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问责与国家兴亡

《账簿与权力》（The Reckoning），Basic Books 2014年出版，中信出版社2020年中文版。

作者雅各布·索尔（Jacob Soll），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历史和会计教授，这个教职设在历史系。索尔教授曾经获得过麦克阿瑟奖，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

Reckoning是算账的意思，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财务问责与国家兴亡。意思是会计记录和审核影响国家命运，中文版书名回避了这层意思，而偏向财务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300多页的篇幅中介绍会计记账技术、国家财政问责和企业审计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作者的方案是提要式叙事，从雅典的腐败到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账簿一带而过，将重点放在是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特别是后三个国家从18世纪开始的复式记账与公共账簿进步的历史过程。

作者认为，技术、透明与问责是公共账簿管理的目标，但政治需要经常妨碍、甚至颠覆这一目标。例如，英法两国在18世纪的竞争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英国由于建立了财政问责制度而降低了政府的借债成本，在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政府债务的利率甚至可以低至3%。而法国在路易十四之后放弃了柯尔贝尔建立的记账制度和财政约束，实际上已经陷入破产。政府无力偿付债务，完全失去了信用。

1871年，法国财经大臣内克尔出版了《上国王书》。本来是用来回击政敌和自我表扬的，但由于里面披露了王室挥霍和穷兵黩武给国民在财务上带来的巨大负担，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图书，销量高达10万册。

《上国王书》的出版宣判了路易十六的结局，推动国民大会立法制定世界上最早的财务问责制度。索尔指出，英文中的问责一词实际上是从法语来的。之后英国、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都学习法国的做法，开始编制和公布详细的国家预算以及结算报告。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有关威治伍德瓷器公司的历史记录。这家瓷器公司以历史上为王室定制的“皇后瓷”而知名，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也是它的顾客。老板约书亚·威治伍德发现，瓷器工厂的费用预测总是和实际发生的数字对不上，他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促成了成本会计的发展，而成本会计和成本核算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管理技术之一。

威治伍德的一项重要发现是雇佣按件计价的童工可以大幅度降低劳工成本，这也许可以解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大规模使用童工的现象。经过成本会计的分析，威治伍德得以系统地降低工厂的成本，在经济危机时期仍然能够保持盈利并不断抢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威治伍德家族人才鼎盛，他的外孙、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在理财方面同样成就斐然。达尔文结婚时只有1万多英镑财产，而在去世时他的个人资产已经高达25万英镑。

在最后的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美国财政问责制度的建立过程。美国建国精英群体从华盛顿、富兰克林、莫里斯到杰弗逊、汉密尔顿对账务都颇为了解，他们将这些知识用于为国家理财，特别是筹集战争资金。他们不仅帮助美国建立起国家信用，还通过财务问责制度保证了国家信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美国国债市场。

华盛顿本人也为此做出了表率。按美国标准，华盛顿是一位挥金如土的将军。尽管打了胜仗，但总有人嘀嘀咕咕，将军不得不将自己战争期间的全部开支公诸于众，这为美国政府未来的公共财政问责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理解账簿的重要性并不容易，为国王和政府理财的专家们往往隐身于幕后。账簿也许不能决定国运，但肯定可以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如果没有英国政府账簿记录的公开和改进，英国不大可能养得起庞大的海军。

去年，英格兰银行发现了《傲慢与偏见》作者奥斯汀用稿酬购买海军建设债券的收据（下图）。这份债券的票面利率是5%。读奥斯汀的小说，我们经常会看到里面的人物提到资产收益，其中5%是可期望的、标准的收益率，它的根据就是英国的政府债券利率。

作者没有提到中国的记账与公共财政，这方面的记录有待于我国学者来填补。现在我们知道的多是一些野史，比如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军费和赔款的压力。但就在这一时期，户部存银账实不符的黑幕被揭发出来。当时整个户部的存银记录为1200万两，而清查的结果是少了900万两。这一事件和后来处理上的不了了之，对清政府的财政能力和信心构成了严重的打击。

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公共财政管理极其出色。想想看，像骆耕漠、顾准、孙冶方、薛暮桥都在里面管理财政事务。新四军有一个较少提到的番号叫7师，这支部队的活动区域是安徽皖中。他们控制沿江粮食供应，与敌占区进行贸易，同时发行货币（大江银行）、建立政府信用。仅1944年度上交军部的费用就相当于国民政府20个甲级师的军费。

在财政奇才蔡辉领导下，7师将1/3收入上交军部之后，不仅养兵3万，还能做到“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香烟3条），军装最整齐（全军唯一使用进口龙头细布），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

有关抗战期间中国政府账簿记录与财政问责的相关读物推荐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和杨格《抗战外援》。这两本书可以联系起来看，了解中国如何失去关税和盐税自主权，以及这种主权丧失的两面性。关税和盐税抵押对政府财政形成了一定的约束，这种约束带来了透明，反过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了政府信用，支持了抗战期间的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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