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时刻：扶苏之死与秦始皇生命的最后几天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故事，当我们讨论历史时，我们喜欢说，如果。

在两千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就有一段历史，最适合拿来讨论如果。

这个故事，我们所熟知的版本是这样的：秦始皇嬴政巡游天下，行至沙丘，病重。临终前下诏传位于素有贤名的长子扶苏，奈何扶苏远在北疆，诏书与印玺便被赵高截下。始皇死后，赵高与追随始皇巡游的幼子胡亥勾结，又成功拉拢丞相李斯，合谋矫诏，假传始皇旨意，令扶苏与蒙恬自杀。扶苏得诏，当即自杀，蒙恬对此却心存疑虑，不肯就死，后被囚禁，最终也被逼自杀。胡亥立为秦二世，自此，赵高专政，朝堂动荡，黎民不安，大秦帝国在胡亥继位后的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

如果，矫诏未成，扶苏不死，那么大秦帝国会不会摆脱二世而亡的命运，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呢？

这个问题，同时代的陈胜吴广或许是想过的，于是他们扯了扶苏这张虎皮，竟把传说中大秦帝国的真太子，充作号令天下人反秦的大旗。之后，正史后面有野史，野史后面有演义，书粉剧粉历史粉轮番登场，后世的议论甚嚣尘上。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更底层的问题：

秦始皇真的属意扶苏继承帝位么？

扶苏是被赋予过重望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扶苏，又作扶胥，何解？一曰兵车上使用的藩盾，二曰扶助。那是嬴政尚未称皇帝的时代，战国末期，烽烟四起，在秦国的军事行动由攻伐战全面转为灭国战的当口儿，年轻的秦王政给自己的儿子起名藩盾，这是何等深意？藩盾者，守国之门户也，寄望之厚，不言而喻。那么扶助，又是扶助谁呢？这是嬴政的第一个儿子，扶助的只能是他自己，国本之念，早见端倪。

另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扶苏此名出自《诗经》一首郑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一句，乃是一种小树小木。对这个说法我不太感冒，一来嬴政首先是个政治家，起名儿的格局不当仅限于此；二来，让儿子守门儿其实是嬴政取名的一贯调调。

怎么讲呢？扶苏后来有了很多弟弟，其中一个，就叫将闾。“将”这个字本身多音多义，到底取哪个，早已不可考了，但也不外乎扶持/统帅/把握的意思。而闾呢，一曰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单位，有二十五户人家；二曰里巷的大门。总的来看，还是个看家守门儿的。只不过，一个是战场兵家之国门，一个是庄户里院之家门。扶苏与将闾这两个名字，互为佐证，同为嬴政这个恶趣味的依据。

自然，在这里，我们暂且认为嬴政儿子们的名字都是他自己取的，毕竟嬴政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扶苏和他的弟弟们并没有爷爷来取名，而公子取名由臣子们议定的例子，历史上是极鲜见的。退一步讲，即便不是嬴政亲自取的，也一定是他认可的。

那么，被期望把持国门的扶苏，难道还不是始皇属意的继承人么？

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还真不一定。

平心而论，扶苏还是很争气的，就连赵高与李斯串通矫诏时，也评价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而扶苏与蒙氏集团的交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政治素养。他的贤名可说是公认的，从上到下，甚为远播。不然，也不会有人在起义时报他的名号了，群众基础和上层支持，哪样都不缺。

对于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始皇的态度如何呢？很不幸，扶苏因屡次直面谏上，被老父亲捉去北疆戍边了。

说戍边可能惨点，毕竟扶苏可不是去当大头兵的，他此行乃是去监军，而且监的是他好基友蒙恬的军。所以，单凭这点，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只是这戍边的时机有些不妙。

嬴政使扶苏北监上郡的时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正是在始皇三十五年，而始皇出巡，是在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说，始皇出巡之前，扶苏就已经发边了。而根据后续的记载，始皇出巡之后，也没有召回扶苏的意思。

？？？所以呢，始皇出巡也不是第一次了，出个巡就必须召回继承人么？

当然不是。不过，秦始皇此次出游，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前提和背景。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史记·秦始皇本纪》

简单总结一下这段记载。秦始皇四十九岁这年，星象不吉，陨石落地，别有用心者在石上刻下始皇薨逝，天下分崩离析的诅咒之语。这还不算，更有疑似山鬼的神秘人直言：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沉默良久，把山鬼的话走了心，心神不宁之下选择了占卜来获知凶吉，结果卦象显示，出游才能化凶为吉。

正是基于这个占卜的结果，秦始皇决定出游了。

如果始皇此时认可扶苏为继承人，那么他不应该马上召回扶苏到他的身边么？再不济，也应该召回咸阳，居中监国。

然而都没有，始皇此时仍对扶苏没有任何安排。

那么，又有喜欢刨根问底的小朋友们要说了，始皇没安排扶苏，但也没安排别人鸭，所以也不能排除扶苏就是继承人的可能性鸭？

摸摸头，阿六就喜欢这样的小朋友，每当阿六不知道怎么推动下文的时候，你们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Too young too simple, 嬴政其实还真就安排了。

