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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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5-25 22:21热度：加载中...

武侠小说概论

作者：孙长生

前言

武侠是华人界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以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

武侠与儒家和道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武侠按时间分有古代和民国武侠，按流派分有新、旧以及古仙武侠，武侠作者有20世纪的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当代的以及其他时期的作家。

第一章：古代武侠

即使是不提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以及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民俗、戏曲之侠义人物和文艺，单就古典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到近代）侠义、公案文学，著名的有：《水浒全传》、《包龙图公案》、《海刚峰公案》等。

清代后期：《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施公案》、《彭公案》、《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永庆升平全传》、《绿牡丹》、《圣朝鼎盛万年青》、《刘公案》、《狄公案》、《林公案》、《白牡丹》《正德下江南》、《英雄大八义》（大宋八义）、《小八义》（梁山后代）等侠义公案小说。

目前最早出现的整本武侠小说是《唐传奇》，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红拂女，虬髯客以及聂隐娘

此时武侠小说有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主题偏于纯粹的暴力，不同于新派的整体主题。

第二章：民国武侠

民国以后出现的《明清八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童林传）、《五女七贞》等等，尽管从年代划分不属于“古典文学”，但也都属于传统侠义小说，多以曲艺说书形式流行。

到了当代，由于小说、影视、戏曲、曲艺的发展，传统武侠文学被改编为评书、评话、弹词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丰富发展，续书也很多，比如《金刀黄天霸》、《白眉大侠》等。

此时，作品类似与现在的评书类的武侠小说，主题仍偏于古代武侠，属于新旧流派武侠的过渡期

第三章：武侠流派

第一派：旧派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烟桥着《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界定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旧派武侠不同于新派的最大特点为新派武侠的大抵主题皆为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而旧派武侠则不然，其主旨基本为江湖上的仇杀等。

第二派：新派

侠义章回武侠小说进入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得到了新的繁荣，形成为今日的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新”在去掉旧小说的陈腐语言，用新文艺手法去构思全书，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揉为一体，使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新派武侠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新派武侠诞生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作家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文关怀的思想，因此题材更加广泛、更加精彩，人物形象也脱离了以往武侠一味求“侠”的风尚，更加贴近读者，表现了侠骨柔情的精神内涵。新派武侠因为其作者生活时代，在情节安排等方面抛弃了封建思想，也脱离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使作品更像是在一个架空的却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新派武侠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就融入了义和团。在写作技巧上，新派武侠融入了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继港台武侠兴盛后，大陆慢慢成熟起来了新一代的武侠小说，继承了新派武侠。

“大陆新武侠”有一种短兵相接的味道，香港武侠虽好，但往往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怀，这跟它身处殖民地是分不开的，大陆则不同，我们自由，独立、领土广大，大可淡化这一类的情感，体现出一种成熟自信，有容乃大的气魄,地缘决定文化。

新派武侠即为大家所熟悉的武侠小说，其代表人物为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

第三派：古仙武侠

古仙武侠的雏形是在民国，在二十一世纪后才诞生成型。古仙指古代神仙，古仙武侠通俗的含义就是有古代神仙的武侠。它是融合古典仙侠与武侠的作品，伴随着神话色彩与侠义精神。

武侠中的侠，是脱胎于墨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而仙侠的侠，通常是传达着“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的朴素精神。

侠乃入世，仙为出世，道教阴阳的无情大道（无情指寻求自我的不断体悟，以达精神的成仙，非没有感情之意）与武侠江湖的有情众生，即是矛盾也是循环，象征着太极之道，这也就是为何古仙武侠也属于正统仙侠流派的原因。如古仙武侠的开创作《灵仙侠世传》，它融入了玄、道、武思想，侠与仙的主题，创新的风格写作手法，让作品的形式不在狭义。

此派代表人物为还珠楼主，代表作为《蜀山剑侠》

第四章：武侠文化

从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习武就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周武王《剑铭》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则更是强调“以仁德为武”，至此“武”与“儒”便愈发不可分了。以后，游侠之风日盛，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都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总是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属于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早在西汉时期，儒教已经过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成为那时中国唯一的显学，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中；佛教（从现有史料上看）于西汉末传入我国，至南北朝后便逐渐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得以传播，必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援儒入佛，设法通过儒士传播其教义，才快速流行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东汉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据《牟子》十四章云：“（儒与佛）如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补。西晋的孙绰在《弘明集?噜道论》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

至于“武”与“侠”结合的开始，则早在先秦春秋时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谓“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对立面_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叙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话虽有其偏激之处，然却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它们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然而，分久必合，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逐渐扩大。从“武”可以健身看，与“儒家”、“道家”的长生不老，修身养性，就不谋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时代单纯的用招术、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伦理，一种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侠”，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的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如今的社会是越来越竞争激烈、欲海横流，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因而，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

第五章：新派武侠代表作者

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于《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于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于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于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开名士派武侠新风

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

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委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

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于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金庸

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于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于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于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英雄传》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言而喻。在这部罕见的钜着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于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于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于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于《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于《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于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于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古龙

古龙

古龙祖籍江西，原名熊耀华，幼年迁居台湾，生长于破碎的家庭，1952年父母离异，古龙独自住在台北县瑞芳镇，造成他的浪子个性。

少年时期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古龙说“我喜欢从近代日本及西洋小说偷招”，师大附中初中部、成功中学毕业，淡江英专（即淡江大学前身）毕业后开始从事小说创作。

194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

1960年始尝试写武侠小说《苍穹神剑》。当时，台湾侠坛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三人名噪一时。

1964年出版《浣花洗剑录》，是古龙武侠小说的一个里程碑，代表着他武侠创作的成熟期。

1967 年所写的《铁血传奇》（首三部楚留香传奇），集武侠、文艺、侦探、推理于一身，阅读起来有如“福尔摩斯探案”。

一生创作大量武侠小说，其中《大旗英雄传》、《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英雄无泪》、《萧十一郎》、《七种武器》、《流星蝴蝶剑》、《三少爷的剑》、《欢乐英雄》、《白玉老虎》、《边城浪子》等作品，广受读者欢迎。到了创作后期，他依然不断求变，多次说“武侠小说到了要变的时候”；曾在小说中渗入散文的句法，写出《天涯明月刀》等小说。然而，这类作品并不为读者与批评家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