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娇娇 张秋升：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陈娇娇 张秋升

来源：“齐鲁学刊”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齐鲁学刊》2021年第6期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原因有多种，政治的需要、史官史馆制度的设置及完备、整个社会“史”文化氛围的浓厚，等等皆是。若从治史主体——史家角度来说，首要的就是史家强烈的责任意识。史家的责任意识就是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自觉认知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是良史的基本品质之一，是历代史家自我反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官私史学中均有广泛表现，可以说贯穿于史家考史、撰史、评史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史学本身和历史本体的诸多方面。对此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特质、发展机制和持续兴盛的原因。
古代史家大多将治史看作一件严肃而崇高的事业，因此，他们要求治史者对史学事业应勇于担当并认真负责，这里面包含有史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晋董狐的不畏强权，“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因而被孔子誉为“良史”；齐太史兄弟三人因写下“崔杼弑其君”而被杀，而其弟和南史氏依然勇往直前，最终记载下了崔杼弑君的事实。董狐和齐太史是三代史官尽职尽责的典型代表。
至孔子以私人身份担当史官之责，便开启了后世私家治史的责任担当。孔子生当春秋末年乱世之中，为拯救世道人心，匡扶礼坏乐崩的衰世，而自觉担当起史官的责任，修《春秋》以救世。孔子修《春秋》不但表现了其修史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表征了其史学责任感，这对后世史家的史学责任之影响也是深远的。其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责任意识，均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至汉司马谈以太史令之职未能成史而自责，司马迁便秉承其父志及孔子修《春秋》的精神，主动担当，撰写《史记》，留下了对历史的“实录”。此后，官私修史者都共同强化着治史的社会责任和史学责任，直至后来，史家发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强烈呼声！
那么，古代史家治史责任是什么？其责任意识表现怎样？这些责任意识的成因又有哪些？我们将分而论之。

一、古代史家的治史责任

三代史官的设置以周代最为完备系统且分工明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各有其责。之后，史官职责范围逐渐缩小，渐归于纪事一种。但纪事的同时，又有对历史的善恶评判。孔子修《春秋》不但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实，而且贯穿着“微言大义”，其于纪事之中，以“义”为标准，评判历史，“惩恶而劝善”。总体而言，古代史家治史责任有二：记录历史、惩恶劝善，亦即承担着史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对于史官职责，元代胡祗遹做过详细说明，在《国史院厅壁记》中，他系统梳理自古以来史官的职责，认为史官职责范围存在由宽到窄的变化，即由身兼数职到专主纪事。即使专主纪事，其纪事范围也相当宽泛，天地自然、帝王百官、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等，人间百般事项，“莫不详悉隐显，原究情伪而备书之。”他还进一步指出，史官的职责除了纪事之外，他们还担当着惩恶劝善的责任，“使善足为法，恶足为戒”。胡祗遹史家责任论渊源有自，只不过他说得更加具体完备而已。北齐柳虬在《史官密书之弊疏》中指出，作为史官责任有二：一是记事，二是监诫和教化。唐高祖在《修五代史诏》中，就明确了史官的责任：“史官记事，考论得失”，“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宋王钦若等所修《册府元龟》，亦有“广记备言，国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之义也”的论述，同样是强调记载历史与评判历史的统一。
关于史家之责，唐代刘知几认识颇有代表性。他指出，记载历史、使善恶昭彰是史家职责，而区分善恶、分别品类、载入史册、诫世示后，亦是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之责。对不能尽责的史官，刘知几给予了强烈谴责，同时他又积极歌颂高度负责的史官：“盖烈士循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史家之责，责任重大。南朝刘勰认为，史之任应“负海内之责”；清代钱大昕说，史之书乃“千载之书”。足见史家既要对海内天下负责，又要对千秋万代负责，其责任重大不言而喻。史家不应偏私于某人、某些人，不应只面向过去或现在，他应面对所有的人，同时还要面对未来。这样的责任不仅重大，而且崇高。
面对记事、惩劝等史家的基本责任，古代史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治史责任意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二是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

二、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

留存历史是史家治史的第一步，也是后世官私修史者首要的工作。早期史官的职守，被孔子继承并赋予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后世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史家的责任意识被反复阐述和一再强化。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表现。

