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介休，有一座祆神楼，乃是中国境内仅存的拜火教遗迹。虽然经历了清代的重修并被后世冬烘学究一再否定其中的“异教”色彩，但是这座八丈高的四层木结构楼阁依旧有着三重檐歇山顶、三面伸出抱厦诸如此类在传统大木营造不多见的样式；而且由华美的木雕和琉璃瓦装潢在细节上也大量的使用了鬣狗、大象、公牛、秃鹫——这些被祆教徒视为力量与永生象征的圣兽。
曾几何时，拜火教在中国的北方流行一时。无论是李太白和轻薄少年在长安西市“笑入胡姬酒肆中”，抑或是安禄山在幽州令“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整个大唐江山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祆教的存在。娱乐业、奢侈品、军工技术······只要是暴利行业，就一定会有祆教信徒的出现。
祆庙圣坛上的圣火熊熊燃起，秦楼楚馆内的恩客们在异域新声伴奏之下狂歌劲舞，藩镇幕府的军械师按照波斯的风格打造着锁子甲，粟特商人的账房里堆满了一摞摞的萨珊金币······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才是盛唐。
祆神楼的细节
但是，随着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安禄山于范阳掀起滔天战祸、吐蕃帝国在河西和大唐朝廷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回鹘汗国与中原王朝的恩恩怨怨······这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政治动荡，彼此之间却有着极其复杂的蝴蝶效应，而站在时代洪流前端的祆教信众也自然首当其冲：
先是上层社会开始逐渐地放弃了丝绸之路，转而开发扬州、广州这些海港，作为对外贸易口岸；之后被日益边缘化的祆教徒被视为“非我族类”，进而在会昌年间被逐出帝都长安，只好带着火种流落到了在法度执行较松的河东地区和唐廷鞭长莫及的华北。在这里扎下了根，勉强的传承着对阿胡拉·米兹达古老的信仰。
而这座祆神楼的建造的时间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此时祆教的信仰在中原已是残灯末庙。如果不是因为建造者是一位在当时炙手可热势绝伦的风云人物，这座硕果仅存的拜火教圣殿绝无兴建的机会；而这位建造者如果不是为后世所敬仰的英雄豪杰，那这座供奉着异教神明的大厦也不太有机会存在到今日。
修建这座祆神楼的人，是宋朝名相文彦博。他在庆历八年干净利落的平定了贝州兵变，并在凯旋之后斥资兴建了这座楼阁，以志纪念。文彦博为何要荣耀一尊来自异域神明？这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文彦博的内心暗中皈依了已经注定要“死去”的上帝；也许这仅仅一种没有什么理由的“约定俗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彦博应该不会知道，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会成为在后世中原大地上说过仅存的祆教圣殿。
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源自于宋仁宗时代的那场兵变——如同这座祆神楼预示着魏晋以来，直到残唐五代那种光怪陆离的文化从此一去不复返，贝州兵变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之势，彻底成为历史。
夜晚的祆神楼，犹如彼岸的圣火
唐家天下崩溃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而后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并最终结束了数十载战祸的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也就是历史上宋太祖、宋太宗，从今后国号大宋,建都汴梁,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然而，在当时，对于赵官家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如何保证大宋朝不会成为继梁、唐、晋、汉、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很幸运，凡是有阅历或是有见识的君王都不会盲目自信，而大宋朝最初的几代天子便是如此。
宋初的君臣大多很务实，很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在那时没有“虽远必诛”的必要，也没有“星辰大海”的臆想——有的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政治文明。
