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认同感，大多来自于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血统上的亲近。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一种说法，“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因此，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才能延绵不绝，一脉相承。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更是异常强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现代史上显得格外耀眼。从明末隐居衡山的王夫之，到讨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以及后来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谭嗣同，更不要说开创新时代的韶山伟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精彩演绎，将湖湘文化的精髓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是什么原因将湖南推上了近现代中国的舞台中央，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呢？任何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以来多种因素积累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种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以前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血液愈北愈杂，逾南逾纯粹”，这种说法多出于异想天开。

北方自然由于战争的原因，导致血统混杂，而南方呢？明代以前的中国多次人口大迁徙，最著名的永嘉之乱和靖康之变，都是从北方到南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来到南方与土著相结合，怎么还敢说自己血统纯正呢？

人口迁徙除了人口的流动之外，带来的更多的是文化，所以如果说，南方地区的中国古文化更加纯粹一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只有北部可以与外界交通。在古代那种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大型的战争，湖南地区一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好处在于一旦一种文化在这里落地扎根，很不容易改变，而坏处就是社会风气趋于保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人们的性格上有些固执。

与外界的接触少，也就意味着要自给自足，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想要满足人口对物质的需求，在生存面前，人们必须肯吃苦，环境要求他们必须勤劳，这是自然对湖南人品质的塑造，人类基因的传承，也将这种品质传承了下去。

当然，上面的这些品质都是一些朴素的人类特性，当中原文化和这种特性相结合之后，激发出来的能量和凝聚力令世人惊叹。

这种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就是岳麓书院。顾名思义，岳麓书院坐落于岳麓山上的书院，岳麓山位于长沙的湘江西岸，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有着“南岳八百里，岳麓为足”说法。

岳麓书院虽然始建于北宋年间，可是文化的种子在东晋时期就已经埋下。晋宋之间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东晋寒族人士的杰出代表陶侃就曾经在这里读书。

到了北宋时期，宋太祖为提防“黄袍加身”再次上演，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政策，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量的官职都为读书人准备。读书蔚然成风，书院教育也应运而生。

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为让天下读书人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器重，真宗皇帝写下了著名的《劝学诗》，耳熟能详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真宗皇帝笔下。公元1015年，真宗皇帝亲自写下为岳麓书院书写匾额，更是让岳麓书院名闻天下。

北宋末年，岳麓书院遭遇兵燹，破败不堪。好在建筑虽然焚毁，而文化犹存，刘珙在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期间不仅重建了岳麓书院，还请来了当时很多大学问家，将学术事业推向了顶峰。

“学而优则仕”，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这句话，将读书人的出路直接限制在了做官这一条路上。而理学家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却是一反常态，培养可以经世济民的人才；之后朱熹的到来，更加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相结合，“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则是直接催生了“湖湘学派”。

世人都说东汉末年的读书人讲究名节，实际上那群人攻击起他们毫不留情，而一旦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则是一个一个跑得快。在那种无休止堕落的情景底下，吹捧出来的豪杰们，除了维护个人利益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贡献。

而蒙古南下攻打长沙之时，岳麓书院的学生投身到长沙保卫战，城破后，全部殉国。当然，在这里并不是鼓励牺牲，而是这种知行合一、敢为人先的态度确实比夸夸其谈者更加重要得多。学生再次体现出这种情怀的时候，就要等到西南联大了，而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就成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难道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吗？

1840年，大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在睡梦中惊醒，而这个惊醒无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清朝中后叶学习西方文明的顺序是从“船坚炮利”，再到制度，最后是文化。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不了解那段历史所带来的误解，如果先是“船坚炮利”，就没有办法解释《瀛寰志略》以及太平天国事件。

《瀛寰志略》不仅对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内政进行了描写，还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对华盛顿的点评：“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这分明就是对制度的称赞。

而太平天国不管是与基督教原教旨相去多远，都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很早的证明。

上面两个事件分别是1849年和1850年的事情，而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为主的洋务运动则是开始于1861年。

地方上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精英人物，在他的身上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已经基本定型。

很难想象一个那么笨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如此杰出的人物，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困难又是多大，无论如何，他成功了，不得不令后世人佩服，而固执的品质在这里已经变成优点了。而他能够领导地方的洋务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生活在晚清，而且是一个思想开阔的人物，一定会离不开一本书——《黄书》。这个今天看来，这个充满误会的书，在当时，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征服了很多人。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明末大儒王夫之。

当年王夫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不知道到底写下了多少字，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船山全书》名字虽然为全书，实际上不过是他手稿中的一部分。

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王夫之的书籍不可能被出版，是否能流传下去都是个问题，可是他却极为自负的说：“吾书两百年后始显”。这到底是自信，还是对当时时代的控诉呢？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两百年前写的书，不仅被刻印，而且成为了一种时尚，那个将他的书刻印的人就是曾国藩，而那个将他的学说传播的人之中，就有一位大家熟知的人物谭嗣同。

晚清时期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先进的地区，首推广东，由于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广东人提倡全盘西化。为湖南虽然距离广东较近，保守的风气让湖南在接受西学过程中进行了筛选，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文明的缺点，同样志在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是在一战之后，到欧洲旅行的时候才发现的，在《欧游心影录》中，他看到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感慨地写道，“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 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梁启超曾预言大战之后，欧洲会痛定思痛，能够恢复和平，可惜他错了，就在和平之后的不到二十年，二战又爆发，一位美国的将军说，“哪里是和平二十年，而是停战二十年（大致意思）”。

科学万能论失败之后，梁启超又回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轨道上来，四处演说，用中国的传统的礼仪来矫正科学的缺陷。

谭嗣同在马关条约之后，痛定思痛，提倡学习新学，呼号变法，维新变法的流血者不仅谭嗣同始，湖南全省维新之风气也是从他开始的。

谭嗣同虽然提倡新学，但是对于三代之风却是大家赞赏，而三代之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优点，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名字叫内藤湖南，当他看到当时的大清留学生的时候，就批评大清留学生过于浮躁，“然其所学者，必先曰政法，业喜速成，义避艰深，一知半解，高谈放论，以其时势所趋，能动当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邻邦之瑕疵，纵意毁刺，投国人耻败思报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而这种浮躁缺少的正是缺少湖湘文化中务实的精神。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内藤湖南曾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内藤湖南。”

我相信内藤湖南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湖南人的推崇，这种推崇来自于北宋以来一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也是来自于“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务实精神，一个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学者，断不会贸然恭维那个时候极弱不堪的中国。

内藤湖南趋去世于1934年，那句“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是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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