他带上了胡亥。

熟读《史记》的小朋友们可能会进一步反驳，这也不一定就能代表什么。胡亥跟着始皇，可不是始皇叫他去的，而是胡亥自己“请从”，而始皇仅仅是“许之”，这才将胡亥带在身边。

确实如此，可也别忘了，这后面还有一句：

“余子莫从”。

只有胡亥一个人去了。

更别忘了，“余子莫从”并不代表余子不想从。

胡亥请求同去，始皇答应了。难道其他的儿子就都是傻的，谁都不提出陪父亲远行么？

当是时，国本未定，天象不祥，长子远在边疆，大秦的公子们，看似尊贵无匹，其实皆无所封，他们未来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仍寄托在老父亲的一念之间，悬而未决。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大家都请求过，甚至远在边疆的扶苏听闻消息，也曾奏书一封请求过，但只有胡亥被允许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虽然嬴政没有明确太子人选，但大家其实早已心照不宣，默认了某一位公子为继承人，而继承人已然跟随，众公子瓜田李下，识趣地缄默了。

不管是哪个情况，始皇心中的继位人选都直指胡亥。

阿六也反复咀嚼过，是不是自己想多了，过度解读了一些东西呢？秦始皇留胡亥在身边，会不会仅仅是老父爱幺子的一个偶然呢？如果把这个事件抽离出去，单独来看，或许还有这个可能性，但一旦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阿六还是觉得，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一个头脑尚且清醒的政治家，嬴政应当明白，权力真空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来说，是相当致命的，哪怕只有一时一刻。在不祥之兆频频出现的当口儿，他不敢存有丝毫侥幸，身边必须留有一个随时可以继立的人选。

最重要的是，阿六也在《史记》另一处记载中找到了佐证。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

--《史记·蒙恬列传》

胡亥问罪蒙毅，说始皇帝在世时曾想立自己为太子，蒙毅却作梗阻止。蒙毅是这样回答的：我从年少之时就追随始皇帝，深知主上的心意。主上巡幸天下，只有太子您跟从，其他公子是没法比的，这一点臣下从无疑虑。始皇帝想立太子为嗣，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怎么敢进反对之言，思反对之事呢？

蒙毅作为始皇帝多年宠信的近臣，都对胡亥口称太子，也认可先主始皇帝确有立胡亥为太子的想法，还是经年之思，阿六觉得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如果这就是真相，始皇最终属意的继位人选不是扶苏，而是胡亥，那么，赵高岂不等于根本没有矫诏？

不不不，自然还是矫了，只不过，矫的不是谁为继承人的问题，而是扶苏和蒙恬的安排问题。

有人说，扶苏的安排问题，不就是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么？

还真不是。其实，不管是《史记》中提及沙丘之事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还是《资治通鉴》，乃至《赵正书》，都从未说过，秦始皇临死之前，留下了传位扶苏的旨意。

那么，秦始皇对扶苏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

《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非常简短：与丧会咸阳而葬。

《李斯列传》中多了一句：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秦始皇喊长子来参加葬礼，仅此而已，并没有让扶苏来做皇帝。

如果是传位诏书，何苦这么不清不楚？明言传位于扶苏不好么？就不怕这种含糊其辞会让扶苏即位的合法性遭人诟病？尤其还是继承人远在边疆，老皇帝身死宫外，且有其他儿子在身边的情况下。

那么多出的那一句呢？“以兵属蒙恬”，这其实更坐实了始皇不欲传位于扶苏的事实。

试问，这个所谓的“传位诏书”不言传位也就罢了，竟还不忘卸了继承人的兵权，让他光板儿没毛儿地回来继承大统，可还行？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嬴政已经把扶苏排除在继承人选之外了。但是，他显然也不想杀死扶苏，相反地，他希望扶苏回到国都，参加葬礼，成为稳定时局的力量，之一。自然，他也要防着点扶苏，要是扶苏想夺位，最方便的就是带领蒙恬大兵压国都，再联合蒙毅，两股并一股，前狼加后虎，篡位so easy。不过话说回来，让扶苏把兵权交还蒙恬，也是对扶苏的保护和对胡亥的安抚，不然大哥带兵回来，落在胡亥眼里，怎么看怎么是逼宫的样子，岂不是挑起矛盾，受人以柄？互相伤害罢了。

多么温情的老父亲，为儿子们操碎了心。

不过，如果继承人本就是胡亥，那么与胡亥亲近的赵高，此时不就该高枕无忧了么？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矫一份并非传位，仅仅安排扶苏参加葬礼的诏书呢？

因为，矫诏之事，本就是赵高为一己之私，排除异己的手段。

表面上，是为了胡亥夺位杀死扶苏，实际上，是为了自己活命除掉蒙恬。

蒙恬，秦始皇时代蒙氏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另一位，是蒙毅。

蒙毅官至上卿，早年赵高曾犯下重罪，始皇帝让蒙毅为其定罪，蒙毅不敢阿法，判赵高死罪，后被始皇帝赦免才逃过一死。

本来赵高就身处与扶苏对立的胡亥集团，而蒙氏与扶苏亲近，这次又结下这么大一个梁子，于公于私，赵高都与蒙氏各种势不两立。

所以，当赵高看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旨意时，他最在乎的可不是扶苏，而是蒙恬。

不管是谁在位，只要蒙氏一天不倒，自己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威胁，分权夺宠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不趁此机会除掉蒙恬，又等什么呢？

