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典籍简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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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典籍简介（中）

1.7 《华阳国志》十二卷

作者常璩（约291—约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其书叙事地域，专指巴蜀、汉中、南中，始自远古，以至成汉灭亡之时（347年）。《史通·杂说》视之为地理书，《隋志》《宋志》列入霸史，两唐志称为伪史。实际上，它同时记述地理、历史、人物，这种体裁是以往所没有的。可说是后世地方志的创始，不过较多地注重历史罢了。“华阳，梁州地也”。晋代梁、益、宁三州即今四川、重庆市、云南和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乃《禹贡》梁州所在。书中前四卷即《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是叙述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后主志》此三卷所记汉与三国史事，大体不出正史范围。《大同志》叙述蜀汉灭亡后以至巴氐李氏兴起前的史实，《李氏志》综述了成汉的兴亡史，这两卷是全书中最珍贵部分。另外两卷，分别记前代和当时的人物。诚如北宋人吕大防所说：“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在有关地理各志的每郡下面，都列举各地大姓，《南中志》记大姓所领部曲，并记述了少数族人（賨、叟、氐、蛮）的分布情况及其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等等，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良好资料。

是书自宋以来，迄无善本，通常使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顾广圻校本，仍存在不少错讹。现在因新的著作面世，使它已大有改观，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二书各有其特色，总的说，后者质量尤佳。《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书末附有《牂牁考》《庄跷考》二文值得一看。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作者任乃强（1894—1989年），字筱庄，四川南充人，著名民族史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三十多种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著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任乃强先生长期从事西南地区地理历史的考察研究工作，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

《华阳国志校注》作者刘琳（1939年—今），贵州丹寨人，四川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华阳国志校注》[2]以廖刻题襟馆本为底本，参校张佳胤刻本等九种版本。《华阳国志》传世各本的正文均分段，但其分段不尽恰当，甚或有误分而损害原意者，《校注》一律重新分段标点。在注释上，《校注》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但力避烦冗考证，引证尽量简略，同时也适当注意文字的训诂解释。《校注》附有示意地图五幅及附录四种：《华阳国志佚文》、《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及简称》，以及吕大防、李无土序。《校注》在校勘文字，训诂字义，疏通文意，考订史实，钩沉辑逸，征引文献，广备异说，使其微言奥义豁然贯通上下了很大功夫，在不少问题上发前人所未发，其成就有三：第一、以不同字号区别原文和前人窜改，使《华阳国志》既有一个写定本，同时又能保持底本旧观以备考；第二、征引浩博而不墨守古人古注、旧文旧义，同时又重视现代学术成果和科学知识，使《校注》进一步作到引证赅博，考证准确，而且时有清新可喜之见；第三重视在民俗风物上的古今联系，使读者有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3]。《校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一些考证博而不约使校注者的重要见解不够醒目突出，有些重要史实则又注释过简甚至有所疏漏，有些注释也欠斟酌[4]。《校注》于2007年成都时代出版社再版时，对注释中简略处有所补充，对原来注为“不详”的进行补充注释，对三处古地名的今释重新解释，也对词句的训释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对文字的校勘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5]。201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华阳国志新校注》，做了一些新的修订：将原书中地名的今释换成了最新的政区和地名；对初版注释中不正确或不准确之处作了修正；对注释内容作了较多的补充；对原书文意的训诂作了一些补充，对注释文字的表达也作了一些修润；删去了原有的五幅地图和《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6]。

1.8 《建康实录》二十卷

作者许嵩生平事迹均不明，书内几次提到唐至德元年（756年），可知他是唐肃宗时人。是书记事始于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终于陈之灭亡（589年）。它以“六朝都建康者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

书序自称“今质正传，旁采遗文……著东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实录》，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可见它是以历史为主，旁及山川、宫室，具有地志的特色。《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十，批评是书前后体例不一，晋以前诸臣行事都在某人身死条下，加以附载。刘宋以后，却用编年体，大臣各自立传。书中对名号称谓漫无标准，随意标目。凡此种种，确是该书的严重缺点。

