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与文明——苏莱曼大帝是如何造就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

野蛮与文明——苏莱曼大帝是如何造就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

在伊斯兰历第十个世纪的第一年，刚刚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迎来了一位伟大君主的诞生——苏莱曼一世。

因为伊斯兰人的信仰关系，苏莱曼一世的出生被不断神话。

“十”在伊斯兰教当中是一个十分神圣的数字，而因为苏莱曼的父亲并没有其他继承人，所以苏莱曼一世毫不费力地成为了第十个奥斯曼帝国皇帝，这种种巧合都使得苏莱曼一世获得了一个神圣的称号——“真主代理人”。

土耳其人相信这位君主会带领他们的帝国走向昌盛，而事实上，苏莱曼一世刚刚继位就对军事方面进行了布局。

在整个帝国所有的军备力量中，他最最倚重的当属“新军”和“宫廷军”。

其中“新军”的建制很有意思，大多数“新军”其实都是源于基督徒，因为宗教方面的隔阂，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新军”都是从年轻的战俘当中被选拔出来的，到了穆拉德一世，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儿童都会被送去“洗脑”，让他们成为“新军”的预备队，一下子让“新军”的规模扩充了不少。

如果我们和同一时期的明朝相比较，就会发现，所谓的“新军”其实就和明朝的“三大营”差不多，都是皇帝直属的军队，也都是帝国最为强悍的部队。

相比之下的“宫廷军”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禁军”，其主要职责是守卫宫廷，充当皇帝的私人保镖，如果不是遇到太大的麻烦，这支军队一般不会轻易出动，只有在对王权产生较大威胁时，才会进行武装威慑。

除了“新军”和“宫廷军”，奥斯曼帝国还有一支中坚力量——领主骑兵。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奥斯曼帝国实行的也是“采邑分封制度”，大家完全可以理解成我们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二者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在封建领主接受皇帝册封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对皇帝的义务，其中就包括“兵役”，一旦国家或者皇帝有需要，封建领主就必须配合皇帝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很重要，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时期，帝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集结完毕，就是依靠各个封建领主的军团配合。

培养一支如此规模的军队，国家财政这一块一定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而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就是国库中的金银储备量。

苏莱曼一世和朱元璋很相似。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就是国家各个阶层都能各司其职，重视农业发展；而苏莱曼一世也是如此，他认为农民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农业基础才是决定国家经济实力的根本，只有保障农民阶级的权益才能让他们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那么，该如何保障农民权益呢？

对于分封制而言，最大的弊端在于经过一定的时间发展，封建领主会逐渐开始土地兼并，私自扩大自身实力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苏莱曼一世在对前任皇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上进行了整合，发明了一套别出心裁的制度——永佃制。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租给农民，而这些租出去的土地是可以被农民后代继承的，这样一来，有了国家的信用背书和威慑，封建领主也不敢再随意进行土地兼并了。

总而言之，苏莱曼一世刚刚继位便开始在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全面布局，这些还都只是初试，作为“真主的代理人”，他的改革还远远不止这些······

国家是需要法治建设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法律规范的。苏莱曼一世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他进行对外扩张的同时，也命令国内的官员进行法律的完善工作。

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众多，一一列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来一窥苏莱曼这个“大法官”是如何进行规划的。

《群河总汇》是奥斯曼帝国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作者哈莱比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法律学者，早年在埃及等国进修的时候，他就对伊斯兰教法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刚刚建立，法学界思想比较混乱，作为一名严谨的法律学者，哈莱比力求帝国的法律要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基本理念，不能随意进行篡改。

《群河总汇》涵盖了民事、刑事、行政、军事与司法制度各个领域，这部法律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法律据典的开端，甚至还被用作学校教育的教材。

本着“掐头去尾”的观念，既然说了“开头”，那就一定要说“结尾”——《奥斯曼王家法典》

作为最后一次重要的法典编纂，《奥斯曼王家法典》算是集苏莱曼时期法典之大成。这部法律是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者法典》的基础上修改汇编而成的。