传位胡亥，召回扶苏，如果这就是嬴政殚精竭虑之后真正的最终安排，而这个安排的结果却并不如意，那么，是不是嬴政的安排有问题呢？

就这个安排本身来说，阿六觉得没有。

但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另外两个问题（你够了）。

一：就自身素质而言，嬴政的儿子们中，谁最堪继承大统呢？

二：从嬴政三十九岁兼并六国到他五十岁病死的十一年间，他本来有大把的时间议立太子，明确国本，然而却犹豫良久，始终没能下定决心，直到死前才仓促选定，这种拖延是不是本身就是问题呢？

带着这些疑问，阿六又去肝了一遍史料，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不管是扶苏，胡亥还是嬴政其他的儿子们，从个人素质上讲，都不太行。

胡亥暂且按下不表，后面会再重点讲他。不过，他的种种表现大家基本都从各种媒介了解过了，确实也是不太成，不然不会光速亡国身死。

扶苏呢？从数次直谏这种行为来看，情智双商恐怕也是难堪大任。明知皇帝与自己政见不同，顶撞完一次不管用，也不知转圜，还接着顶撞，终于把老父亲惹怒了。惹怒了，让你去守边，却是和蒙恬一起守，那么老父亲对自己的态度，心里没点AC数么？结果后面听到父亲要杀他，还要杀正在戍守北疆的蒙恬，还不如蒙恬警觉，连质疑都没有，让自杀就自杀了。不堪用。

矫杀蒙恬这点，真的要重点吐槽一下扶苏。。。这，是个人都会察觉不对好么？改朝换代的节骨眼儿上，杀自己以绝后患也就罢了，突然杀守边的大将，是几个意思？不怕军心不稳，匈奴南下牧马么？难道为保胡亥坐稳江山，反而江山安定都不要了？一场内部招标，这分明就是排除异己搞不正当竞争嘛，哪儿像集团董事干的事儿！肯定是对手团队的手笔鸭！蒙恬得此消息，尚且觉出异常而不肯就死，扶苏啊扶苏，怎么你反而自杀得这么痛快，是有多不了解你老爸！

然而这时，一个聪明的小朋友举手提问：是不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扶苏肯轻易赴死，难道只是因为他拎不清么？会不会，他其实早有察觉，始皇对他确有杀心呢？

很有想法的小朋友，确实是有可能的。为了保障胡亥能够顺利继承大统，就要除掉受人爱戴，又是长子的扶苏。而蒙恬手握军权，正是扶苏拥兵自重，进而谋反夺位的资本。不杀蒙恬，有可能就杀不了扶苏。这也是一个非常自洽的逻辑。这个逻辑导向的最终结果，就是嬴政对扶苏和蒙恬都起了杀心。如果扶苏遵循着这个逻辑看待这份假诏，那么他心灰意冷，听从父命自杀，对杀死蒙恬的命令也并不心存疑虑，还是有情可原的。

然而，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扶苏也应该想到，始皇绝不可能，于苏蒙尚在一处的时候，下一道同时处死二人的旨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嬴政已经觉得扶苏和蒙恬有谋反之意了，那么在二人方便共谋的时候再这么逼一下，二人不正好一起反了？

最好的办法，反而是遵循原诏，先让扶苏回来参加葬礼，把蒙恬和兵权一起留在北疆。扶苏回来的时候把他扣下，最好也先等蒙毅回来，把他也扣下，再秘密整合兵力，暗中联系副将王离给蒙恬打个措手不及，方才便宜。

只是这样的话，嬴政当然要与胡亥赵高都通好气儿，也就不会有后来矫诏的事情了。至此，推导断裂，逻辑不成立。

再退一万步讲，如果嬴政对扶苏忌惮怀疑至此，最开始何苦让他去找蒙恬呢？或者早点换个地方监军，来个军区司令对调，它不香么？

所以，唯一不和史料冲突，逻辑链条完整，也最简单直观的解释，就是嬴政不想传位于扶苏，但觉得扶苏可留，甚至很有必要留（必要性这一点，之后会详述）。而扶苏呢，看不清局势，也看不透始皇对他的用心良苦，实在死的糊涂。孩子是真听爸爸的话，也真没听懂爸爸的话。

除却扶苏和胡亥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留下名字和事迹的公子，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是这样的：

公子将闾（以及他的兄弟二人）：三人在被胡亥降罪之后为自己喊冤，“我孝顺父亲，友爱兄弟，更遵从君臣礼法，我没罪啊！“，喊冤未果，拔剑自杀。卒，三人全部卒。遵纪守法的少年们，你们有没有罪真的重要么？大难临头，既无抵抗之力，也不知变通。左不过都要死了，去反抗鸭！光自己喊能行么？制造舆论鸭！陈胜吴广还知道揭竿而起，鱼书狐鸣呢，生在权谋窝儿里的你们竟然不知道么？不堪用。

