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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的崛起，使得他们左右朝政的力量越发强大。此时，君权被削弱，皇帝更像是代表权力的符号，却无实际的人身自由。无论是武宗南巡一事，还是万历国本之争，都表明了帝王并不能随心所欲。正因为这种体制，明中后期的帝王或是出于和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或是出于本身的懒惰，大多都有怠政倾向。
崇祯的悲剧让人唏嘘，但这份悲剧却多少有些天定的意思。首先，明朝体制的问题到崇祯这里已然是积重难返，譬如说财政税收问题。明朝乃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繁荣，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明朝财政为何还会出现危机呢?
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很难养活一家老少。海瑞作为正七品官员，尚且要种地种菜来自足，更遑论更低等级的官员。在此情况下，官员贪污受贿也就司空见惯。尽管明朝征税不少，但大部分或是进了地方官的腰包，或是被拿来孝敬京官。除官员受贿外，还有明朝宗室的供养。至明朝末期，宗室成员已达数十万，这同样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长此以往，到崇祯时期，财政更是入不敷出，而由财政引发的各种矛盾也日益严重。
其次，崇祯年间天灾不断，也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据《汉南续郡志》记载，从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十四年(1641)，陕西几乎年年受灾。先是旱灾，又有蝗灾，继而瘟疫横行。全陕旱蝗，使得境内百姓死亡过半。百姓为饱腹，吃蓬草与树皮，最后无食可吃，只能吃观音土，甚至于出现食人一事。饥民走投无路，许多只能随李自成起义。而其后的瘟疫更为可怕，甚至传染到北京城，导致十室九空。灾荒与疫情，使得社会稳定性遭到极大威胁。
除明朝数年积累的弊端与天灾外，崇祯自身也有诸多问题，他在官员任用和处置上就存在极大失误。崇祯自缢前，曾感叹“诸臣误朕也”，实则不然。崇祯即位不久，便将魏忠贤扳倒，并趁机铲除其党羽。崇祯大刀阔斧地清算阉党，按理说是大快人心的，但他却忘记了权力制衡。随着阉党被清算，东林党开始占据上风，但东林党中也未必皆是君子。文官集团的权力膨胀，让本就多疑的崇祯更是多生猜忌。十七年间，他共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种频繁的人事更替，于朝政并无益处，反而使得有心报国之士也不敢毛遂自荐。
实际上，不仅文官被频繁更换职位，武将亦然。在围剿起义军时，崇祯帝十三年间数次更换将领，更换八次，共用七个将领。这些将领大都颇有才干，但由于崇祯的用人存疑，使得数次围剿都功亏一篑。最令人惋惜的是崇祯对袁崇焕的处置，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都是袁崇焕的功勋。而在京都之围时，也是袁崇焕千里迢迢赶来救援，但后金撤退后，袁崇焕却被诬陷与后金勾结，被崇祯下狱。最终，袁崇焕被杀。
崇祯此人在许多大事摇摆不定，导致错失良机。明朝一边对农民起义军作战，一边对抗清兵，已经是分身乏力。崇祯深知两面作战，极易败北，因而私下同意与满清和谈。但明朝士大夫均以宋为鉴，耻于和议。崇祯同意杨嗣昌所提出的议和主张，但又在卢象升质问时矢口否认。崇祯帝在战和两难中走到最后，又对迁都一事摇摆不定。明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时，皇后劝他迁都南京，但陈演等人极力反对，此事也最终作罢。可以说，崇祯的两次摇摆不定，都让事态变得更为糟糕。
崇祯的两个错误决定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一是撤掉陕北驿站，二是增加三饷。有大臣上书陕北驿站开支过大，建议废除。而当时却是在陕北灾情严重之时，这时裁掉驿站无疑于是加剧社会动荡。原本的驿站兵士李自成便是因此失业，后来走上起义道路。农民军的来势汹汹和清兵的虎视眈眈，逼得崇祯不得不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增税。崇祯帝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虽然战时增加税收无可避免，三饷所征也不算太多。但当时本就起义频发，崇祯帝的三饷加派无疑于是雪上加霜，时人称“崇祯”为“重征”，可见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起义。
平心而论，崇祯勤于政务，宵衣旰食，比明朝大多数皇帝的治国理政能力要强。但是，崇祯时运不济，处在明朝本就摇摇欲坠的时期，又有天灾，加之其个人的决策失误，最终成为亡国之君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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