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潇湘客下
图：网络整理
许多爱国人士在眼看着祖国一步一个脚印“超英赶美”时，难免要对充满遗憾的一段历史作出一番感慨：要是当年满清不是那么愚昧无知，但凡对西方科技有那么一点了解，那么中国也就不至于在一百年后，还需花费那么大精力追赶强国的步伐了。
紧接着，人们会痛心疾首，把矛头指向带头海禁的康熙。
可是，康熙当真如人们所说的那般愚昧，对西方科学一无所知吗？
历史往往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一般刻板、生硬和绝对。
相反，爱新觉罗·玄烨本人就非常熟悉西方科学，而且多次在大臣面前显摆卖弄，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满清“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了。
01 刻苦学习、研究西方科学，并发表了关于三角形的论文
被公认为是明君圣主的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16岁擒拿鳌拜，在位时间长达61年。在这61年的时间里头，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定蒙古准格尔，册封西藏班禅。在发展经济方面，他也有效遏制了贵族的圈地行为，缓解了土地兼并现象，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可以说，古代成功帝王的文功武略，他几乎样样都占齐全了。
对待西方科学，康熙虽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彼得大帝那般较真，但多少还是下功夫去了解了的。
在文化学习方面，作为皇帝的康熙，自然是以传统的儒学为主，注重帝王之术。但是除此之外，历史给了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机遇。
从明朝末年开始，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开始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于是也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农艺、工程等先进技术。在传播西学方面，明朝末年，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已经在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很多文人、士大夫都有幸目睹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到了清朝，康熙自然不会少接触这些，因为自利玛窦之后，西方传教士已经发现，通过获取皇帝的信任，再开展传教活动，这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方面，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就是杰出的代表。
1660年，南怀仁从陕西调往北京，帮助任职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后来，康熙在擒杀鳌拜后，开始向南怀仁学习天文、数学、几何等知识，每天学习时间不少于2小时，这样的学习方式坚持了两年，直到康熙御驾亲征，离开京城才中断。
据南怀仁所著《欧洲天文学》一书记载，康熙非常勤奋好学，尤其对数学感兴趣，在向南怀仁学习期间，他每天除了完成传统的四书五经的学习，其余时间都分给了数学。
熟悉了数学这一科学工具，康熙开始自己推演天象，而且还能指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关于天文方面的错误之处。
有一次康熙下江南，当地官员为了讨好康熙，就向他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谁知道康熙回应，老人星在南天，到了江南，自然就能够观察到，与天下太平不太平并不相干。此语一出，在场的官员非常惶恐，同时又对康熙的天文学知识佩服至极。
康熙对三角形知识理论推崇备至，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査慎行曾在他的《陪猎笔记》中记载，1703年，他和汪灏、钱名世等人随同康熙出塞，往返有3个月的时间，康熙少不了要卖弄自己的科学知识。
査慎行记载：“午刻传旨，（康熙）令各举所知。臣等回奏云，不敢妄举。少顷发下《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篇，阅毕仍缴上……（康熙说）昨日《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末后复补一段，赐臣等共阅。”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愿望呢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写出了康熙对传统勾股术和西方数学的看法，从中也可以看出康熙对历法非常重视，认为历法需“根基于算术”。
这不像是一个完全不懂西方科学的皇帝的论调。
我们知道，在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对汽车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很有意见。而康熙就不同了，就算是外出巡游，都要和传教士住同一顶帐篷，和他们同席吃饭，为的是能够多学一些西方科学。
康熙40岁那年得过疟疾，服中药不能痊愈，结果用了西药金鸡纳霜，很快就好了。于是他随即命令传教士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而且在宫中设立实验室，亲自督导试制药物。
