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瘟疫作为人生的重要主题往往可以引发人们对生命的重新思考。在大规模的生死面前，我们的祖先选择怎样地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又是如何对待曾经的灾难呢？千百年后，我们后人可以从他们的诗文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降临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当时曹操之子曹植《说疫气》记载这次瘟疫造成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瘟疫不仅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甚至还改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而影响了整个魏晋文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整个建安时期，权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文学家的他麾下也聚集了不少文人墨客，“建安七子”（孔融、阮瑀、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就是代表。
除了孔融在公元208年被曹操以“违反天道，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和阮隅在212年去世之外，其余五人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竟然都在建安二十二年染病死去。史料记载，七子中最杰出的王粲，公元216年跟随曹操南下征伐孙权，第二年在回邺城的路途中，不幸染疾身亡。
至于是否是传染上了瘟疫。根据《魏书·司马朗传》记载，当时“军士大疫”，因此他很可能就是染上了瘟疫而死，年仅四十一岁。其他四人，据《魏书·王粲传》记载：“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
曹丕也在《又与吴质书》中直接提到这次瘟疫使得亲人故友大多离自己而去，“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一）瘟疫之前文人大多宴饮游玩，吟诗作赋。
他们在一起或是谈论六经，或是下棋对弈、或是在北场骑马射箭，或在南馆宴饮，当然饮酒赋诗是更少不了的。邺宫西园就经常举办宴会，文人雅士并排坐在高堂之上，桌上摆满了酒菜佳肴，他们推杯换盏，或者吟咏小诗馈赠友人，或者一起作赋比试文采，十分惬意。
他们有时一边畅饮美酒，一边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类的诗句以抒发豪情壮志，有时则眉头深锁，奋笔疾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之类的句子描写战争下人民的苦难。
那个时候，虽然文人笔下也有对战争导致死亡的描述，但是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对百姓们的死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悯，距离比较远，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二）建安五子的去世带来无尽伤感。
领袖人物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三曹父子，死亡如魔鬼般一下子吞噬了五位文坛重将，三曹与建安五子之间的酬唱再也不可能了。
伤感的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悲情地写道，“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而此诸子，化为粪壤”血淋淋的事实让作者难以接受，之前一起谈笑风生的的好友转眼间全都离他而去，谁能够接受呢？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哭诉、哭诉、哭诉。
曹植在哀悼好友王粲时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王仲宣诔》，其中“呜呼哀哉、号恸崩慛、悲鸣、哀泣、”这些字眼简直还原了一个哭的像泪人般的曹植。
（三）瘟疫之后死亡成为了当时的创作主题。
这次瘟疫，使得本来就在战争离乱中苦苦求生的魏晋人民雪上加霜，文人们不得不更加清醒地认识死亡。整个魏晋时期，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有人统计过，在宋代之前的悼亡诗211首中，魏晋时期就有41首，占比将近20%，日本有一位学者统计过《世说新语》中，“哭”出现了二十七次，“泣”出现了十八次，“哀”出现了二十四次，“亡”出现四十一次，“死”出现了三十四次！
战争、瘟疫、灾难危害了人们的生命，也唤醒了魏晋知识分子的的生命意识。一方面他们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感到生命十分脆弱卑微，朝生暮死、命薄如蚁、人生匆匆短促几十年，痛苦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只能苦苦挣扎。
（一）传统文人的重生轻死情节。
传统儒家对死亡是不畏惧的，甚至把死亡看做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杀身而成仁”儒家把道义看做十分重要的东西，对死采取蔑视、无视的态度，因此中国人耻于谈死，死就死了，微不足道。
（二）魏晋人文人直面生命的脆弱。
关于死亡，道家谈的最多。庄子说过，“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只有道家认识到了死亡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有限性。
在黑暗的、战争灾难频生的魏晋，在人的价值被反复践踏、生命被一次又一次否定、结束后，魏晋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他们毅然抛弃了孔子，投向庄子怀抱。
（三）超越生死，“至人”成为了他们的终极目标。
《列子·杨朱》中说，人的寿命极限是一百岁，能活到一百岁的没有几个。即使有一个，除了孩童和衰老糊涂的几十年，几乎还剩下一半。在这一半时间里，去掉晚上睡觉和白天休息的时间，又只剩下一半，再除掉生病、忧愁、烦恼的时间，还剩下多久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呢？
对生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一直萦绕着魏晋知识分子们。他们放浪形骸，狂饮烂醉于居室，幻想梦蝶的庄周，或是炼丹服药，坦身裸体，用小小的药丸试图超越死亡，成为庄子口中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
不过，这些都是麻痹精神的毒药而已，他们仍然痛苦地挣扎于生死之间，悲情又华丽。
（一）不落俗套，活出自己，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敬佩魏晋知识分子的风度，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待生命的超脱感，而且是源自他们人格的独立与对命运生生不息的抗争。他们努力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个性的自由。
《世说新语》就塑造了一群具有独立意识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喜欢驴叫的王粲，有在众人面前捉衣服里虱子的顾和，有宠辱不惊、不惧桓温的谢安，有旁若无人、振袖击鼓的王敦。
其中《方正》篇中记载庾子嵩称王衍为卿，王衍不想搭理他，庾子嵩说道，“君（你）不能这样”，王衍答道，“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这个意思是，我不想搭理你，这件事是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真是可笑又可爱！
（二）在逆境中绽放生命之光才是最高境界。
魏晋人爱好清谈，不理俗务，实际上是对黑暗政治不满的一种回应，他们潇洒自由，放荡不羁也是对如此短暂生命的一种释放。当人与外部环境发生碰撞时，庄子教给他们如何摆脱，那就是抛开所谓礼教道德的一切枷锁，抛开现实，追求精神自由，寻找一种任逍遥的精神境界。
如果能避世隐居，逃匿于山林之间最好，即使不能脱离世俗，那也要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精神境界。虽然生命的旅途十分短暂，但魏晋文人们却把生命之光遥遥点亮，不仅照耀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而且还给后人留下光芒，不得不说，在生死面前，魏晋文人们看得很透彻。
一场瘟疫，改变了魏晋人的生死，同时也影响了生者的生活态度。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显得既渺小又卑微，生命是那样脆弱，但脆弱的生命也能发出夺目的光彩！魏晋知识分子的命运虽然坎坷，但他们却给我们留下了多少不朽诗篇和精神财富！
他们悲情壮丽，诗意梦幻，坦荡不羁，从容于世。现在，疫情当前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一学魏晋人这种不卑不亢的生活态度？对于死亡，我们既然不能抗拒，那就勇敢地接受它、直视它。对于生命，既然有限，那我们就点燃起生命之光，让它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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