其一，从史家自我言行来看，多数史家都有很强的存史意识和修史诉求。
从孔子惧而作《春秋》，到明末谈迁矻矻著史，再到清代王鸿绪撰写篇幅浩繁的《明史稿》，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立意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精神及修史诉求不绝于书。
孔子有着强烈的存史责任意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董狐“书法不隐”的高度赞扬，而且体现在他晚年编订《春秋》的行为中。编修《春秋》这一举动，标明了孔子以修史来整饬世道人心的强烈责任感，而《春秋》一字褒贬的书法，又体现了孔子编修史书的认真态度。董仲舒和司马迁对孔子修《春秋》的责任感均深有体会和深入阐发。
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对存史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他临死前将此遗志托付其子司马迁。司马迁继承父志，最终完成了修史的崇高使命。《史记》一书的修撰，充分表达了司马氏父子修史的高度责任心、伟大使命感和为史学献身的精神。东汉蔡邕著《汉记十意》、东晋常璩写《华阳国志》、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南宋李心传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或唯恐历史湮没，或批评正史繁冗，或指责史书记载的残缺，故起而重修历史，使人物、制度彰显于朝野。这样的责任意识发展到后来，便出现了国亡史存的重大责任理念。金灭亡后，元好问以“国亡史兴，己所当为”的信念，欲自撰金史。作为军事统帅的董文炳也说：“国可灭，史不可没”，证明这种责任意识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者谈迁和计六奇的强烈存史责任感，尤为感人。他们几十年殚精竭虑，前者撰写《国榷》，后者著成《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清修《明史》，官私史家均表现出积极的责任担当，在野的戴名世立志纂修《明史》，而王鸿绪进呈的三百一十卷的《明史稿》，更是志存明代历史的强烈责任感之表现。
其二，从史家劝谏朝廷修史来看，建言修史彰显了史家的责任担当精神。
史家的修史言行标示着他们的责任担当，特定时期他们建言朝廷修史，亦是史家责任担当的突出表现。他们虽然未必主动修史或参与修史，但他们对存史的责任感却同样强烈。东晋王导劝说晋元帝重视修史、唐初令狐德芬建议修撰前代史、唐崔梲认为不可让过往之迹寂寞故建议朝廷纂修信史、北魏李彪上书高祖修当代史、刘秉忠建议修金史、王鄂进言忽必烈建立国史院、危素建议元顺帝修辽金宋三朝史等等，都从建言劝谏朝廷修史方面，突出反映了史家的责任担当精神。他们不但对纂修前代历史充满了责任感，而且对当朝历史的及时记存编修，也颇为关注。其中，不止是汉族政权中的史家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意识，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史家也同样积极建言进谏。以至于到了元朝史臣刘秉忠、王鄂，喊出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的口号，成为后世史家责任意识的象征语。
其三，从史家对治史责任的评说来看，不论是责评他人还是自责，都传达出史家存史的担当精神。
从对史家治史能否尽责、是否尽责的批评中，亦可看出古代史家存史的主动担当精神。这些批评既有对他人的评论，也有对自我的反思和自责，一般对不能尽责、没有尽责者给予贬斥，自责者则表现出深深的内疚。
唐代韩愈任史官修撰，曾经有《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他提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说法，柳宗元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史官只有尽职尽责，“孜孜不敢怠”，才能使历史记载“庶几不坠”，进而明确申明了史官的责任。而史家所表达的未能尽责的惭愧，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家责任意识之重。明代何瑭于《史职议》中表达了自己作为史官不能尽责的歉疚，以及对史官不能记录时事、留存历史的深深忧虑；另一位史官张位，则在《史职疏》中对历史不能被记载、修史无专责从而造成野史流传等问题，表达了深切的关注。

三、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

信史是中国古代史书的最高境界，也是发挥其社会功用的基本前提。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是史家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那么，什么是信史呢？
清代的毛奇龄和朱彝尊都强调，修成“信史”是史家的责任。而“信史”的内涵或侧重求真实录，或强调公正无私，或二者兼具。如毛奇龄重在强调“核实”，即历史的真实。朱彝尊则强调公正，不偏私，即历史评判标准的公共性。总括而言，古代史家所说的“信史”应具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求真实录；一是公正无私，只不过人们在具体的谈论中，会各有侧重而已。
其一，求真实录的治史取向
史学的求真仍需从孔子那里寻找源头。孔子曾称赞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影响深远。班固将司马迁《史记》评价为实录。自班固之后，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理念便深入人心，求真求实渐成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南朝刘勰强调史书贵“信史”，其信史之信，重在真实。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写了《直书》和《曲笔》两篇，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实录精神，并第一次将史家是否实录与其品性密切联系起来。北宋王钦若、欧阳修，南宋李焘、吴缜，明遗民王鸿绪等，均以直书不隐为标准，强调叙事的真实。清代乾嘉时期的求真精神则发展为实事求是的理念和态度。此外，古代史家的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史家坚守史官职责上。起居注是古代专记人君的言行动止，史官为了防止记载的失真，往往拒绝人君亲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
信史必须真实、必须直书实录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深谙中西史学的著名学者汪荣祖说：“往迹虽存，苟非实录，则亦殆矣。故史之优劣，决之于信度之高低耳。”在他的心目中，信史的基本要求就是实录。
其二，公正无私的评史信念
求真实录之外，古代史家还注重历史评判的公正，而偏私导致历史评判的不公，故而被历代史家所痛斥。
东晋史家袁宏，深恐历史缺略错谬，于是奋起操笔，撰写《后汉纪》。唐代史家李大师以南北朝双方各自偏私，故而要重修南北诸史。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南宋史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李焘对隐晦篡改事实、以私意变乱是非的修史现象极为愤慨，建议重修《徽宗实录》，其私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便是对历史公正的追寻。辽道宗统治时期的耶律孟简不但有存史的责任意识，而且极力强调信史的公正。
在古代史学史上，私人修史者出于责任心而校正国史之失的现象比较普遍。明代的焦竑反对虚美隐恶，希望校正史官之失。黄省曾则对《实录》所及偏私不公、敷衍塞责的史官痛加挞伐。清代钱谦益痛恨曲笔以欺天下的史家，甚至大加诅咒：“曲笔以欺天下后世，不有人祸，必有天刑。”