有一次，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也得了疟疾，中药治不好，于是就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回复道：“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这朱批乍一看看上去，好像是专职医生的嘱托，由此可见康熙对于西药的研究并不陌生。
康熙之所以重用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制造出先进的火器。
康熙年间，由于全国发生多起叛乱事件，在人数上不占优的满清，迫切需要先进的武器来帮助平叛。据记载，康熙十四年至康熙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制造各类火炮达905门，而且这些火炮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质量、性能方面，都达到了清朝火炮发展的最高峰。
虽然西方传教士不想制造杀人的武器，但是迫于皇帝的压力，也只好勉为其难了。据记载，南怀仁帮助皇帝制造大炮至少有566门。1674-1676年，南怀仁制造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1681年，他又为清朝制造神威将军炮240门，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
最后，南怀仁因为造炮有功，官至工部右侍郎。
南怀仁制造火炮，也应用到了很多西方科学知识，他曾在《神威图说》中提出以“准绳之法”来提高射击精度，并在《形性之理推》一书中，推出“炮弹远度比例表”、“炮弹高度表”、“推重物道远近高低之仪”、“炮弹起止所行顷刻秒微之表”以及“三率法”计算公式等。
康熙作为南怀仁的学生，自然对这些知识有所耳闻。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命人于畅春园之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简大臣官员精于数学者司其事，特命皇子、亲王董之，选八旗世家子弟学习算法”。
虽然算学馆的招生对象仅仅是八旗世家子弟，但从侧面也看出了康熙对数学的重视。况且，梦养斋算学馆也出过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那就是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明安图因为才华出众，成为了得宠的官学生，还曾跟随康熙在皇宫内听西方传教士讲授测量、天文、数学知识。经过了三十年的研究，明按图写出了数学名著《割口密率捷法》。
设立算学馆，这是康熙开的好头。到了乾隆时期，朝廷另于钦天监附近地方，专立算学一所，额设学生满洲、汉人各十二人， 蒙古、汉军各六人，共三十六人。也就是说，这些有别于传统的儒家知识的科学，汉人也可以接触到了（当然数量非常有限）。
02 为什么康熙没有广泛推广西方科学？
虽然康熙对西方科学非常感兴趣，但是没能广泛推广科学，而他的子孙后代更是逐渐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身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康熙为什么不让科学广泛应用于民间，让国家生产力发展起来呢？
在康熙继位初期，由于郑成功占据台湾，于是清朝实行了海禁政策，沿海30里的居民必须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否则杀无赦。这样一来，中国东南沿海的滨海地区，就成为了无人区。
康熙无非是想阻止大陆居民和郑成功串通造反。但这么一来，中国民间和外国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了。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远远超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过1683年收复台湾后，康熙便下令停止海禁，并开设了粤、闽、江、浙四大海关。
但好景不长，到了1717年，康熙又怀疑南洋地区成为了汉夷勾结、反清复明的窝藏地点，于是再度颁布“禁海令”，只允许商船前往东洋贸易，南洋吕宋等地都不许前往。
康熙屡次禁海，都是本着同一个目的：稳固满清的统治。清王朝作为一个异族政权，要统治一个在数量上远超自己的民族，康熙想到的唯有“窒塞民智”（梁启超语）这条路。为了防汉制汉，康熙不仅仅是实行海禁，还千方百计遏制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堵塞西方科学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
据传教士张诚的日记记载，康熙禁止西方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在康熙看来，如果汉人学会了西方科学，学会制造先进的火炮，那以汉人压倒性的数量，吴三桂可能就造反成功了，反清复明的计划也就可能达成了。
正是因为这样，梦养斋算学馆的招生对象只有八旗子弟，没有汉人什么事。相对于一个亿以上的人口，满族人占比是非常低的。再者，参与科学知识学习的满族人，大多是纨绔子弟，不事生产，所以科学根本无法推广到民间去。
没有流传于民间的科学，是无法促进生产力的。
康熙学习科学，兴趣爱好自然占最大的成分，但这当中还包括他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说，康熙学习科学，是用来打击汉族官员的。面对满汉政治、文化产生冲突的局面，作为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满族代表，康熙只有通过学习汉人不太懂的西学，以突显君主的才能，提高满人在汉人心中的地位。
有一次，康熙问大臣李光地：“识得老人星否？”李光地无言以对。于是康熙非常得意，就跟李光地说：“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可以看见。到了你家闽广，连南极星都可以看见。”一头雾水的李光地，随后就被贬官了。