是书内容大体皆依正史，包括孙吴在内，所记史事却与正史有不少出入。中华书局主持点校六朝诸史时，竟无一位学者加以利用。以孙吴部分而言，《实录》不少记事的年月，与《三国志·吴书》不合。也有若干史事并不见于《吴书》；晋史部分，除今本《晋书》外，从其小注所记，还有曹宪《扬州记》《图经》《地志》《中兴书》《三十国春秋》以及《晋书高士郭文举传》。而今本《晋书》有《隐士传》没有《高士传》，所引《郭文举传》内容，也与唐修《晋书》有异，可知作者引用了不少旧晋史。宋、齐、梁、陈部分，除现存正史外，它还引有别史。宋代部分，大量引用裴子野《宋略》。《实录》记陈霸先“初仕乡为里正，后逃于义兴，吴兴太守萧映过从之建业，映遂用为夹砦吏，寻转为油库长。既而映镇广州，奏高祖为中直兵参军”(117)。此事并不见于《陈书》，《南史》亦记之极略。又如记马枢死年八十九，《南史》不记年龄，《陈书》作卒年六十。事例表明，《建康实录》确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建康实录》有意存录古迹，对山川、宫室、城池、寺庙多引地记、杂说，引书大多已佚。因此，它对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很重要，对研讨江南的六朝史，也有重要参考作用。

《建康实录》现有两个点校本：一是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的张忱石点校本（以下简称“张校本”）；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孟昭庚、孙述圻、伍贻业的点校本（以下简称“孟校本”）。吴金华对两个版本的成就和局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7]。吴金华认为张校本的贡献有四：一是在《点校说明》中对许嵩的生平、《建康实录》的文献价值及版本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多有发现；二是根据《建康实录》传世文本的实际内容和体例编制了《建康实录目录》，突破了旧本标题的局限；三是将有关《建康实录》整理研究的资料汇集为附录20篇，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四是在各卷末以《校勘记》的形式对校对方法和依据进行说明，并反映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张校本的疏误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四库本而使一段文章出现多个错字，以及存在明显的句读错误。此外，在分段方面，张校本比孟校本细致，但有些传记分割过于零碎，与编年的内容没有醒目的界限。孟校本的校勘工作在细致深入上总体上落后于张校本，出现有对校不精，时有错字；《校勘记》未能像张校本那样利用前人成果；几乎没有理由充分的校记等问题，但也有优于张校本的校勘。而在断句和标点符号方面，孟校本虽有落后于张校本的地方，但大体上优于张校本，低级错误比较少见。

1.9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

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史》卷三百三十六有传。其编写始末，陈振孙有简要介绍：“初，（司马）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于五代，就秘阁置局，神宗御制序，赐名《资治通鉴》。及补外，听以书局自随。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上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为编写《资治通鉴》，朝廷为他配备了几名高级助手协助撰述。他们在书局里，协助司马光作好“丛目”和“长编”，宋人李焘说：“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三个助手分段作出“丛目”和“长编”后，由司马光统一删定成书。三位助手中，刘攽长于汉史，在书局工作时间最短；刘恕学识渊博，最受司马光赏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初稿，他“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每“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不幸去世太早［元丰元年（1078年）死，四十七岁］；范祖禹入书局最晚，工作时间最长，“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自称“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删削长编以至定稿，一一考核史实，并进行文字加工，一千三百余年编年史，有如一气呵成，实为不朽之作。

《通鉴》是编年体政治史著作，经济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较少，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更少。全书原则上不记符瑞、图谶、占卜、神怪诸事。顾炎武说：“《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资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通鉴》中的秦汉纪部分颇难看到有正史以外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资料，约有十分之二左右不见于现存其他史书；而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便有半数左右仅见于《通鉴》，因而极为宝贵。由于《通鉴》行文，通例不记出处，只在记事互有出入时，才备列众说，择其可信者从之。司马光自称“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编写《通鉴》所用书目，人们是从《考异》所引书目计算的，具体数字，人言而殊，可以肯定，除现存正史之外，尚有三百多种。