公子高：看到将闾兄弟被连窝儿端，为了保全家人，未等降罪，主动请死，自杀陪葬，卒。倒是个委曲求全，温柔顾家，甘于牺牲的，只可惜，若是作为储君，实在胆识魄力不足，怕是平日里在始皇面前，就是个仁懦自抑的乖孩子。不堪用。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秦始皇的孩子们，性情都特别的，纯良。

还热衷于自我定格。

这么看的话，始皇帝还是有点问题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笑）。

其实写到这里，第二个问题也回答了一半了，嬴政不是不想早立国本，实在是没有特别如意的人选。

不过，正所谓矮子里头拔将军，反正总归要选，早定下来，不就没有后边那么多事儿了么。这回真正是始皇帝老马失蹄了吧？

不，他老人家的这种磨磨蹭蹭，悬而未决，其实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为什么呢？

因为始皇帝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来看看始皇帝生前几年的履历吧：

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议号曰‘皇帝’，改元易制，废诸侯，设郡县，地方官员不再世袭，而由皇帝直接任命，至此，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真正的中央集权，这是政治的统一。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伦，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兼采六国文字，创小篆，推行天下使用，又引入齐鲁旧地的博士制度，参与廷议，这是文化的统一。收天下兵，聚之咸阳，熔铸为金人十二，这是军事的统一。令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往咸阳，削弱地方财力，使之进一步流向中央，这是经济的统一。每灭一国，仿照其宫室复作于咸阳，这是民族的统一。自此，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时代正式开启。

不过，大一统并不顺利。同年年初，南郡（旧楚地）迁陵县有越人叛乱袭营，好在规模不大，迅速平叛。年底，南郡苍梧县再次发生叛乱，这次叛乱不同于上次，规模很大，影响恶劣。调派当地新归附的原楚国部队前去平叛，结果临阵反水，加入叛军阵营，不得已，只好征发大批老秦军二次平叛。嬴政意识到，六国遗民反抗的阴影或将长久笼罩大秦帝国，大一统的丰功伟绩之下，复辟倒行的隐患蠢蠢欲动，不时冒头，从未真正消失。

始皇二十七年，始皇西巡，秦兴于西，意在巩固后方。设立极庙，建甘泉殿，帝国从此有了象征。筑甬道，治驰道，大秦帝国的基础建设开始了。

始皇二十八年，命屠睢率兵南征百越，遭到强烈抵抗，久战不下，军需告急。始皇特命史禄掌管军需供应，开始修凿人工运河以便运载粮饷，史称灵渠。始皇东巡，东有齐鲁，固有的意识形态最为坚挺，此地宜立碑，宜令儒生立颂秦之碑。碑既立，又令儒生议泰山封禅之礼。这回儒生不大配合，含糊其辞，众说不一，始皇只好自定礼法，在儒生的奚落中，强行封禅。始皇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六国遗民并不认可秦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还远远没有形成。收拾心情，南登琅邪，琅琊是个好地方。迁百姓三万户，补充当地劳动力，免除十二年赋税作为搬迁补助。琅琊临海，海洋领土，国之边界，必须立碑。

当地人徐福向始皇打报告说，海中自有三神山，三神山上有神仙，欲见神仙须斋戒，童年童女送上船。这是始皇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受封建迷信之荼毒，荼毒成功，徐福携一批壮劳力和大量生活物资及生产资料，远渡重洋。

离开琅琊，经过彭城，斋戒祷祠，想顺便把周鼎从泗水打捞出来，成为帝国政权的新ICON。结果没找着，始皇帝有些气闷，但也只好作罢。渡淮水，到了湘山祠，遇上大风，船不能行，始皇觉得有些邪性，问博士，“掌管这里的湘君到底是何方神圣？”博士答，“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始皇本就因为周鼎之事气儿不大顺，听完立即大怒，心想任凭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我这个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真皇帝还大不过你去？于是十分缺德地派了三千罪犯，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扬长而去，回了咸阳。（对于湘山事件，《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另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说法，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本文暂且采信《史记》中的记载。）

始皇二十九年，始皇第二次东巡。盘算着上次东巡本想在六国故地立威，结果封禅一事不大顺利，这回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非得达到目的才不枉此行。然而人就怕念叨，途径博浪沙时，前韩国贵族张良遣力士以大锤击始皇车驾，不过始皇命不该绝，当时并未坐在被击中的那辆车里。张良的失败是情有可原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始皇十分鸡贼地为自己准备了很多马车，规格相同，都是四驾。而张良以惨痛的代价告诉我们：考试中，蒙C是行不通的。当然，始皇帝当时也未曾料到，这个刺杀未遂，搜捕十日而不得的贼人，最终在十几年后，谋杀了他的江山。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始皇帝爬起来，爬到山上，再立两碑。之后又去了一趟琅琊，取道上党回宫。