其实，在闽广地区，是看不到南极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虽然涉略甚广，但却未必对这些知识的实际应用有深入的研究。据为康熙刻制过中国地图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回忆，康熙自负精通音律和数学，实际上他对音乐是“一无所知”，而且在数学方面也只是略懂皮毛。1712年，传教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呈上去给康熙看，里面有关于符号代数的介绍。康熙看不懂，就说这种提法很可笑，并下令不准传播推广。康熙晚年主编的《数理精蕴》，他将此书视作当时（1713-1722）的数学百科全书。然而，西方的微积分在1665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而这本书却对此只字不提。
此外，在对俄战争期间，清军缴获了俄国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结果康熙只留下两支自己把玩，其余的全部销毁了。也许是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么一个玩意儿，再配合好的战术，会在威慑力、机动性方面比火炮还强。
1692年，康熙还精心上演过一场“科学秀”。他召集大臣，在寒冷的天气中给他们讲解科学。康熙侃侃而谈，从音乐到数学，再从数学到天文地理，直到把在场的大臣都侃晕了为止。他还当着大臣的面亲自演示测量日影，运用三角形知识，做到了准确无误。在场的官员看了，都叹服不已，而康熙也通过此来“立威”，体现自己无所不知的优越性。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向李光地索取当地的历算书籍来看。于是李光地进呈了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康熙对汉人的评价是“于算法一字不知”，看了梅文鼎的大作，也只是评价“无疵谬误，但算法未备。”这让李光地备受打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在山东亲自召见了梅文鼎，和他讨论历象算法。经过这些年，梅文鼎确实很卖力去研究，得到了康熙的赞许：“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
梅文鼎受宠若惊，写了一首感恩诗来称赞康熙：“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灿。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
梅文鼎把康熙比作尧舜，而康熙在汉人官员中立威的目的也顺利达成。
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虽然西方科学在认知层面比中国丰富，但是大多数也仅仅是停留在“认知”层面，应用到实践层面，他们跟中国传统儒学一样，也会手足无措。
在当时，西方科学更多停留在理论的层次，还没有体现绝对的碾压性优势。
在17-18世纪，远赴重洋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关于医学方面，大多数人其实也只是半路出家而已。为了顺利传教，必须有悬壶济世的技能，所以在传教之前，西方的传教士会对医学知识进行恶补。有的人学的是耶稣会带来的医书，有的人甚至学习的是中国的本草知识（参考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有一本出版于1683年的书籍，封面画的是欧洲人在研究科学，用望远镜观测天文，用烧瓶来研究化学。乍一看，这样的配置在当时算是高大上了，绝对算得上是现代科学的先驱。可是事实上， 他们探索的不是天文，不是化学，而是医学。他们认为，观测天上的星星，可以预测疾病。当时的西方科学大概就处于这样的水平，用“形神之间”来描述非常恰当。
所以说，在面对连中医也束手无策的疾病时，当时的西医虽然可能知道病源，但也没有办法治愈。
况且，在康熙的年代，传过来的不仅仅是西方科学，还有藏传佛教的一些知识，里面也有很系统、全面的医学知识。如西藏的《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已经将人体的静脉血络画得很准确了。
西藏人体脉络图（左）和同时代的西方人体解剖图（右）
所以，对于康熙来说，西方传教士向他传递的西学，不过是外邦人士介绍的多元性文化当中的一种而已。西方人会造火炮，会天文、数学，而西藏喇嘛也可以超度亡灵，也有系统的世界观。
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能力、没有意识要去创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范式），用以辨别新出现的命题的真伪。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称这种情况为前范式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只能将学到的西方科学知识视作是自己已有的、多元知识当中的新成员，它很难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全面性的冲击。
直到后来，西方科学知识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对现实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那时候，酷爱科学的康熙已经不在世上，而他的子孙后代再也没有人如他一般热爱西学了。
就算知道西方已经日新月异，清朝的异族统治者，也不会将先进的武器、生产技术应用于以汉人居多的民间，这才是真正矛盾所在。在满族人看来，只有愚民政策，才能不断稳固岌岌可危的统治。
那么，熟悉西方科学的康熙，却没有推广科学，算是自私自利吗？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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