和《群河总汇》相比，《奥斯曼王家法典》额外规定了关于“基督徒的合法权益”，其中包括土地所有权，纳税权，刑事诉讼权等。由此可见，尽管有着宗教方面的隔阂，但是到了苏莱曼一世统治的后期，由宗教而产生的的矛盾已经开始缓和了。

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苏莱曼一世所推行的宗教政策看出一些影子。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东欧部分地区之后，天主教，东正教等“异教徒”也大批量地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属民，面对这些“异教徒”，苏莱曼一世并没有采取很强硬的态度要求他们改宗，而是推行相对温和的宽容政策——只要缴纳足够的税款，承认奥斯曼帝国对他们的统治，那么这部分“异教徒”依然可以信仰他们的宗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帝国能够容忍“非伊斯兰教”的发展，除了可以进行适当的礼拜，别的一切都不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开展，包括教堂，经书等等。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异教徒”会在边境线上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进行联通，给予适当的报酬作为礼拜费用，这种现象还一度成为一项边境的产业链，甚至奥斯曼帝国还以官方的名义进行征税。

除此以外，苏莱曼一世为了巩固国内伊斯兰教的力量，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结束后，就将建造清真寺提上了日程。

与其说是一座寺庙，倒不如说是一个政府系统。除了寺院主体以外，它还包括宗教学校、医院、救济院、客栈、商店等为公众服务的机构。苏莱曼一世所建造的清真寺不仅仅是朝拜的圣地，也是一项兼具社会福利功能的设施。

总而言之，在苏莱曼一世的法律观念里，宗教和法律是相互配合的，而这种配合必须以“伊斯兰教”作为核心。

顶峰即是衰落，这句话几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苏莱曼一世无疑是奥斯曼帝国史上最耀眼的光芒，但是这并不能使奥斯曼帝国逃过衰落的命运。

在苏莱曼在位时，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相当明显了，他的几个儿子为了权势明争暗斗，手足相残，甚至生出战乱，而最终的赢家则是后来的谢利姆二世。

“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个昏庸的皇帝”。这几乎成为了历史的“标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谢立姆二世被称为“酒鬼”，和他父亲相比，他很明显不是一个好皇帝，除了声色犬马以外，就再无其他事情可做，帝国的日常事务都被交给朝中的执政官。

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皇帝昏庸，大权旁落，执政官开始肆意攫取各自的利益。苏莱曼一世在位时，因为他的英明，朝中的官员大都是正直忠诚的，但是等到谢立姆二世上位时，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所任命的大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辈，私底下结成派系，并且频繁地变更投靠的王子，血腥的宫廷弑亲戏码一幕幕上演。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开篇所提到的“新军”，国家昌盛时，这支军队是可以被依赖的正面力量，但是一旦昏庸之主上位，这支军队转眼就成为了“负能量”的来源。

因为“新军”的待遇很好，一些手握重权的执政官就将自己的亲属全都送进去“吃空饷”，国家财政一点一点地被纳入私人的腰包，由这些“膏粱子弟”组建的“新军”，不仅战斗力极差，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情怀也消失殆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军队就意味着国防，国防一旦崩溃，国家的安全就岌岌可危了。

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除了上述这些以外，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因素——地理位置。

奥斯曼帝国是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和当年的阿拉伯帝国很相似，这种地缘格局有利的一面在于交通很发达，与各个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只要在政治方面处理得当，国家经济可以迅速腾飞；而不利的一面在于，因为接壤的国家众多，且处在多种文明的交汇口，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腹背受敌。

总之，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苏莱曼一世是这个帝国“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但是和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历史相比，这短短46年真的只是昙花一现，从苏莱曼一世之后，奥斯曼帝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他一样的君主，后世的君王虽也有中兴之意，但是无奈国力的衰落可能是一夜之间，想要恢复却并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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