宋真宗一朝的"澶渊之盟"虽然被王若钦等人斥责为“城下之盟”，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今后宋辽边境“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而这一局面也持续了百年之久。
宋仁宗
从此，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大宋的边境有广信军、霸州、信安军等边境城市，辽国境内也有易州、涿州等曾经是中原州郡的城镇，这里生活着很多“汉人”。
虽然拜近世以降的左翼史观和《天龙八部》这些通俗文学所赐，在目前社会上一直有尊辽抑宋的倾向，甚至有人还说出辽国赋税比宋朝轻很多，所以辽人生活好于宋人的“高论”。但实际上却是，大部分辽人的生活水平和宋人相比，其差距无异于今日的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比如，在元祐四年（1089AD）曾出使辽国苏辙就在《二论北朝政事大略》中指明，和宋朝相比，辽国确实算得上一个“低税国家”：
“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
但是，要是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辽国是一片乐国乐土，那就大错特错。
辽国百姓最重的负担不是有定额的赋税劳役，而统治者种种“临时起意”的掠夺和已经制度化的贪腐：
“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
寻常的日子已是苦不堪言，而辽国君臣除了横征暴敛之外还以佞佛为借口从百姓身上榨取钱粮，以至于每逢天灾，生活在辽国境内的百姓就在死亡线上挣扎。于是背井离乡逃到宋朝境内讨生活就成了这些穷苦人的首选。
在这些“脱北者”中，曾有一个名叫王则的少年。
辽墓壁画中的汉人贵族
王则是一个穷孩子，出生在距离燕京不算远的涿州，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辽人”。在少年时代，王则因为饥荒逃被迫离了“祖国”，南下去了大宋。在临行前，母亲为他的背上刺了一个“福”字，希望在日后相见时能够有个记号，也希望他日后能够获得一份幸福。
王则入宋之后的经历倒也不算复杂，先是给人放羊，之后又到贝州投军，过上了当兵吃粮的日子。此后便交了好运，成了一名下级军官并结识了一干好友，如州吏张峦、卜吉等人。当时贝州距宋辽边界不远，算得上边关重镇，而自古以来，凡是边境地区，在文化上也都是远离主流社会之所在。无论是大宋境内盛行的儒门、道家，还是辽国境内气焰嚣张的佛教，对这里的底层社会都缺乏吸引力。因为这些宗教太强调自身的修行，而被侮辱与损害的庶民最渴求的则是彼岸的许诺。所以在当地流行一时的，是由古密特拉(Mithras)信仰、基督教异端和佛教融合之后的变种——弥勒教。
同样，密特拉的信仰也曾经在罗马帝国的北境军队中风靡一时
再加之军中的弟兄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都脱离了原先的族群和社团，所以就更需要一个“组织”，更需要一种归属感。所以就像罗马帝国的边防军大批皈依史前版的弥勒教——密特拉(Mithras)信仰的情况类似，在当时大宋朝华北的军营之中信奉弥勒教的人数比民间还要密集，而王则也随大流入了教。
很快，王则发现自己在教会中简直是如鱼得水。如果真的像后世所传说的那样，他英俊、魁梧，有一些武艺，性格豪放；因为是流民出身，虽然年纪不大但却饱尝世间冷暖，所以知道对什么人该义气，对什么人该狠——更重要的是王则将母亲刺在背上的福字称为天生的，所以他便是天选之子。而张峦、卜吉这些在底层社会被视为“官人”的州吏也在王则的影响下，皈依了弥勒教——当然，也有迹象表明，是这两个贝州本地的“头面人物”率先入教，之后再拉王则“入伙”。
总之，王则成了教徒心目中的英雄。
王则也逐渐发现，作为远方重镇的贝州与中原大不相同之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与以东京汴梁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区域相比，华北依旧有着残唐五代时期的和更古老的独立倾向。尤其是贝州，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夏王窦建德、等诸多英雄豪杰，在当地百姓心目中这些乱世英雄的传说早已化为史诗，遗址也被视为圣域，歌哭于斯的男女老少们世世代代崇拜着这些在历史上被视为叛乱分子、割据势力的“骄兵悍将”——甚至，藩镇时代的诸侯征战在民间曲艺中被衍生为刘秀或司马潜龙走国的传说；一些镇帅治下“法令齐一，赋均而轻”小康也被幻化为古老的黄金时代。这一切都让王则等人感到了一种潜藏的“机遇”。晚唐之际天雄军节度使史宪诚也是来自于异乡异国的流民，不照样登上了诸侯之位？这些人能做到的事，为什么王则不能？
而且，当时河北一带是边境地区，朝廷并没有什么投入，因此这里的经济也一直是不死不活。而在庆历时代开始不久，贫困的河北百姓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营造、供养北京大名府。寻常百姓的赋役加重自不必说，基层的公职人员也因此备受侵夺。后来在王则起事之后，北京留守贾昌朝就指出这次兵变的根源之一就是河北地区的贫困：
“衙前公人，亡家破产，市肆商贾，亏本失业者，不可胜计”。