《通鉴》也很注意军事史，对作战双方讨论军事计划的论争，分析战事胜败，描述战争过程，都有详细叙述。有关赤壁、淝水、沙苑之战等战役，缀录旧史，写得非常出色。历代有关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史实，书中也疏理得比较详尽。虽然所述魏晋南北朝史事大多出于正史，但考校之功很深，并在正史之外，引述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史料。如晋史部分，在正史外，还引用了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杜延业《晋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常璩《华阳国志》、范亨《燕书》、杜佑《通典》以及《十六国春秋钞》《前凉录钞》《刘琨集》等。对于这些书，凡是足以考证异同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比对。不仅用其史实，还引录其论断。可是，它并非一一都注明出处，

《通鉴》出书以后，世之研究者众多。司马康、史炤、蜀费氏之释文，胡应麟之《通鉴地理通释》，特别是浙东胡三省的《通鉴注》，尤为有名。胡注涉及范围很广，举凡各种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乃至少数族和外国情况都有注，并在注文中逐一指明《通鉴》的前后照应。即就校勘而言，它也多次校正了《通鉴》原书存在的一些错误，并指出《通鉴》行文某些不妥之处。在注文中，还引用了若干今已佚失之书（如宋白撰《续通典》等），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胡氏还通过注文，在很多场合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陈垣在抗日战争晚期撰《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对胡注的史学成就和爱国思想作了充分地阐述。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是明末嘉定人严衍，费时三十年，精研《通鉴》，撰成《资治通鉴补》，列举了《通鉴》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多是言之有理。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吸收了前人的考证成果，校勘也认真，为当前最好版本。但也并非至善至美，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从中提出六百七十条以供商榷的意见。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揭示全书记事，有九百条系年有误。

1.10 《后汉纪》三十卷

作者袁宏（约328—约376年），字彦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之后出现的一部编年体东汉史，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年），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他在世时，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家的东汉史已经流传。袁宏病其烦秽杂乱，记事阙略，互有出入，因此，他选择各家东汉史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笔削成《后汉纪》。当他看到刚刚传布于世的张璠《后汉纪》内容较详，又吸取了其中的部分材料。由于该书取材广泛，又经过认真考订和抉择，所以它的史料价值远在荀悦《汉纪》之上。该书《四部丛刊》本流传较广。周天游的《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是当今最好的校注本。

1.11 《世说新语》三卷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南史》卷十三《刘义庆传》记“所著《世说》十卷行于世”。至宋代，其书只分三卷，与今本相同。刘孝标，名峻，字孝标，以字行。刘知几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是书共分三十六门，记汉、晋间不少人物的言行和故事，而以三国、两晋时名士们记载为多。大量清谈玄言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学风和社会风尚。描写士族们汰侈、俭啬等情况非常形象逼真。记录王导、谢安等人良好政治作为，大为赞赏。对石勒的识见，《识鉴篇》极为称扬。对王戎之卖李去核，《俭啬篇》讽刺深刻。刘注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高似孙《纬略》说：“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代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已亡佚的晋代古籍赖刘注得以保存至今。刘知几称赞“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论其才可与司马迁、班固、华峤媲美。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作者余嘉锡（1883—1955年），湖南常德人，史学名家、近代文献学家。《笺疏》[8]以王先谦校本为底本，以唐宋类书、唐写本、日本影印的宋明清刻本进行校对，又广采李慈铭、程炎震、李详诸家以及近人有关《世说新语》的解释，并参诸史传群书，随文疏解，详为考校。《笺疏》的内容极为广泛，它的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其特点有三：1、对《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注所综述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藉，考核异同；2、对原书不完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3、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笺疏》的证误补遗不限于《世说新语》及刘注，而是就史事所及，旁及有关多种典籍[9]。《笺疏》的“校文”或“笺疏”中有很多精当的见解，也对魏晋口语特点和《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多有论述[10]。书后附《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再版时，对原标点疏误处作了全面的修订，调整了注码体例[11]。中华书局又在2007年将1993年本重排出版[12]。

