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在古代是突厥、蒙古这些游牧民族对首领的尊称——
汗，可汗，蕃王称——《广韵》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汉人皇帝也曾被赋予“可汗”的尊称，他们是隋文帝杨坚（圣人可汗）和唐太宗李世民（天可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后来也延续了这一称号，但实际上属于继承了政治遗产）。中国历史由于从秦朝开始就进入了大一统时代，所以中国的皇帝们是很少拥有除了帝号以外的其它称号的。譬如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君主动不动就冠以好几种头衔，譬如“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帝国）”的开创者查理五世的称号就有“罗马人的皇帝、西班牙国王、德意志国王”等等后面还有一大串。
头衔多代表的是一种荣誉，在欧洲历史上这很常见，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昙花一现了。圣人可汗和天可汗这两个称号的背后透露的是两位君主将帝国疆域扩张到极致的伟大功绩，就相似性上来说，无论是圣人可汗还是天可汗都是突厥、回纥和吐蕃等等这些周边民族对他们的尊称，表示将隋文帝和唐太宗都视为本族的最高首领。
但另一方面，圣人可汗和天可汗两个称号的背后又是不同的，它涉及到两位君主不同的民族政策以及所取得的不同成就；
隋朝统一的标志是杨坚消灭了南方的陈朝和西梁，自西晋灭亡以来，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一动荡分裂的时期后重新完成统一。但北方的突厥却一直是隋朝的心腹大患，突厥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泛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一般认为是匈奴的分支或与其它民族融合的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厥起初依附于柔然，后来将柔然击败，在漠北建立起突厥汗国。
它的强大一度迫使西魏和东魏对它采取和亲政策，但在公元583年却分裂为东西突厥，其中东突厥为突厥汗国的宗主国，这一分裂让隋文帝杨坚以后对东西突厥采取羁縻政策提供了契机。隋朝统一后面临着来自北方突厥的巨大军事压力，当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后，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承认此人的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引发内战。
东突厥不敌西突厥，加上之前又被隋朝击败，东突厥于是转而萌生了依附隋朝的想法，于是便写了一封国书给隋文帝，表示依附于隋朝：
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 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 此是女夫，即是兒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 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 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
东突厥的依附成为隋文帝离间突厥的一个契机，尤其是隋文帝帮助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击败西突厥解围后，东突厥可汗十分感激的写信给隋文帝，表达自己“永为藩附”的意愿。
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 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 永为籓附——《隋书·突厥》
应该说，东西突厥的分裂为隋文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毕竟一个统一的突厥对隋朝来说是巨大的军事压力。事情的变化发生在沙钵略可汗去世以后，隋朝经略突厥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长孙晟，针对突厥的情况他提出了“离强和弱”的策略。当东突厥首领都蓝可汗继位后，由于他所表现出来的异心，迫使隋朝开始扶持另一个弱小的突利可汗，并将宗室女安义公主许配给对方。
愤怒的都蓝可汗联合西突厥达头可汗一起攻打突利可汗，后者不敌而大败，当时的情况是突利可汗更加倾向于投降突厥，按照他的话来说，这叫：
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隋书·长孙晟列传》
长孙晟通过从中作梗，断绝了突利可汗投奔突厥的想法，隋朝一方面在派兵援助的同时，又将突利可汗带到长安，由隋文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将其部落安置在陕西和内蒙古之间。其后启民可汗不断招抚东突厥居民，东突厥由此内附隋朝。隋文帝也因此被尊称为“圣人可汗”。
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隋书·突厥》
隋文帝的“圣人可汗”称号主要来自于突厥对他的尊称，隋朝对突厥采取的主要是离间政策，通过不断分化突厥的力量，进而将突厥掌控在自己的力量之下。就结果上来说，隋文帝杨坚取得了成功，不仅使隋朝在北方解除了军事威胁，也将其疆域推进到漠北地区。
唐太宗毫无疑问是汉武帝以后最杰出的君主，而唐朝的辉煌不管是经济、文化和军事都集中体现在唐太宗时期，不同于隋文帝采取分化离间的方式使突厥臣服，唐太宗采取的方式要更为直接一些，就是用武力的方式来征服。当然，唐太宗也不是没有采取和亲的时候，即便面对吐蕃拥有相当不错的军事优势，但为了维护吐蕃的稳定和唐朝的统治，最终还是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
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松赞干布一门心思想要娶一个唐朝公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唐太宗在军事优势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依然采取和亲，实际上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当历史发展到唐朝时期时，北方的突厥在恢复元气的同时，也表现出不轨的异心。隋唐交错之际，由于无力顾及北方，东突厥因此摇身一变又成为中原王朝的敌人。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时候，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后刚刚继位，东突厥趁机南下入侵，当初迫于汉地未统，唐太宗还亲自跑到渭水和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隔水交谈，这就是“渭水之盟”的故事。
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资治通鉴》
然而仅仅三年以后，在大将李绩和李靖的攻打下，东突厥灭亡，颉利可汗被活捉送到长安。唐太宗想到结盟以后他并没有过分之举，因此没有杀他，突厥之患从此消失。突厥尽管灭亡了，但一个叫做薛延陀汗国的势力又强盛起来，不过和唐军短兵相接以后便败下阵来。
其后唐太宗攻打高句丽的时候，一度放话给薛延陀汗国首领薛延陀真珠可汗说：
尔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者，但当来也……其冬，太宗拔辽东诸城，破驻跸陈，而高丽莫离支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夷男气慑不敢动——《旧唐书》
高句丽曾经以厚礼拉拢薛延陀真珠可汗，但是后者由于惧怕唐军，不敢轻举妄动。在贞观二十年（646年）的时候，唐朝发动唐灭薛延陀之战将其灭亡。当年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导致国内怨声载道，给隋朝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关键并没有取得重大的胜利，三次东征空耗国力。
唐太宗时期，东征高句丽尽管也没有完成灭亡的目的，但却取得不错的胜利，收复了南北朝时代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此辽东指辽河以东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之间）。在吐蕃和唐朝之间还有一个政权叫吐谷浑，是由西北游牧民族鲜卑慕容部建立，控制着青海和甘肃地区，兴盛于南北朝时期。隋朝控制了其东边，但没有全境控制吐谷浑。
贞观十年（635年）年，唐军兵分两路，由李靖、李大亮、薛万均率兵出吐谷浑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兵出吐谷浑之左，在两路唐军的夹击下，吐谷浑臣服于唐朝，后来被吐蕃灭亡。高句丽是唐太宗最后征服的一个政权，东征高句丽（唐高宗时被灭亡）回来后，唐太宗完成了对周边民族的征服。
建立在强大军事能力之上的力量为唐太宗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资治通鉴》
比起隋文帝的“圣人可汗”来说，显然唐太宗所取得的成就要更大一些。另一方面来说，唐朝时期的民族政策也是十分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仅在唐朝政治上拥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官员，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长孙无忌就是鲜卑人，唐玄宗时期的李光弼、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仆固怀恩都是契丹、高句丽、鲜卑人出身。
而长安更是聚集着各类留学生、外国使者和商人多达三万多人，当时的长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都市，亚洲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李白在《少年行其二》中就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以说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相比较隋文帝的“圣人可汗”来说更具有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实质意义，是当之无愧的天下共主。
所以晚年的唐太宗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也十分自豪，说道：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唐太宗的成绩也是足以配得上千古一帝这样的称号的。大唐盛世不仅盛在它的经济和文化，其实还盛在那种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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