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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焚书坑儒”,其实可以分为“焚书”、“坑儒”两个独立事件,两件事之间虽然有所关联,但却应该分开分析。“焚书坑儒”事件的根源,其实是秦灭六国之后的山东六国与秦国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六国士子阶层对中央集权制的不认同,秦始皇虽然也曾尝试促进文化融合,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维持统治,这才在李斯的建议下采取了激烈手段。
“焚书坑儒”的问题根源,在于天下一统后的剧烈冲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帝国的统治,而他当时面临的最大考验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因长期分裂导致的文化冲突,二是废除分封制,采取中央集权统治后士子阶层的不认同。
1、长期分裂导致的文化冲突。在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分裂,由于各诸侯国风土人情的不同,战国七雄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俗文化,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这些文化不仅难以调和,而且拥有极为坚固的文化壁垒。在法家思想熏陶下的秦国虽然从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将士,但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影响力巨大的学者,而这也是山东六国将秦国视为虎狼之国的原因。
2、士子对中央集权制的排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的秦国,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为了确保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又创造了三公九卿制度。虽然郡县制最早并非诞生于秦国,但列国的郡县制却仍然带有着浓重的世卿世禄制色彩,而秦国这种从统治方式到官职的全面改革,显然给山东六国各阶层,尤其是士子阶层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应,因而士子阶层对于秦国的统治可以说是极度排斥。
秦始皇也曾通过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等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各层面的统一,但这种改革反而遭至了士子阶层的更大反感,想要彻底将长期分裂的诸侯国彻底融合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办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办到的。
秦始皇也曾尝试文化融合,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
为了稳固统治,秦始皇也曾尝试过采取怀柔手段推动文化层面的融合,从而获得贵族、士族和百姓对秦国的认同,但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也是“焚书坑儒”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
1、尝试接纳六国文化。对于剧烈的文化冲突,秦始皇一开始并没有采取抵触排斥的思想,不仅允许诸子百家和列国士子涌入咸阳,而且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例如黄老道家、阴阳家经过综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提出了所谓的“五德始终说”,便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而秦始皇对咸阳的扩建规划中,也体现出了“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而秦始皇进行“泰山封禅”,则代表了对齐鲁文化的认可。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明显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
2、换取六国士子认可。为了使六国士子对秦国的统治予以支持,秦始皇选择了设立“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担任,且准许他们参与讨论国事,秦始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六国士子对秦国新政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由他们影响和引导天下百姓,从而在推动新政落实的同时,降低社会各阶层对秦国的排斥。
然而,事实证明,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水,秦始皇接纳六国文化并未获得认可,例如秦始皇“泰山封禅”换来的只有山东儒生的嘲笑;又如担任“博士”的士子,他们不仅对于秦始皇极为怠慢,而且在参议国政时往往一言不发,却又在私底下对新政非议不止。
山东士子淳于越重提分封,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设宴,秦国朝堂七十余位大臣,以及山东六国担任“博士”的士子参与了这场宴会。
酒宴开始之后,仆射周青臣先是上前歌颂了一番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秦始皇听后极为高兴。然而,秦始皇的好心情很快便被破坏了,担任“博士”的齐人淳于越紧接着上前,他不但没有祝贺,反而重新提出了分封制,对秦始皇的集权统治再次提出了挑战。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听后虽然不悦,但却没有立即进行斥责,而是将该言论交给臣子们讨论。作为秦始皇系列新政的直接参与者,丞相李斯立即上前予以了排斥,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久久无法安定,就是因为这些士子私下对新政非议不断,进而提出了“焚书”倡议。
丞相李斯言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维护秦国的稳固统治,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最后底线,眼看自己一直的努力始终没有得到回报,再加上这次淳于越的挑衅,秦始皇对于李斯的“焚书”建议只说了一个字“可”。于是乎,秦始皇开始下令除了博士官收藏的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将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部焚毁,并将对天下敢于私藏、学习和非议朝政者严厉惩处,这便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方士逃跑再度非议新政,秦始皇一怒之下“坑儒”
关于“坑儒”事件中的“儒”到底指什么,目前仍然有争议,但显然并不是特指儒家。“坑儒”事件发生在“焚书”事件一年后,其实可以视作“焚书”事件的后续。
秦始皇统治后期,或许是身体上出现了问题,对于长生之术极为推崇,因而身边经常围绕着一些方士,这些方士之中除了徐福出海寻找仙药之外,最受秦始皇重用的便是侯生、卢生两位。然而,就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某一天,这两位术士却逃跑了。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两位术士逃跑的原因竟然是认为秦始皇过于残暴和贪恋权力,因此不想为其寻找仙药了(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而真实的原因,则极可能是两人根本无法搞到所谓的仙丹,又害怕秦始皇治罪,这才选择了逃跑。
然而,这两位也不仅仅是逃跑,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大义凛然,逃跑之余竟然还说了一大堆非议秦始皇的话,秦始皇得知消息后,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于是乎,秦始皇一怒之下,“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可见,咸阳的“儒生”被坑杀,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秦始皇刚刚下令禁止非议朝政一年后,竟然又有人公然跳出来挑衅法令,这才以雷厉手段处置。
如上所述,“焚书”和“坑儒”两件事的发生,可以说是秦始皇在尝试以怀柔手段融合列国文化失败之后,所采取的无奈之举,是秦始皇为了各项政策顺利推行采取的必要之举,也是秦始皇为了稳固统治采取的必要手段。秦始皇的手段或许比较激进,但谁又能体谅其中的无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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