始皇帝三十年，这一年难得平安无事。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次年（始皇三十一年），嬴政更名腊月为“嘉平“。每百户人家赐米六石，羊二只。颁布鼓励百姓多多耕种的政令。这条政令看起来空泛，实则不然，因为秦当时收的是人头税，即按照人数，收取每人定额的税款。也就是说，多出来的收成就是属于自己的，不会按照百分比上交国家。人民为自己种地，嬴政希望借此增加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也增加对秦的国家认同感。

也许是社会的初步稳定让嬴政有些放松了下来，他带着四个保镖在咸阳穿便装出行，结果晚上在兰池就遇见了强盗，搞得非常狼狈。武士们打死了强盗，又在关中大规模搜查了二十天。

始皇三十二年，第三次东巡，这次始皇更加向东北方向深入，来到渤海湾，下令燕人卢生找寻方士，再次求仙入海。在碣石山刻石立碑，推倒城墙，挖通堤防，消灭旧时诸侯地方自治的遗存，又派遣韩终等人求仙人不死之药。离开渤海，始皇向北巡至上郡。燕人卢生海上求仙归来，带回卜辞，曰“亡秦者胡也”。于是始皇点将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三十万是什么概念？关中军的一半。足见嬴政对蒙恬之信重。

始皇三十三年，灵渠历经五年，终于凿成，秦军征越之军需开始由水路供给，可惜屠雎却也已在当年战死。启用主将任嚣，征发犯人，奴隶和商贩，迅速夺取岭南地区，百越之征历经五年，终于取得初步胜利。增设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贬谪之人派去戍守，与越人杂居通婚，民族融合搞起来。西北方面，着手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新划四十四县。沿黄河修筑城墙，设置要塞。北方边界防御工事初成，即派蒙恬渡过黄河，夺取河套地区，随即筑起长城，以驱逐戎人。再次迁移被贬之人，调动人口，向新的领土输入劳动力，均衡各地发展。攻打，拓疆，建制，支边，一气呵成。

始皇三十四年，贬谪执法不正的官员继续修筑长城，或戍守南越地区，至此，秦长城已将帝国的北部疆域全面保护起来。边疆初定，始皇在咸阳宫摆酒，博士七十人前来祝寿。仆射周青臣很有眼色，奉之以“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等语，始皇大悦。

博士齐人淳于越却反驳说：“我听说殷周统治天下，加起来有一千多年，都分封子弟功臣作为自己的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阿谀，更是加重了陛下的过失，这并非忠臣。”始皇未置可否，只让群臣先议论二人之见。

丞相李斯说：“五帝不是一代效仿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袭承一代，却各自都治理的很好。并非是他们故意要与彼此不同，实在是时局变了。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时候的事，哪里值得取法呢？那时诸侯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在家就该专注务工务农，读书人就该专攻法令刑禁。如今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借古非今，惑乱民心。臣冒死进言：古代天下散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话都是称引古人为害当今，矫饰虚言以扰乱事实，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知道的就是对的，因此就会对朝廷所建立的制度指手画脚。您已经兼并天下，就应该统一思想，建立标准，只遵循一套规范。私学助长对法令的非议，导致人们一听说有命令下达，就各自根据所学加以议论，入了朝就暗自腹诽，出了朝就街巷谈议，在您面前夸耀自己来求取名利，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率领民众制造诽谤舆论。如果不加禁止，在上，君主威势降低，在下，朋党势力聚集。我请求让史官把秦史以外的典籍全部焚毁。除博士的官方藏书之外，民间敢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上缴，一起烧掉。聚众谈议《诗》、《书》的处死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情不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劳改四年。但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并不在销毁范围之内。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诏说：“可以。”

这部分基本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原文非常详细地搬过来了，因为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事件。

差评，这点实在不敢给嬴政洗白。这就是为时代所局限了，专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愚民，而始皇这回搞得也确实过分了。万幸的是官方版本得以保存，仍有孤本存世，但依旧不可否认地给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不可估量，也无法挽回的损失，无论怎么看，都是过大于效。不过，我们也应该借此感受到，此时的大秦帝国虽外患初平，内忧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不然也不会到了烧尽天下藏书的地步。不管是朝堂还是民间，人心不齐，不认可秦朝统治的人大有人在，如果不引起警觉，不知哪天就会星火燎原。

人们的思想意识亟待聚拢。

始皇三十五年，命蒙恬修筑从陕西直通北境阴山的军事通道，因南北大体相直，史称“秦直道”。渭水之南，营建朝宫，先作前殿，暂名阿房，四周架设天桥，一通南山，二跨渭水，向北与咸阳相连。是年，有受刑之人七十余万，一波被派去修阿房宫，一波被派去修骊山陵园。当是时，驰道直道皆已修成，运输网络四通八达，阿房骊山所用材料，有的来自北山，有的来自荆蜀。至此，关中建造宫殿三百余座，关外四百余座。又立界碑于东海，作为帝国东方的门户。这一年是大兴土木的一年，为此，迁徙百姓三万户到丽邑（现属西安），五万户到云阳（现属重庆），都免除十年的赋税和徭役。大修大建，虽政绩斐然，也通过免除赋徭安抚了民众，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透支了未来的劳动力。秦始皇很急，急得有些异乎寻常。

