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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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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3-28 17:51热度:加载中...

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认同感,大多来自于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血统上的亲近。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一种说法,“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因此,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才能延绵不绝,一脉相承。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更是异常强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现代史上显得格外耀眼。从明末隐居衡山的王夫之,到讨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以及后来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谭嗣同,更不要说开创新时代的韶山伟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精彩演绎,将湖湘文化的精髓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是什么原因将湖南推上了近现代中国的舞台中央,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呢?任何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以来多种因素积累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种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以前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血液愈北愈杂,逾南逾纯粹”,这种说法多出于异想天开。

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北方自然由于战争的原因,导致血统混杂,而南方呢?明代以前的中国多次人口大迁徙,最著名的永嘉之乱和靖康之变,都是从北方到南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来到南方与土著相结合,怎么还敢说自己血统纯正呢?

人口迁徙除了人口的流动之外,带来的更多的是文化,所以如果说,南方地区的中国古文化更加纯粹一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只有北部可以与外界交通。在古代那种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大型的战争,湖南地区一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好处在于一旦一种文化在这里落地扎根,很不容易改变,而坏处就是社会风气趋于保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人们的性格上有些固执。

与外界的接触少,也就意味着要自给自足,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想要满足人口对物质的需求,在生存面前,人们必须肯吃苦,环境要求他们必须勤劳,这是自然对湖南人品质的塑造,人类基因的传承,也将这种品质传承了下去。

当然,上面的这些品质都是一些朴素的人类特性,当中原文化和这种特性相结合之后,激发出来的能量和凝聚力令世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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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就是岳麓书院。顾名思义,岳麓书院坐落于岳麓山上的书院,岳麓山位于长沙的湘江西岸,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有着“南岳八百里,岳麓为足”说法。

岳麓书院虽然始建于北宋年间,可是文化的种子在东晋时期就已经埋下。晋宋之间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东晋寒族人士的杰出代表陶侃就曾经在这里读书。

到了北宋时期,宋太祖为提防“黄袍加身”再次上演,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政策,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量的官职都为读书人准备。读书蔚然成风,书院教育也应运而生。

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为让天下读书人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器重,真宗皇帝写下了著名的《劝学诗》,耳熟能详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真宗皇帝笔下。公元1015年,真宗皇帝亲自写下为岳麓书院书写匾额,更是让岳麓书院名闻天下。

北宋末年,岳麓书院遭遇兵燹,破败不堪。好在建筑虽然焚毁,而文化犹存,刘珙在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期间不仅重建了岳麓书院,还请来了当时很多大学问家,将学术事业推向了顶峰。

“学而优则仕”,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这句话,将读书人的出路直接限制在了做官这一条路上。而理学家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却是一反常态,培养可以经世济民的人才;之后朱熹的到来,更加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相结合,“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则是直接催生了“湖湘学派”。

世人都说东汉末年的读书人讲究名节,实际上那群人攻击起他们毫不留情,而一旦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则是一个一个跑得快。在那种无休止堕落的情景底下,吹捧出来的豪杰们,除了维护个人利益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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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古南下攻打长沙之时,岳麓书院的学生投身到长沙保卫战,城破后,全部殉国。当然,在这里并不是鼓励牺牲,而是这种知行合一、敢为人先的态度确实比夸夸其谈者更加重要得多。学生再次体现出这种情怀的时候,就要等到西南联大了,而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就成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难道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吗?

1840年,大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在睡梦中惊醒,而这个惊醒无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清朝中后叶学习西方文明的顺序是从“船坚炮利”,再到制度,最后是文化。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不了解那段历史所带来的误解,如果先是“船坚炮利”,就没有办法解释《瀛寰志略》以及太平天国事件。

《瀛寰志略》不仅对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内政进行了描写,还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对华盛顿的点评:“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这分明就是对制度的称赞。

而太平天国不管是与基督教原教旨相去多远,都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很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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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个事件分别是1849年和1850年的事情,而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为主的洋务运动则是开始于1861年。

地方上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精英人物,在他的身上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已经基本定型。

很难想象一个那么笨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如此杰出的人物,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困难又是多大,无论如何,他成功了,不得不令后世人佩服,而固执的品质在这里已经变成优点了。而他能够领导地方的洋务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生活在晚清,而且是一个思想开阔的人物,一定会离不开一本书——《黄书》。这个今天看来,这个充满误会的书,在当时,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征服了很多人。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明末大儒王夫之。

当年王夫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不知道到底写下了多少字,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船山全书》名字虽然为全书,实际上不过是他手稿中的一部分。

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王夫之的书籍不可能被出版,是否能流传下去都是个问题,可是他却极为自负的说:“吾书两百年后始显”。这到底是自信,还是对当时时代的控诉呢?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两百年前写的书,不仅被刻印,而且成为了一种时尚,那个将他的书刻印的人就是曾国藩,而那个将他的学说传播的人之中,就有一位大家熟知的人物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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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先进的地区,首推广东,由于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广东人提倡全盘西化。为湖南虽然距离广东较近,保守的风气让湖南在接受西学过程中进行了筛选,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文明的缺点,同样志在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是在一战之后,到欧洲旅行的时候才发现的,在《欧游心影录》中,他看到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感慨地写道,“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 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梁启超曾预言大战之后,欧洲会痛定思痛,能够恢复和平,可惜他错了,就在和平之后的不到二十年,二战又爆发,一位美国的将军说,“哪里是和平二十年,而是停战二十年(大致意思)”。

科学万能论失败之后,梁启超又回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轨道上来,四处演说,用中国的传统的礼仪来矫正科学的缺陷。

谭嗣同在马关条约之后,痛定思痛,提倡学习新学,呼号变法,维新变法的流血者不仅谭嗣同始,湖南全省维新之风气也是从他开始的。

谭嗣同虽然提倡新学,但是对于三代之风却是大家赞赏,而三代之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优点,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湖南,为什么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才的摇篮?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名字叫内藤湖南,当他看到当时的大清留学生的时候,就批评大清留学生过于浮躁,“然其所学者,必先曰政法,业喜速成,义避艰深,一知半解,高谈放论,以其时势所趋,能动当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邻邦之瑕疵,纵意毁刺,投国人耻败思报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而这种浮躁缺少的正是缺少湖湘文化中务实的精神。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内藤湖南曾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内藤湖南。”

我相信内藤湖南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湖南人的推崇,这种推崇来自于北宋以来一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也是来自于“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务实精神,一个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学者,断不会贸然恭维那个时候极弱不堪的中国。

内藤湖南趋去世于1934年,那句“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是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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