而不服的状况,明朝对安南的用兵屡遭失败,损兵折将不说,对明朝的财政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宣宗起初对安南的出兵是很重视的,甚至派兵部尚书陈洽挂帅,由陈洽亲自上前线指挥明军作战,这里足见宣宗对安南用兵的重视。但是兵部尚书陈洽在出征安南的时候遭到安南军队的伏击,兵败之后,陈洽自刎谢罪而死。面对征讨无果,损兵折将,耗费巨额粮饷而不能取得成功的窘局,杨士奇力主放弃交趾,允许交趾实行自治。杨荣对此局面也说:“永乐中费数十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而未息,困者未苏。因其请而与之便。”

  宣宗朝内阁七人之中,位高权重的杨士奇,杨荣都主张放弃交趾,任其自便,这对于明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交趾离中原甚远,若用武力征服,首先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征服之后,就算安南不反,朝廷每年对安南的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况且,安南每每反叛,更是对明朝造成诸多不便。

  如若放弃交趾,对明朝而言,凡有诸多益处。在杨士奇,杨荣的主张之下,宣宗权衡利弊,也同意杨士奇等人的意见。于是决定放弃交趾,迁回交趾三司,召回驻交趾之文武吏士。从此明朝结束了在交趾的强征不能达其目的,每每征讨又损伤惨重的被动局面,并且为明王朝带来了实际的财政好处—“岁省军兴钜万”。也使得明朝南部边疆得到较长时间的安定。

  三、举荐贤能,整顿吏治

  在明朝初年,由于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出身贫困,特别注重节俭,对臣下在廉洁方面的要求也相当严厉。所以在朱元璋时代,明朝政坛是比较清廉的。但是,从成祖即位之后,由于帝国建立已经有了些年代,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盛行。特别是到了仁宣二帝的时候,明朝的吏治成了封建领导集团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面对此等关系王朝正常运转,国运长存问题的大事,杨士奇等人在这方面也付出了不少努力。

  宣德三年亦即公元,在一日,散了早朝之后,明宣宗特召杨士奇、杨荣到文华门,向二人说:“年来贪浊成风,何也?”杨士奇对此问题关注已久于是答道:“永乐已有之,今为甚耳!”宣宗知道杨士奇对吏治问题也很关注,于是又问现在谁平时贪污行为最为严重。杨荣旋即回应宣宗,刘观的贪污行为最为严重。刘观当时的职位是都御史平日里私纳贿赂,贪污甚重,而且在刘观的影响下,他下面为官的众多诸御史眼见上司贪污,于是也贪纵无忌,甚为污浊。

  宣宗了解情况之后,向杨士奇,杨荣提出由谁来代替刘观的位置。杨士奇经思量推荐了通政使顾佐。宣宗遂撤掉了刘观的职务,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杨士奇在仁宣时期,作为明初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在对用人上有着其独到的见解。他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在他看来,用人必须首先了解其德行,这里的德行就是要看所用之人,是否能封建伦理纲常,是否能为封建统治服务。

  符合此德行之人,然后根据其自身才能高低,委以职务。在宣宗时期,为了选一个人出使交趾,有人举荐伏伯安,说其能言善辩,有口才。可以担任出使交趾的大任。但是杨士奇认为伏伯安“言不忠信,虽蛮貊之邦不可行,往且辱国。”这里既体现了杨士奇在用人上的另外,杨士奇为大明朝选拔人才时还主张兼取南北有才之人,不可偏向任何一方。仁宗曾认为“北人学问,不逮南人。”而杨士奇则言:“长材大器多出北方,岂但南人可用也”主张科举取士时要兼取南北人才。

  最后,杨士奇在选人任人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一点,“极刑之家,有贤子弟勿弃。这在封建社会而言,用人上能有如是意识,实属不易。在这样的选才思维指导下,杨士奇为明初选拔了很多能办实事,公正不啊的良臣。在他所推荐的人士之中有江西籍的,也有非江西籍的。

  当时的吏部尚书王直就对杨士奇在举人方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杨士奇所举贤才,列于中外者五十多人,皆能正己恤民。盖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无问识与不识,博询于众论而信乃举。”于谦气周忱、况钟都为杨士奇所举荐,他们“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

  四、总结

  杨士奇的谨慎也许是出于封建社会读书人固有的本性,抑或其天生固有的谨慎,且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能如此谨慎。有一点历史明显告诉我们,由于杨士奇的谨慎,使得他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能得以善身。相较与解缙的狂放不羁,杨士奇的谨慎无疑是其在明初政坛得以呼风唤雨的重要条件之一。杨士奇推荐的重任对明初政治稳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这既得益于他们自身的优秀品质和处事能力,也得益于杨士奇不分贵贱,不以地域为界限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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