这时，之前登过场的卢生劝始皇说：陛下您求仙多年而不得，恐怕是有什么冲撞了，如果您隐蔽自己的行踪，避开恶鬼，一定很快就能求得不死仙药了。

始皇他。。。就这么信了，还从此自称真人，将咸阳宫二百里内所有宫殿庙宇用阁道相连，钟鼓美人安置其中，且登记在册，不能串宫，从此过起了隔离的生活。有暴露始皇行踪的，处死。一日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甚多，就不大痛快。有内侍偷偷告诉了丞相，丞相赶紧减少车骑。结果始皇非但没有云开雾散，反而大暴雷霆，说：“这是有内侍泄露了我的话！。”审问过后，没人承认，于是杀死全部嫌疑人，从此，再没有外人知道始皇行踪，与大臣议事，也只在咸阳宫进行。

这个操作，其实不尽然只是什么仙人不仙人的问题，截至目前，嬴政已然经历过燕丹，高渐离，张良等人主持的三次正式刺杀，以及一次语焉不详的夜遇强盗事件，惜命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还真就有人憋着算计他。

这位卢生，后来找到仙药了么？自然没有，不仅如此，卢生不久之后，就和蛇鼠一窝的侯生念叨：“始皇为人，刚戾自用，起于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自以为老子古今天下第一人。专门喜欢任用治狱的官吏，博士虽有七十人，但都是摆设。丞相等大臣也都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看皇帝颜色行事。皇帝喜好以刑杀立威，天下人害怕获罪，只想保住俸禄，没有敢真正尽忠的。听不到逆耳忠言，就日渐骄横，下面人就更加害怕，愈加奉承。秦法规定，方术不应验，就处死。可是做这一行的有三百多人，那可都是良士，因为害怕，不敢说始皇的过错。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始皇。你还不知道吧，嬴政每天批阅的奏章都是论斤称的，日夜都有定量，不完成不能休息！贪恋权势至此，我才不给他求仙药！”于是溜之乎也。

始皇听说他跑了，气儿不打一出来，新仇旧恨一齐上头，终于醒过味儿来了，大怒道：“朕烧尽天下不合时宜之书，广招博士和术士，希望他们能够带来太平盛世。是术士们提议求取仙药，如今却听闻韩生一行已经逃跑，杳无音讯。徐福呢，花在他身上的钱数以万计，还是不能得药，只有他们非法牟利互相告发的消息越听越多。这回的卢生，我更是素日里尊敬有加，赏赐甚厚，现在还诽谤我，责怪我无德。”

一查之下，竟发现还有其他人以谣言惑乱民心。于是命令御史冯劫将诸生一一审查，结果诸生狗咬狗，一个告发一个，始皇亲自将他们从名册上除去，不再录用礼遇，都坑杀在咸阳，并公告天下，以儆他人。此年又征发更多的流放人员去戌守边疆。始皇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诸生诵读诗书，效法孔子，现在您把他们绳之以重法，臣恐天下不安，望您明察。”始皇闻言生了气，就派扶苏到北方上郡给蒙恬监军去了。

这一部分也详细引用了《史记》的记载，一来交代扶苏发边的来龙去脉，二来这就是嬴政另外一个最遭后世诟病的事件：“焚书坑儒”的“坑儒”。

自汉以后，皇帝们皆行外儒内法，坑儒就是打脸，儒家被高高地举到台面上来，十分擅长粉饰太平，乃是君主之最爱。于是，他们不仅要对儒家特别维护，当然还要树一个靶子，把不尊儒法的人定在耻辱柱上，方能表明自己的立场，顺便矮化他人，抬高自己。要达到这个目的，前提就是坐实始皇坑的（de）确为儒家之生，专为儒家之生，只为儒家之生。

他们成功了。

坊间在他们的引导下，一度都是这么认为，直到近些年才有了不同的声音。只可惜，令人遗憾的是，往往一翻案就走极端，坑儒之说于是从“活埋的都是孔子门生”突然风向一转，变成了“杀死的都是方士，没有活埋，只是没给收尸“。坑这个字到底代表了哪种死法，就先不说了，因为没有依据，不敢说。至于杀的是到底是儒生还是方士，这个就得说道说道了。

让我们捋一捋司马迁讲述这件事的用词。始皇坑儒之前，自陈委屈的那段话里，先提到了另一个事件，焚书。焚的是什么书呢？通过前面我们知道，除了医药农桑占卜之外的所有书，其中，就有儒家的《诗》，《书》。不过，可不仅仅于此，诸子百家著作都未能幸免。之后，始皇开始cue人，先从群体开始，原文用的是”文学方术士“ 即有文化学问的人，和方士术士，后来具体到人，徐福，卢生，韩生，而最后坑的，就是诸“生”。

那么生是什么呢？首先卢生本人肯定干过求仙问药的事，当属方士术士无疑。然后，前面卢生腹诽始皇那一段中，他却先为博士们鸣不平，觉得他们是被当作摆设，根本没有话语权。这就有点奇怪了，您一个搞封建迷信的，替人家博士委屈干嘛，您挨得上么？

