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的传承——大爱金孝提倡广读国学经典《孝经》

中国历代重孝

中国重孝，伴随着整个文明进程。上至传说中的尧舜，下至明清，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乎每个朝代都重孝。上至国君，下至臣民，概莫能外。这种重孝传统代代相传，代代相统，相沿成俗，形成中国特有的重孝文化传统。

历代统治者，为了推行孝道，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包括发诏令、奖孝行，国君做榜样，正史为孝子立传，法律保证等。《孝经》产生后，把它尊为经典，立有博士官。国君为《孝经》作注，颁发全国，人人必读。宗教不得冒犯，文学不断颂扬孝，百姓拥护。这是鉴于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人人都是父母所生，人人都有老的时候。

传说中的虞舜，是位大孝子。以他的爱心，真诚地感动了刁钻而又自私的父母兄弟，受到了四方诸侯的推荐，继尧而为帝。后来舜颁发“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要求父母兄弟各有义务，各尽其职，相亲相爱，和睦家庭。禹、汤等君王继承了这个传统，周文王更是以仁孝著称。西周建立之后，周公旦告诫殷民，要孝养父母，并嘱咐到殷地做官的康叔，对那些“不孝、不友”者，要用刑法严惩不贷。

从汉代开始，《孝经》成为官方规定的必读之书。一部只有一千八百余字、文句浅显的《孝经》，注释、解说的书，从汉代至清代，多达数百家。上自帝王将相、鸿学大儒、贤贵显达，下至隐逸屠钓、道士佛陀、村学野夫，都必读此书。朝廷中，君臣讨论国策，或制定方略，训诂家注释文化典籍，史学家撰写正史、野史，文学家塑造人物，都引为准的。从汉代至五四运动前，《孝经》的传播与普及，远在其他儒家经典之上。他们基于这种逻辑:孝无一日而可忘，《孝经》岂容一日或忘。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更是进一步加固了孝道，大臣忠于君主，儿子孝顺双亲；提出以“德”、“孝”、“礼”治国，首次对孝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进一步形成了具有深厚理论基础，成体系的孝道文化，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

孝文化从来不是一家一姓之事。北齐刘昼在《刘子·思顺》中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顺者福之门，逆者祸之府”。唐代张孤在《素履子·履信》中说：“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清代张伯行在《学规类编》中说道：“凡学以德行为先，才次之”。近现代革命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因为革命先辈们把对父母、对家庭的小孝小爱升华成了对家国的大孝大爱，才换来中华民族的崛起，祖国的繁荣昌盛。

大爱金孝重新推广经典国学《孝经》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几千年来，孝道文化早已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修身养性、融合家庭、报国敬业、凝聚社会、塑造文化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多元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被严重地忽视和边缘化。社会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盛行，后辈尤其新生代的传统文化意识越来越淡薄，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敬畏之感，对父母缺乏孝敬之心，对他人缺乏包容之怀，对社会缺乏责任之义。传统孝道文化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因此，大爱金孝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推行广读经典国学《孝经》，一是有利于个人修身养性，树立良好的价值观，打造和睦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改善社会风气，掀起社会行孝好风尚。二是《孝经》文字较为浅显，易于普及。凡是有人生存的地方，都存在父子关系，利用这种天然的关系教化民众，易于施行，也乐于为人所接受。

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能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心中有爱有敬畏，懂得感恩，品行便会端正，在社会上就能守秩序；也就一定不会违法乱纪，那么社会也会变得和谐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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