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我的同学余新茅

他是一个近现代杰出作家、诗人的儿子，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离奇。一九八零年代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没吃过麦当劳也还没领教过美国肉山式的胖子，所以那时候余新茅的体形在学校里还是相当惊人，当时常用的客气说法是做衣服费布，就像说脸大的女生费雪花膏。

人胖点儿在中国不见得是缺点，至少美国人这么认为。若干年前总统大选，好像是《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讲选举中非zz因素的重要性，说总统候选人千万不能胖，因为在美国文化中把瘦高和诚实等同。作为对比那篇文章又说东方文化正好相反，胖在中国是诚实可靠的象征。要是按这么推理，不知是不是巧合，从我所在集团成立到现在的几代ceo的体重的升降变化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我们公司“全盘西化”或者说是“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之前公司的创始人“大胖”注册公司之初的时代我们在东边闭门造车，情况及其艰苦；过了一阵子ceo是瘦子，我们则往西做贸易，生活也算好过了些。总的趋势是越变越瘦了，比如朱经理比李经理瘦，胡董事比江董事瘦，大家都比公司第一代ceo瘦。当然，不可避免地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瘦得不合时宜的情况，比如公司前董事会成员兼创始人之一，一个姓刘的老头儿，还有靠关系进高层的，胡董事的二叔，不过他们都及时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从而维护了这一“体重平衡学”定理的正确性。作为一个资深摸鱼分子，我每次看见我们部的经理竟然这么瘦就觉得我们集团大有希望。

话扯远了，我是想说人胖点儿没事儿，不幸的是余新茅还是个低能——注意这不是一个爱称，也没有贬义，只是方言用来描述生活中一窍不通人士的通俗说法 。

余新茅高中住校，我们班一个姓范的同学是他室友，好多关于余新茅的段子都是范说的，你要是能找到他估计能写一本《余新茅秘闻》了。我们平常看见他也就是白天上课还有课间，不过这两个概念对于他来说好像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彻底区分清楚，他经常上着课突然就站起来走出去，老师也从来不管。每天在操场上上体育的应该都能看见，他总是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地拿着一个地上捡的树枝比划。

余新茅高一刚来的时候到小卖部买东西，不知道需要交钱，各取所需，感觉像是刚从美好的社会发配过来的。关于他的身世，一开始大家还颇有好奇心，一阵子之后新鲜劲儿过了也就没人当回事儿了——除了他自己。比如上课，如果那堂课讲的是那位现代诗人的诗词，他就会一反常态在教室里坐上一整节课，而且从始至终带着一脸的光荣，就像这堂课是他的颁奖仪式。课下，似乎是由于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加上喜欢看小人书，他兴致来了爱以“我父亲”的名义给同学们“册封”，都是一些古代朝廷里的官位夹杂一些《西游记》人物。应该说历史是他最拿手的科目，经常能考五六十分，其它科目一概不及格或者干脆不考。要是为煽情，我好像有必要说现在想起来他那种想不断提醒你他的身世的着急劲儿其实有种低能者特有的简单和诚恳——可惜当年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套路，中学生对班里一个性格孤僻举止怪诞的胖子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 。

葛优回忆他的发家史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刚出道那会儿，在一个小话剧团当演员，演一个县长。怎么着都觉得不像，特苦恼，后来一个老师跟他说：其实这不赖你，一个人在台上看着像不像县长，全靠周围演员的表演，要是他们不配合，你越演得到家，就越别扭。谁要是觉得这个说法说服力不够，可以去找一张隔壁公司高层视察施工单位的照片来琢磨琢磨。余新茅命不太好，常有无聊的低年级的小孩儿课间围上来，说：余新茅，给我们封个官儿吧~，他一开口那帮孩子就哄笑。上课铃响，大家满意地各自散开。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那个场面中的残忍，让人想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

京大附中的三年还是给过他一点温情的。范同学说，余新茅的饭量可大了，但他娘要求学校食堂对他的伙食严格定量，即便是饿了，同宿舍的同学也不许给他东西吃。学校的一个门房，从前当过兵，总爱读他父亲的诗词，余新茅总是在晚上跑到西门的小平房里吃看门老头给他买的蛋糕。

记得他还闪光过一次。有一回《京城青年报》上赫然出现了一篇署名“新茅”的散文，在那之前，不记得是什么纪念日，他一天没上课，跟着他爹的代表团去了外国，给异地阵亡的英雄扫墓，他大伯父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长眠在了金刚山脚下，那篇文章大概就是他在国外的见闻，其中当时被同学们广为传颂的一句话是：“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伯父就只剩下了眼前墓碑上这三个冰冷的字”——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新茅” 就是面前这一位目光游移拿着树棍挥舞着的同学。

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倒是范同学提起的一件小事，他说后来余新茅一度在宿舍里偷偷喝减肥茶，被他看见了还不好意思地想藏起来。 令人感觉他也不是人前的那副小丑样。

中学毕业，余新茅考取了人大，据说他妈先到人大去游说过，还许下了一大笔好处，由于人大是文科打头阵，于是招生办公室的头儿跟她好听的说了一大通最后表态说：欢迎余新茅同学 “报考”人大。

上大学以后的故事就都是道听途说了，比较可靠的一个是班里一个也上了人大的女生讲的。她说大一那年，余新茅看上了一个她们宿舍的同学，经常到宿舍来找（四十多年前的夏天京城大部分高校的宿舍楼女生男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通常一有人报信说，余新茅上楼了，那个被追的女生要是在宿舍就赶紧到别的屋躲起来。问题是他太执着，经常会表示要坐在房间里等她回来。于是她们想了一个辙：一个人假装出去打水，门口转一圈回来说：“哎，我刚才在哪儿哪儿哪儿看见那谁谁了~”余新茅一听就坐不住了，立刻抬屁走人。

后来我再没当面见过余新茅，不过隔长不短的会在各色媒体里看到这个名字。令人替他高兴的是，他有了职业演员们的配合，他喜爱的“名门之后” 这一角色演起来比从前轻松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的趋势。正如英国报纸离不开他们的女王一般。

那个作家很早就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仍然沾着他的光。他有他的两个小王子，每每接受采访，则呼而嘿呦：我们余新茅博士今天很忙。接着便是大篇小篇的采访。

千万不要低估我国市场经济中对这种形式的内需，既然清朝皇帝一个冷门亲戚的野史都能拍成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父亲激励我成长 》这样的报导怎么能不让混圈的人民激动不已呢？激动之余我常常很感激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比那帮捕风捉影的英国小报记者简直强太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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