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一姓专制社会。自“禹”传位“启”之后，我国就开始了数千年的“家天下”传统：子承父业，兄终弟及。只有皇帝的子嗣才能称得上“正统”。无独有偶，在距离我们数千万里之遥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这样的制度，只不过他们是“养子继承制度”。
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的屋大维率先开启了这种制度，发展到安东尼王朝时，已经成为了制度。虽然屋大维将“皇位”传给了提比略，然而提比略和他却并无血缘关系——是皇后和前夫生的孩子。而屋大维为了扶持提比略上位，步步为营、殚精竭虑、这一切当然大有原因，需要细细道来。
要想理解古罗马的皇位，为什么不能“理所应当”的传给后代之前，首先需要区分一个概念：屋大维时期的罗马是共和制的，不是专制的。包括屋大维本人也是“第一公民”“元首”并非“国王”。所以，屋大维要想把位置传给他理想的人的这种行为，就带有了“专制色彩”，和“共和”制度是相悖的。
其次，彼时的罗马共和国是由三个主要权力机构共同管理国家：长老院、人民大会、执政官。执政官拥有王权的大部分权力，长老院则拥有行政监督权，人民大会负责选举执政官。屋大维在长期的内战之后，靠着军队战胜了政敌安东尼，成为罗马共和国最有话语权的人。
拥有军队，就相当于拥有权力，这在古代社会也是通用的。屋大维在人民和军队中都拥有绝对的权威，顺利当上执政官。当选之后，他创立了“元首制”，他以“第一公民”的身份管理国家。至此不难看出，这时的罗马共和国，不过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专制国家，屋大维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元首制”还规定：元首的产生必须要经过长老院的同意。理论上，元首的权力是要受长老院的制约的。随后，屋大维就对“长老院”下手了：将原本的1000多人锐减到600人，并规定只有出身贵族，拥有100万赛思退思财产的人才能担任长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老院完全是处于屋大维的统治之下的，制约“皇权”，无从谈起。有趣的是，屋大维还陪着长老们演了一场戏：他曾向长老院递出“辞职申请”，表示自己德不配位，不能担任元首，请求长老院另外派人担任。长老们自然诚惶诚恐的拒绝了，还送给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即尊贵的、神圣的意思。这也是英语中8月的由来。
屋大维之所以还保留“长老院”这个行使，是因为在经过数百年的专政侵害下，罗马人对“国王”“君主”等人深恶痛绝。“共和”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深入人心。屋大维就算在强大，也不敢触这个“逆鳞”。
还有一种观念需要分清：难道屋大维没有子嗣吗？需要靠养子来继承“皇位”？是的，屋大维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另外，他也没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古罗马社会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因此即使是“君王”也不能完全保证后代出现子嗣。
而且和我们的传统观念不一样，古罗马人的“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并没有我们这么重。相反地，他们甚至会嫌婚姻麻烦，而不想结婚，或者不愿意生孩子。所以，罗马人收养男孩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罗马人眼里，收养的孩子和自己亲生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完全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继承权！
屋大维大权在握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私心，想把“皇位”传给自己家族的人。可惜的是，他先后确立的侄子、外甥、外孙之类的亲戚，都相继死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外孙阿格里帕和提比略，但是阿格里帕在人民口中的评价非常不好。于是，屋大维就把提比略收为养子，并把“皇位”传给了他。
前文也说过，屋大维时期，古罗马是个共和国。就算屋大维的权力完全倾轧了长老院，但“传位给自己的养子”，这样极具专政色彩的行为，是怎么得到人民的认可的呢？单单凭着屋大维至高无上的威信，还是做不到的吧。
其实这个问题说来也简单。“民主”和“专制”的主要区别在于什么？在于公民是否拥有选择权。专制之下的公民是没有选择权的，反之“共和制度”下的公民是可以选择国家元首的。以屋大维的传位为例，屋大维在挑选“皇位”继承人之时，就给了公民两种选择：品行不端的阿格里帕和虽然平庸，但没有履历干净的提比略。
随后，屋大维也尊重了公民的意愿选择了提比略。在这个过程中，公民行使了他们的选举权，参与了国家政治格局的建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只不过选择的范围有点小而已。
伽尔巴说：“过继时就能选拔最好的人物了，因为生在帝王家只不过是一种机遇，人们对这一点不会给予更大的重视，但是在过继的情况下，人们却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人人都希望进行选择的话，大家的一致同意会指出谁会当继承人的。”
屋大维在扶持提比略登上“皇位”之后，就把军队解散了，把职业军人派去戍守边疆。因为他自己就是凭着军队夺得大权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军队对于皇位的威胁。屋大维仅在都城内，留下了近卫军。他没有想到的是，近卫军就是他埋下的，威胁整个帝国的祸根。
近卫军就是屋大维的保镖部队，因为要负责自己的安全。屋大维给近卫军开出的福利特别高：不仅工资是普通军人的两倍，还被允许带着武器出入宫殿。而且近卫军根本不用外出打仗，只需要留在都城保护元首的安全就可以了。
一系列的特权滋养了近卫军嚣张跋扈的脾气，在屋大维死后，近卫军的将领多为贵族担任。他们在罗马城内肆意妄为。后来，提比略引起了近卫军的不满，军队哗变，杀了提比略（一说提比略为病死，但近卫军掌权是真的），拥戴卡里古拉登上皇位。
在屋大维时期，皇养子继承制度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屋大维操控着军队和长老院。在他死后，对军队的约束烟消云散，恣意妄为的军人们在罗马城内为非作歹，屡屡发动政变，整个罗马帝国变成了军权的角斗场。
皇位养子继承制度的积极一面在于，它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人为因素，在长老院的推举下，尽可能的选择鲜明的君主。比如同样是养子上位的“五贤王”，就带着罗马走向了辉煌。在这个时代，政局平稳，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罗马宫廷里迎来了长达75年的稳定期。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理想的情况下，即罗马皇帝牢牢掌控着军队。一旦军队脱离了掌控，一场席卷罗马的浩劫很快袭来。因为元首制具有普遍性——只要得到长老院的认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推举为元首。于是，无数握有军权的罗马政治家们，开始了对皇位的争执。
比较典型的就是“四帝之年”，即一年之中就涌现了四位皇帝。期间，罗马的政局的动荡程度，可想而知。这时候，依靠选举、血统、推荐等皇位传承的依据已经全部作废。军人掌管这个国家的权柄，最为动乱的一年里，50年内就有26个军人篡位。史称“三十僭主”。
“随着叛乱事件的增加，军队力量不断增强从而威胁到皇帝的施政”；“皇帝不拥有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就算是被军队拥立的皇帝，都会被军队杀死，皇帝成为了军队的牺牲品”；“军队成为皇位的主导者，他们任意地操纵皇位，甚至公开拍卖”。
受到军队干政的荼毒，罗马长期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手工业、商业、农业全都出现崩溃迹象，罗马经济大萧条，随之带来人口锐减和城邦衰落。这时，一直在旁虎视眈眈的波斯王朝，趁虚而入，罗马大厦，岌岌可危。
孟德斯鸠曾对该时期的罗马给予这样的评价：“滥用军事统治权的行为，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出卖了帝国的士兵杀死了皇帝，以便获取新的报酬”。
就笔者看来，罗马帝国混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固定、严格的皇位继承制度。这给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权力是滋养贪婪的温床，如果不对权力施与严格的制约，那么失去了，就是整个国家了。
参考文献：
《古罗马社会经济史》
《奥斯古都》
《罗马十二帝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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