加之河北一带驻军不同秦陇，那里不仅有着共同的敌人西夏，更重要的是，还有着类似杨家、折家这样自晚唐以来便守土安民的世袭将门。所以将帅与士卒之间往往有着深厚的羁绊，那里的士兵们不需要弥勒教的乌托邦。
而相反的是：河北一带虽与辽国临近，但是彼此之间偃旗息鼓已有多年，此处的驻军大多不习战斗，几乎没什么战斗经验；而除贝州之外，定州、大名府的士兵们也大多信奉弥勒教——如果振臂一呼，相信这些同道中人是会积极响应自己的。
更何况贝州固若金汤，军用物资堆积如山，足以成为一方强藩。在隋、唐、五代，乃至于今日的大宋，贝州都是为华北重镇。此处为水陆交通重要的枢纽。也是与辽国进行贸易的口岸，早在中唐时期，颜真卿在《行状》中指出了贝州的富厚：
“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储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库······甲杖藏于库内五十余万，编户七十万，见丁十余万”。
而华北地区西倚太行，南据黄河，北方虽然一马平川，但却是辽国的领土——若是占领贝州，并进而夺取附近的州郡，那这里几乎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割据之地。
连环画《三遂平妖传》，即使是有着“农民起义”的光环，王则依旧被描绘为好色之徒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AD），王则与张峦、卜吉决定先给附近州县的弥勒教徒们联系，约定于来年正月初一举兵起事，之后截断澶州浮梁，阻止宋军北上，从此割据黄河以北，建立独立的王权国家。后来有人认为是弥勒教徒行事高调，导致了计划泄露，于是举事的时间被迫改到当年冬至。但是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王则等人是欲擒故纵，先散布一个假消息，用这个方法将贝州的文武官僚打个措手不及。因为虽然后世佛门有以弥勒诞辰为正月初一的信仰，但是在最早的时候，弥勒还被称之为密特拉(Mithras)的时代，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祗，是在冬至节之后诞生于黑暗之中。
庆历七年冬至，以知州张得一为首的守土官在一早起便穿戴好公服，至城中天庆观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仪式，王则趁着城中大多数官员都聚集在一起，带领驻扎在城西宣毅军的同党和城内驻军发动了兵变，首先是张得一等人被俘虏，之后叛军有夺取了武库，占领了全城并对所有抵抗者格杀勿论：战斗中通判董元亨、节度判官李浩、清河县令齐开、清河主簿王湙等人殉国；兵马都监田斌、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缒城而逃，奔往南关并控制住城外的二十六营士兵。
因为南关的士兵在田京的控制之下没有响应兵变，所以王则只好派人前去诈降，企图“赚”开南关大营，但没有成功，这些前去诈降的叛军全部被送了人头。于是王则只好在加强防御工事，以防南关的官军反扑。而北京留守贾昌朝在得知贝州兵变后，一方面派兵镇压，另一方面火速上奏朝廷。而且由于朝廷反应及时，导致了除深州、齐州的禁军有所动作之外，其他地区的弥勒教徒都没有响应。这意味着王则等人从开始便只能守着贝州一座孤城。
兵变后第二天，王则便宣布建国号“安阳”，自称“东平郡王”；改元“得圣”，以庆历七年十二月为元年正月；设官开府，拜张峦为相，卜吉为枢密使；各城楼均改称为“州衙”，并任命部将为各“州”的知州、总管；尤其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是：飘扬在城头的旗帜，不再是藩镇诸侯那些绣有熊、鹗、虎、狼的六纛五方旗，而是写着“斗战胜佛”、“不动尊佛”诸如此类的佛号。至于王则改元不称帝，只是自称“郡王”，则表明了他或是贝州的叛军们只是想和残唐五代之际的前辈们一样，从帝国的桎梏中获取独立，而不是掀起一场改朝换代的大革命。
古城贝州遗址
而对于贝州城中的庶民百姓们来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新时代只是将他们由不美好的人世间打入恐怖的地狱。作为安阳国的最高领袖东平郡王下了教旨：将城中男丁凡年满十二岁至七十岁皆要编入军队，并沿袭当兵刺字打金印的传统，脸上刺着“义军破赵得胜”六个字。同时以五人为一保，实行连坐——一人跑路，余者处死。
对于远在东京的赵官家宋仁宗来说，贝州兵变给他感觉是充满了不祥。因为贝州自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火药桶，这座城市似乎在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不可理喻的叛逆气氛。一个世纪以前，还只是个无名小卒的五代猛将皇甫晖就是因为赌博不胜，于是在贝州发动兵变，从而颠覆了一代雄主唐庄宗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般的霸业。有宋一代初期，历代官家最为恐惧的，便是重蹈五代覆辙，故而每逢兵变，朝廷的反应便十分迅速，从不敢掉以轻心。但是，这一次兵变却来得太突然，太令人措手不及——叛军连谈条件的过程都没有，就直接的宣布独立建国，这在入宋之后的各种兵变中可以说是第一次。
