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自刘邦即皇帝位至公元前133年，长达69的修整之后。大汉最强盛的时代到来，汉武帝刘彻即位，为打击地方势力，在推行推恩令 、左官律、附益法之后，加之其父景帝平七国之乱，武帝时期基本已无藩国威胁，同时设中朝，推行察举制、征召制，并选用博士弟子为官，彻底解决政治方面内忧，同时改革币制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采纳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行盐铁官和均输平准法增加中央收入并防止，颁布算缗、告缗令限制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从经济上解决内忧并丰富国库，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三纲五常完成了精神层面的统一。彻底从三个最主要方面解决内忧，终于开始他最终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北击匈奴，解决边患。

  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大月氏，进行大胆的“凿空”战术，张骞一行不幸被匈奴拘禁，行动暂时搁置。

  公元前133年，匈奴入侵，武帝诱敌反击，揭开西汉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序幕。

  公元前127年，匈奴南侵，卫青、李息出征，收复河南地区，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

  公元前121年，匈奴扰边，霍去病率军反击，大获全胜，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降汉，安置在“五属国”（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同时设立“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打通通往西域道路。

  公元前120年，匈奴再次南侵，次年，卫青、霍去病率军西征，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武帝时期，改变以往的姑息政策，抗击匈奴，卫青马踏匈奴，霍去病封狼居胥，致使匈奴不断向西溃退，途经西亚进入欧洲，最终导致民族大迁徙，成为压倒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连接西域，将广大的地区纳入中央控制，同时将大汉最雄伟强大的一面展示给世界。但是，我更愿意将这一场弘扬大汉国威的战争称为一场惨胜。

  除了歌颂后世歌颂这一时代将星和所有勇武将士的诗歌，我更喜欢一首民间乐府《战城南》：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

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不管什么时代，人民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满街的农夫织女贩夫走卒，他们才是真正支持着国家运作的重要阶层。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却多半穷苦无助，什么都不曾拥有，甚至活下去都是奢望。辛苦劳作的他们是权力的最底层，而将他们区分开的，恰恰是与劳作无关，与生俱来的血统，或是家族的财产。所有他们往往能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武帝北征，特别是统治后期的远征，往往挥霍无度，造成极大社会危害。以下是武帝前期与后期的各种情况对比：

一、人口

人口往往是衡量一个王朝一个国家实力的依据，特别是古代，人口代表税收、徭役以及兵源，许多盛世都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而乱世是雪崩式的减少。武帝前期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记载的人口约有3600万，比起汉初的1300万，甚至翻了三倍，可是武帝后期史书载“户口减半”，即大概减少到了1800万左右，人口骤减导致了赋税减少、社会动荡等众多社会问题。

人口减少原因：①：战争死伤，《战城南》中首句便提到“城南城北都有战事，有许多人战死在野外，尸体不埋葬乌鸦来啄食。”，匈奴战斗力一直都是压制中原军队的，从鬼方开始，到匈奴，始终是强大的边患来源，犬戎攻破镐京，灭亡东周，促使平王动迁；战国三边之患，促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三国——秦赵燕修筑长城；甚至高祖七年，经历灭秦、楚汉战争的32万汉军被围困在白登，高祖差点战死，虽然有高祖轻敌冒进的原因，但是也足以体现匈奴战斗力的强悍。那经历六十多年和平的姑息时期的汉军战斗力甚至不及汉初，纵有冠军侯等将星万夫莫敌，也会有巨大的死伤。《战城南》中第三句也写到了“战死在野外没人会为我们埋葬，这些尸体哪能从你们口中逃掉呢？”死伤遍地的情况。

②：流民，由于高额的赋税或者土地荒废无法耕种等其他种种原因，农民变卖土地，成为流民，“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大量流民成为治安的巨大威胁，同时也是重要劳动人口的逃逸，也就导致税收的又一巨大打击，同时被变卖的土地往往被大地主、大商人兼并，这为困扰两汉并最终导致其灭亡的豪强并起埋下祸根，也让地方势力再次抬头。

二、农民起义

很多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民众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耐受性最强的。这虽然有法家愚民思想的愚昧，儒家纲常名教的束缚，但也是中华民族朴实、善良、坚韧不拔的体现，所以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一次人民的伟大奋斗，也是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但是在经历几十年的平静汉初过后，在这个最宏伟的汉武时代，农民起义了，而且还是全国各地，光是在三辅地区，这一离京师最近的地区在武帝时期就有大大小小23次叛乱，最严重的时候叛军甚至直逼洛阳，能让朴实的百姓拿着锄头、镰刀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拼命，说明他们真的要被逼死了。是沉重苛杂的赋税，十室九空的可怕战争，还有麻木不仁的酷吏逼迫老实、忠诚的百姓，目露凶光不顾生死的反抗平时不敢直视的“官老爷”还有那想一想忍不住想要跪下磕头的天子陛下。《战城南》中的后四句都表明了人民的不满“在桥梁上筑直了营垒工事，那南北两岸的人民将如何交往？无人收获庄稼你们吃什么？就是想成为忠臣保卫国家都无法实现啊！怀念那些忠诚卫国的好战士，那些忠良将士实在令人怀念：天刚亮他们就忙着出去打仗，可是到晚上却未能一同回来。”

三、国家财政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常常面临财政赤字问题，但是这显然困扰不到汉武大帝，至少武帝初期不行，史料记载武帝前往常平仓视察账务时，发现铜钱堆积如山，下面的铜串甚至被压弯，无法正常使用，麦粒拥簇，潮湿的环境下甚至成片发芽，这是很多朝代望成莫及的状况。但是，武帝后期，财政巨大亏空，不断提高税赋也无异于是，甚至最严重时无法维持皇室正常开销，只有以皇帝名义向商人借贷。开销巨大一方面是巨大的军费开支，北征的粮饷绝不是一笔小钱，在战争较少的前128年，一年的军费开支都是大汉三年的赋税量。另一方面是赋税的急速减少，让本就急速减少的国库雪上加霜。

四、酷吏政治

  酷吏政治的源头应该是与民争利的周厉王，为压制舆论而派人“监谤”，最后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国人暴动”，随后有名的酷吏政治还有很多，包括秦朝、武周还有汉武帝时期，都是酷吏政治的高峰，酷吏往往都是些搞事boy，喜欢污蔑无辜、无事找事、制造祸端，但这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像这样，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物，但这背后其实都是皇帝的授意，因为如果他们不搞事，皇帝陛下就要搞他们，所以他们只有不断搞事，最终越搞越大，最后把自己搞死。所以酷吏往往最后都是落得凄惨的下场，比如武周时期的周兴和编撰了《罗织经》的来俊臣等。武帝时代的酷吏是江充，最终他搞出了“巫蛊之祸”这个大事件，导致武帝与太子刘据父子隔阂，最终太子被迫伏诛，多人收到牵连，最后江充也被诛灭全族。这种酷吏政治往往出现在高压的政治环境，出现往往代表着巨大祸患的出现，极易激化社会矛盾。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现象，在这些暗流涌动之下，西汉就此崩解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武帝不愧是一代明君，前89年，武帝拒绝桑弘羊在轮台屯田建议，下《轮台罪己诏》这一圣人之所悔，“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下令“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自此，武帝不再出兵。后来，又把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武帝病逝后，昭宣二帝继续努力，是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最终达成“昭宣中兴”，延续了大汉的生命。

（本文章皆属个人评价，内容记载包括正野史史料，若有错误，请指正，不喜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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