那么，就有两种解释，一：生这个字本来就是当时文化人的统称，有搞社会政治学说的，有搞医方神仙术的；二，生的群体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既是博学之士，即始皇口中的文学之士，又干了方术的行当，即始皇口中的方术之士，而卢生就是其中之一。秦始皇先提焚书，又提求仙，之后还提街谈巷议，诽谤朝堂，最后扶苏又添了一笔，说爸爸啊，诸生杀不得，因为他们是孔子门生啊！

到底怎么回事？

方术和儒生，本来就难分彼此啊！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大秦帝国的土地上，有这么一群人，叫做生，正如前面所说的，他们有的擅长方术，有的饱读诗书，有的纵横善辩，可能还有的杂学旁收，什么都会点。其中有人以求仙问药为由头，欺君罔上，骗取利益，一次两次蒙混过关，时间一长就兜不住了。于是，诽谤栽赃，制造舆论，错都是别人的，我是没错的，始皇先不仁，就怪不得我不义了！最后，还不忘了扩大影响，争取盟友，形成统一战线：瞧瞧，被迫害的可不止我一个，博士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文化人的日子不好过，天下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啊！这么一搞，始皇新仇旧恨，一齐发作：给钱不办事也就罢了，还得说我的不是，自己说还不行，还得街谈巷议，搞得像我负了天下人似的！我看看，还有谁也诽谤我了？呦呵，还真有这么多，叉出去，全部叉出去！

所以，坑儒这件事，求仙被骗是导火索，诽谤君上，惑乱民心是根本原因。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诽谤君上，惑乱民心，那就是扰乱社会秩序。于是，但凡沾上这些罪过的生，不管方士，儒生，还是双重身份，抑或是修习什么旁的学问的，都被揪了出来。哦，他们还互相揭发，来了个自我连坐。

坑的到底是儒生还是方士，何必非黑即白，你死我活呢？大抵我不是专业人士，用不着旗帜鲜明地拥护一说，所以这个稀泥就和得心安理得。

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一连串事件，前文已经提到过，就不再赘述了。又迁三万户人家到北河（现内蒙古一带）和榆中（现甘肃兰州一带），每户授爵一级。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始皇帝最后一次迁徙人口。至此，北部边疆，西南巴蜀，西北关中，西北榆中，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全部充实。有趣的是，这些人口的流向区域，除了沿海地区以外，其他的如今都分布在黑河腾冲线附近。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始皇第四次东巡，第五次巡行，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巡行。左丞相李斯跟随始皇，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次东巡偏南，走水路至云梦，祀虞舜，沿长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浙江水波恶，西绕百里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照例立碑。返程路上，经过吴地，生平第三次来到琅琊。这时徐福回来了，不知是不是经年在海上漂泊，没听到同行被杀的风声，还算诚信地回来复命。但这么多年一无所获，还花费甚巨，心知难逃降罪，就撒谎说：仙药本可得，大鱼可奈何，但请良弓手，端了大鱼窝。嬴政记吃不记打，适逢梦见自己与海神交战，博士还解梦说海神就是那大鱼变的（这里再次印证了博士（文化人）啥都干的事实），所以又信了徐福的邪，一路从山东南部寻到山东北部，终于找到一条大鱼，杀之。随后索性沿海西行，走到平原津就病了。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随着嬴政病情加重，一行人加紧赶回咸阳，到了沙丘（结合不同史料，也有可能是临近沙丘时）病情已经很危急了。心知自己命不久矣的始皇赐诏书与印玺给扶苏，让他回来参加葬礼。只可惜书玺没有直接交给送信的使者，而是交给了赵高，于是被赵高扣下。最终，嬴政崩于沙丘，结束了他马不停蹄的一生。

自秦统一六国到嬴政身死的十一年间，他的政绩包括：建立制度，推行制度，统一标准，执行标准；有详实记载的人口调度5次，共计逾25万户，其中，11万户因迁徙豁免10年及以上赋税，3万户因迁徙而获爵；封禅、立碑，西巡1次，东巡4次；平定叛乱，南征百越，北击匈奴，维护治安，巩固边防，扩充疆域，自秦之后，中国领土南达岭南，北到阴山，东至辽东，西抵高原；修驰道，直道，灵渠，长城，这些基建始于军事，千百年后，却功在民生。

当然，期间也有功不抵过的焚书，争议颇多的坑“儒”(或许叫”坑生“更为准确)，为人诟病的求仙问药，益损难评的大兴土木（扩充京都，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复刻六国宫室等等）。

一些都在变化着，首次在全天下推行的郡县制，必然引起各地贵族的强烈排斥，高度集权的构想到底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交给下一任的天下，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天下么？

文字和法度的统一，何时能被六国遗民接受，又何时才能进而统一他们的意识形态？交给下一任的天下，是一个民心已定的天下么？

是一个人口充实的天下么？

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天下么？

是一个边境安定的天下么？

是一个基建齐全的天下么？

。。。

始皇帝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大局，但他却一生都在盼望定局。

所以始皇帝很急，他想尽快把一切都做好，给后来人留一个清明的天下，稳定的江山。

但他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可能潜意识里，他知道是来不及的，但是下意识地，他又全力达成。