《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作者徐震塄（1901—1986年），浙江嘉善县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华东师大古藉研究所名誉所长。《校笺》[13]是徐先生根据二十多年前的读书札记整理而成，以涵芬楼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为底本，校以唐写本、宋本、沈校本、淩刻本和王刻本，参诸史籍和类书，也吸收了沈剑知和王利器校记。附录《世说新语诗词语浅释》，辑有书中所用晋宋常语与习见义有出入的以及名物之难晓者。《校笺》重点在训解文字，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用语及一些词语的特殊意义[14]。对一些难解的词语、历史文化背景作精要、简明的注释，让作品本身展现出魏晋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个性，显现当时的学术风气和精神风貌[15]。《校笺》虽校勘严谨，时见胜义，但也疏漏甚多，一为其思想旨趣与魏晋人文扦格难通，偏离了“文化研究”的视角；二为没有校注的条目和仅有一条简注的条目甚多，占到全书1130条的近三分之一；三则全书内容稍显重复，标点和校注时有讹误[16]。

《世说新语校笺》作者杨勇（1929—2008年），浙江温州永嘉人，师从钱穆、伍叔傥、饶宗颐诸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生于古籍校勘最为用力。《校笺》以唐、宋本为底本，校以八种翻刻、批点、校正本，又求于其他类书、残卷和海外遗珍，广考异文，详为校勘[17]。相比以往的《世说新语》著述，杨氏《校笺》之贡献略有三个方面：第一，体例创新，将正文与刘孝注文分开排印，正文和注文以数字标明位置以便检索浏览，又把刘注中“别见”“已见”之例一一注明出某篇某条，便于读者前后互见；第二，校笺详赡，不避繁难，通校通注全书又数易其稿；第三，考释精审，足资借镜[18]。杨氏《校笺》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将汪藻的《世说考异》中考史敬胤《世说》选注宋代各本之异文补入原著，以今书校古书，混淆原著，有违版本整理的之通则；其二，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原文径加增改，不存原文只留改文，先列己说而后引古本异文加以说明，有违古籍雠校之通例；其三，杨氏对于《世说》古本面貌，亦有误判失考之处；其四，杨氏认为“清谈原是谈嘲”的观点，亦极难成立，难免有以偏概全、过度阐释之讥[19]。《校笺》经过了两次修订[20]。《校笺》于1969年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然而书中有，考释精审，足资借镜不少缺漏错误处。2000年由台北正文书局再版时，修订九百多处，新增三万字，并附以汪藻《世说人名谱》等，分为两册，上册本文，下册附录。2006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又改正增益八十多处，别成四册，上三册本文，下一册附录。

1.12 《太平御览》一千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戊寅，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为一千卷，小说为五百卷”。原注云：“《宋朝要录》：诏李昉、扈蒙等以《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前代类书，分门编为一千卷。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参加编撰《御览》的有十四人，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小说五百卷为《太平广记》，在此不论。上引《御览》乃指北齐《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是唐人著作。《唐会要》卷三十六，记贞观十五年（641年），由高士廉等撰，今仅存敦煌唐写本第一百七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称：“《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撰，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由此可见，《太平御览》所引现已散佚的古籍，包括《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等等，它对研究六朝史很有用处。例如书中引《十六国春秋》四百八十多条，很有助于研究十六国史。卷首刊列引书达一千六百九十种，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类，不及俱录。1959年，聂崇岐《重印太平御览前言》云：“《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它那里寻找断篇残简……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当作宝山。”他还说，《御览》引书存在一些缺点，有些书名前后不一致，有的将书名与篇目相混，还有的所标书名往往有误。

1935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南宋蜀刊残本，以静嘉堂文库所藏的别种宋刊残本和日本活字本补足，出版了影印宋本，在很多地方胜于清嘉庆时的鲍刻本，1960年中华书局缩印了该影印宋本[21]。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2]。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影印宋本为底本，参考鲍刻本、《四库全书》本和有关引书的今通行本出版了点校本，简体汉字排印[23]，2000年再版时补回了第一版未录的原书夹注，并更正了一些错误[24]。