四、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成因分析

与记事、惩劝等史家的基本责任要求相一致，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表现为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和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那么，这些责任意识的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一是帝王的需求与支持，二是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三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
其一，帝王的需求与支持
古代帝王重视历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大都以史为政，治理国家，发挥历史资治的功能。史官、史馆的设置是他们重史的突出表现，诏令修史也是史学史上的常有现象。所以，帝王的需求和支持是史家责任意识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对此我们可以从帝王修史诏令中进行分析。
孔子修《春秋》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司马迁写《史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行为。班固写《汉书》是个人私撰到官修的一个过渡，反映了帝王对历史越来越重视，故而东汉开始选择人员东观修史。汉末荀悦的《汉纪》则是皇帝直接命令的结果。此后，帝王与史学的关系日渐紧密，下诏修史成为历代帝王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无论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还是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不论是一统时代的帝王，还是分裂割据时代的帝王，均表现出了强烈的修史责任感。至少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的修史诏书如出一辙，均表达了他们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和要求史臣尽职尽责修史的观念，他们对史官提出了责任要求，引领了史官的修史方向。
其二，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
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形成，帝王的需求与支持固然重要，但要将责任内化为自我意识，还须自身对所职之事本身的重要性有理性的、清晰的认知。所以，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是其责任意识形成的认识前提。古代史家普遍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其表现有二：一是历史功用之大，二是史权之重。
在中国古代，史家普遍认为历史的功能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包括两类具体作用，一是鉴戒，二是教化。因为对历史功能的高度认识与关注，人们才对治史这一活动不敢轻忽，史家的责任感便由此产生。
古代史家对于史权的认识非常深刻。宋代苏辙说：“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到了清代的汤鹏则将史权置于天权、君权之上：“是故权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权掌生杀，君之权掌黜陟，史之权掌褒讥”，从理论上将史权抬至最高权力的地位。
正是基于历史功用之大、史权之重，所以才有龚自珍决绝的说法：“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氏之语，虽不免夸张，但由此而衍生出了史家责任意识甚至使命感，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古代的士人，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儒学产生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这种意识被一再提倡和强化。作为士人群体中的一类，史家的忧患意识便转化成了治史的责任意识，这是儒家忧患意识在史学中的具体表现。史家的忧患意识，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现实社会的担忧，对史学的担忧和对史官的担忧。
从孔子修《春秋》始，以史担当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做法，便代代传承。清代龚自珍则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是史家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与担心。另外，史家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对史学现状的深切关怀上。唐代刘知几身为史官，目睹了史馆种种弊端，退而私撰《史通》，言行之间，都透示出对史学的殷殷之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还表现为对史官这一职务的担忧，相关的言说比比皆是，大而言之，一是担忧史职之废，二是担忧史才难觅。唐代魏征、朱敬则、明代骆问礼等均强调了史官的重要性和人才的缺乏，体现出了对朝廷选拔史学人才的强烈的责任感。这些忧患意识落实到具体修史上，便转化成了史官的责任意识。
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既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古代史家的这些责任意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毁灭、篡改、歪曲历史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在评判历史方面，虽然明言追求公正，但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史家不可能完全做到他们自己预设的目标和推崇的原则，而且这种目标和原则本身就可能对全面反映历史真实造成某种障蔽。尽管如此，海内天下、千载万世，史家之责重大！古代史家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天道史职所在不畏强御勇于担当的精神，对今天的史家来说，应该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陈娇娇，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秋升，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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