朝廷当即遣资州刺史王凯为帅，在八天之内集结了十万精兵围住贝州，并展开了攻势。官军先以与城墙一样高的云车强行攻城，但被城内的叛军打得大败而归；之后朝廷又以权开封知府明镐为安抚使，前往贝州前线主持平叛。
明镐到前线后不久，便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些不愿意被王则裹挟的贝州百姓和城外官军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帮助官军翻墙入城。明安抚一听大喜，觉得自己运气实在是很好，于是就匆忙应承下来，即刻派精兵前去翻墙。但是，诚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第一批登上城的官军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想独吞这份功劳，于是就擅自砍断了翻墙用的绳索，并很高调地放火烧了望楼·，引起了城内守军的注意······
登上城的官军只有区区数百人，但是城内守军有数万，这些立功心切的“急先锋”算是给城里送了人头。不过王则这边也是出了不少自坏长城的昏招，比如庆历八年（1048AD）正月十四日打算出城挟持路过此地的辽国使臣。王则这么做的动机很好理解，他本身就是辽国的“脱北者”，而弥勒教又是某种意义上的佛教，所以不排除是王则有投靠辽国的意图。而因为在行事之前过于高调，以至于在城外的官军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王则准备排除敢死队，从西门出发，前往劫持辽国使臣······结果不言而喻，这几百名敢死队员都给官军逮了个正着。
此后的内容就司空见惯：一方绞尽脑汁攻城，另一方则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守城。
以云车攻城，是标准的中世纪战术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正月，经过廷议之后，时任参知政事的儒臣文彦博被任命为新帅，并授予“便宜从事”的特权，在临行前，宋仁宗对他说：
“卿，朕之裴度也” 。
宋仁宗的这句话，多少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首先，在这位四帝官家眼中，王则发动的这场兵变，仍旧是类似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由蔡州叛将吴元济掀起的淮西之乱；其次，坚持以儒臣为帅，则是一种政治上的原则，也就是要时刻记住，时代变了，那个“兵强马壮为天子”的修罗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清平乐》中的文彦博
文彦博灌水取球的传说，和乔治华盛顿砍倒樱桃树一样，曾是个家喻户晓的儿童故事
文彦博书法
文彦博于正月十六日到达贝州，之后以掘地道的办法，派精兵潜入城中，随即“杀守郫者，垂絙引官军”。发觉贝州被攻破，王则仓皇迎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被俘，其同党也陆续战死或被活捉。
独立的安阳国仅存在了两个月便被灭亡。
很快，王则等人被押解至京师，旋即处于极刑。
王则之乱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所波及地区也只仅限于贝州一地，比之于代人之前割据蜀中数载的李顺之乱，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时间上都无法相提并论——尤其是宋军平定蜀中之后，李顺却成功逃出生天，隐于民间；而王则在闹市之中粉身碎骨，身名俱裂，二者的下场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王则对后世的影响力却比李顺要大的多。
更令当事人，无论是宋仁宗、王则，或是文彦博所想不到的是，这起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独立运动在后世成了诸多通俗文学的富矿，王则不仅被说成武则天转世，而且还为他配了一个叫做胡永儿的妖女作为其生活和事业上的同梦之人。这些话本、曲艺被总结成各种版本的《平妖传》，以玄幻的方式将那场犹如烟花般短暂且轰烈往事永远的流传在市井之间。从这一点来说，王则其实并没有失败。这部小说开创了明朝白话小说的先河，那就是人物的是非善恶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书中，王则曾以英雄的形象登场，但是到了最后却沦为了恐怖的妖怪。
百年后，祆教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弥勒教却在宋朝天下只剩得残山剩水之后，于江南地区重生，从此更多的被称之为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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