1.13 《艺文类聚》一百卷

唐高祖下令十余人参加撰修。由欧阳询主领其事，前后三年，武德七年九月，完成上奏。全书分四十六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欧阳询《序》称：“《（文章）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华林）遍略》，有书其事。”以致“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他改变文与事分列之弊，为此保存了大量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云：“分门类事，兼采前代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云：“其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它所引古籍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现存者不足十分之一。至今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之古籍，广泛使用这部类书。

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了王绍楹校的《艺文类聚》，以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初绍兴刻本为底本，校以明正德兰雪堂活字本、嘉靖胡缵宗为陆采序本、覆陆跋本、宗文堂刊本、平阳府张松刊本、万历中王元贞刊本，又参考了明代冯舒校本[25]。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1版时，改正了个别明显的断句失误，编制了人名和书名索引，但未就一些错讹作订正[26]。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第2版时未作改动[27]。

1.14 《通典》二百卷

杜佑，《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有传。李翰《序》云：杜佑“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纪而成”。《旧唐书》本传说：“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通典》卷三十三《职官》记“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广利方》五卷，颁天下”，即是实例。这部在《政典》基础上充实内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有关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价值的综合性文献。

杜佑自唐玄宗至宪宗六个朝代，长期做官，出将入相。代宗大历初，他担任淮南节度从事，开始撰写此书。佑《进通典表》称：“自顷纂修，年涉三纪……竭愚尽虑，凡二百卷。”

《通典》的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通典》却先述食货。杜佑在书序中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能由于杜佑屡绾国家财赋，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大作用；在社会经济中，又注意到了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食货典”中，先述田制，次谈社会组织、赋役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食货典”十二卷，涉及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说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显示作者颇有见地。其次，该书精选举、审官才、兴礼乐、用兵刑、列州郡、置边防，记周边诸少数族和外国事，条理井然。

另一方面，出身于关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时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通典》一书中，“礼典”居其半。“礼典”百卷，前六十五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况；后三十五卷，乃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大唐开元礼》原有一百五十卷，由萧嵩监修，开元二十年完成。《四库提要》卷八云：“由是唐之五礼始备，即此者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唐代以礼设科取士，可以概见礼为当时之所重。通读“礼典”，书中有关衣服、卤簿、仪制、丧葬、假宁诸令，对了解六朝、隋唐时的风俗与社会风尚，很有帮助。

《通典》共分九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以所记唐事最详尽、十分可贵。唐以前，虽较简略，但颇有资料价值，足以弥补史文之缺。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正史所记很少，《通典》职官州佐、中正条，历引干宝《晋纪》、晋令和晋起居注等资料，使其制度得以稍为明白。士族门阀俗重礼仪，《通典》二百卷，其中有六十五卷，备记历代礼仪，得以考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和议论，至为重要。

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文锦等人点校的《通典》，它是当今最佳刊本。

1.15 《唐六典》三十卷

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它是记载唐代官制的专著，正文记职官的编制与任务，注文录职官沿革或细则，说明《六典》编写大致是模仿《周礼·六官》，体例由韦述制定。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四人先后负责总管修撰事宜，具体执笔的有徐坚、韦述等十余人。成书时间是开元二十六年，或说是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但至迟在代宗、德宗以后，《六典》已流传于世。

范祖禹说，《六典》“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也”。《六典》叙官实在重叠，唐代内外官制已与周代乃至汉制都不相同，强行比附，很不妥当。书中注文分别追溯了诸官职的历代沿革，由此可知历代官制变革的概略。

《六典》目前通行的是清光绪时广雅书局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残本十五卷，日本学者拍照以与明刊本合校，在1973年刊印新本《大唐六典》，内容比国内明、清时刻本较多，例如卷七“工部·屯田郎中”条，所记唐代屯田分布以及唐代官僚职田和公廨田情况，明、清刊本均缺；《玉海》卷一百七十七引《六典》所记屯田数字，删节过多，宋残本却备列各道屯官所管屯田数字，弥足珍贵。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仲夫点校本，它吸收了上述诸优点，且有详细版本校勘，是当今最佳刊本。

1.16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作者马端临，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他的父亲马廷鸾，在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度宗时历任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直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死于元初。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所以他在《通考》自序中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应寻求其“变通张弛之故”。因此他推崇《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通史，而轻视《汉书》这样的断代史。他又认为《通鉴》也有缺点，“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杜佑的《通典》虽然详于“典章经制”，但记载只到唐天宝年间为止，即使天宝以前，“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

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他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至于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无而《通考》新创的。这二十四门，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

《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二十四门每门都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马端临称之为“叙事”的部分，“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马端临称之为“论事”的部分，“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载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他虽未明言，但这一部分应当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余谦补修本，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1986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重新影印出版。各本中以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引用《通考》时，也应当用其他史籍核对。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的《文献通考》。

1.17 《汉官六种》

有关两汉职官制度史料，主要有六种：《汉官》，作者失考；《汉官解诂》，东汉王隆撰，胡广注；《汉旧仪》，又称《汉官旧仪》，东汉卫宏撰；《汉官仪》，东汉应劭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或省称《汉官典仪》《汉官典职》《汉官典职仪》，东汉蔡质撰；《汉仪》，吴丁孚撰。六书均佚，清孙星衍有辑本，收在《平津馆丛书》《四部备要》等丛书中。其中《汉旧仪》上、下两卷是采用清武英殿聚珍版所刊《永乐大典》本，孙星衍加以校证，又别作《补遗》两卷，附在《永乐大典》本后。范晔《后汉书·卫宏传》说：“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所记与今天见到的《汉旧仪》内容相吻合。从记事时间上说，该书专载西汉一代；就内容来看，以职官制度为主，兼述其他杂事，如皇帝起居、皇后亲蚕、西汉祀典、皇帝诸侯丧葬制度等，都加以网罗。其他五种书则专记两汉的官制。虽然六书已非完篇，但仍可帮助我们了解两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分官设职的具体情况和每一官职的员数、职权、沿革、俸禄等。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互相参看，更能体会出六书记载的史料在探讨两汉官制方面的用处。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天游点校的《汉官六种》。

1.18 《风俗通义》原三十卷，今存十卷

作者应劭（约153—196年），字仲瑗，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市南顿镇）人。他博学多识，在该书中展现了宽广的社会内容，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思想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愆礼篇》《过誉篇》记载东汉官僚和所谓“名士”对封建礼制的破坏，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虚伪。《声音篇》记述各种乐器的作者和形制，是古代乐器史的重要文献。《山泽篇》对山林河薮的记述，可供历史地理研究者参考。《祀典篇》记载东汉时的祀神活动，反映了东汉的民间风习。《怪神篇》是有关神异鬼怪的一篇文字，对后世的志怪小说曾产生一定的影响，《搜神记》的一些片断，即从本篇移植。书中记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其他两汉史史料，偶有匡谬补阙之处。今人吴树平撰有《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利器撰有《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书后均附有佚文。

1.19 《抱朴子》八卷

作者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葛洪的代表作品是《抱朴子内篇》与《抱朴子外篇》，“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减否，属儒家。”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8年），杨明照有《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都被列入《新编诸子集成》行列。

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泛流传，《隋书·经籍志》叙述了汉、魏以来佛、道在我国发展的简史。

[1]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明》，载于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

[3] 刘重来：《整理古籍的有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96-98页。

[4] 刘重来：《整理古籍的有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98页。

[5]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修订版弁言》，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

[6] 刘琳：《华阳国志新校注·前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吴金华：《〈建康实录〉十二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27-32页；第5期，第26-28页。

[8] 周祖谟：《前言》，载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瑞来：《史学名家的劳瘁之作：〈世说新语笺疏〉》，《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47-148页。

[10] 曹道衡：《〈世说新语笺疏〉的特色》，《读书》1984年第12期，第106-107页。

[1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