于是，他规定了每天必须要读完的奏章，那时还是竹简， 60斤竹简，差不多4万字，阿六最近的每一更大概是四千字左右，十倍于此的篇幅，每天都要读完。而始皇帝不只是通读，还要斟酌之后给出批示。自然了，他还得见个大臣，巡个天下，祭个祖先什么的，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关照后宫的美人。

人们有时就是这样，看秦始皇到处求仙问药妄图长生不老，就嗤之以鼻，觉得他不舍荣华，极度恋权，贪生怕死。而当年看完康熙大帝，再听一句向天再借500年，就要感叹悲也壮哉，英雄暮年，壮志未酬，雄心不已。

其实，二位的心情可能是一样的。

说的远了。

秦始皇很急，所以出手就特别狠，要想早日定局，就要加速变局。

他的着急又和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是相辅相成的。

老话儿讲，越急（就）越急，说的就是秦始皇当时的心境。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武力兼并六国之后还不与民休息，继续南征北战，经年使国家处于高度应激的作战状态。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方面，秦国多年的战时体制惯性巨大，无法轻易刹车，老秦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能强制进行身份转换；另一方面，新秦人尚不接受灭国的事实，并不认可秦的统治和统一的理念。这些都是互相勾稽并且迫在眉睫的内部矛盾，因此，只能继续引入外部矛盾，以期内部矛盾的缓解。如果之后有机会，可能会单开一篇详细讲讲这一点，这里只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作为解释。比如，第一次南征百越时，屠雎带去的几十万大军，就有十万是老楚人。与其让六国旧部在国内碍眼，成为不安定因素，还不如让这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反秦急先锋去对抗外敌，互相消耗。更重要的是，老楚人和老秦人同袍抗敌，眼前仇总是泯得旧时恨，从势不两立到戮力同心，只需同一个敌人，最好还是凶残一点的。这才是嬴政的手段。

他一边给帝国吃下猛药，一边思索：如果他死时还是诸事未平，那么就需要一个能够全面贯彻他现有政策的继承者；如果局面大定，天下大成，他就需要一个能够安抚百姓，与民休息的守成仁主。

归根结底，没有最好的继承人，只有最合适的继承人。

只是，嬴政不尽力奔跑到最后一刻，就不会知道，他的继承人到底需要适配何种局面。

所以，太子之位不能早立，其实是一种必然。

那么到底是什么局面呢？嬴政死前的一年，还在向一南一北两个方向迁徙人口。仔细想想的话，起了地基的阿房宫未成，而阿房宫仅仅是计划中朝宫的前殿，这些都意味着太多提前透支的税赋徭役，未来国家财政中可见的真空，令人头疼。不过好在军事上还比较安定？也不尽然。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前几年就打下来的百越还是骚扰不断。

于是，直至沙丘病重，在嬴政隐约看到他道路尽头的时候，才终于肯停下来，承认自己终其一生，拼尽全力，也还是没能看到他盼望中的定局。

如今，只能将这份未定之局交给下一任了。

谁呢？

这时候将扶苏和胡亥进行对比，才有意义了。

胡亥其人，可说他昏庸，懦弱，偏信佞臣，贪图享乐，但他有一个优点非常突出。

那就是特别爱慕父亲。

其实，在始皇帝驾崩之后，赵高劝诱胡亥矫诏，并不是十分顺利的。

赵高对胡亥说: 始皇帝已然驾崩，没有给其他儿子封王留诏，独独给了扶苏。扶苏一来，您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虽然阿六认为赵高所言不实，然而当时这话落在胡亥的耳朵里，却不可谓没有分量。

那么胡亥是怎么回答的呢？

胡亥说：确实如此。然而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死了，没有给诸子封王，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赵高又说：不不不，如今天下之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的手里，希望您好好筹谋把握，况且别人当自己的臣下和自己当别人的臣下，被人控制和控制别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胡亥又答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才疏学浅，资质平庸，彊因人之功，是能力不胜任：三者逆德，天下不服，无论自身还是国家，都有倾覆的危险。

胡亥被赵高教唆之后，一度是想拒绝的，拒绝的理由，次次都提到了父亲。

要听爸爸的话，这点胡亥是很在意的。

不过，胡亥终归还是依赵高之言杀了扶苏，抗了父命，这些话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

那么还有其他证据么？

让我们看看嬴政死后胡亥的表现吧。

发布丧告之后，中止阿房宫的建设，调70万人修筑父亲的陵墓。第二年，又提议增加始皇祠庙里用来祭祀的牲畜数量，增加山川各种祭祀的礼仪，讨论推尊始皇庙号的事。

效仿父亲巡游，“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而且还勤于思考（笑）主动发现了一个问题：始皇帝当年刻碑文的时候，都是自称皇帝，而不是始皇帝，如今自己也承袭了皇帝的封号，这么一来，后世看这些碑文，没准还以为是始皇帝的后嗣刻的，白白安了功德到别人头上，岂不影响壮哉吾父之光辉形象？于是，除了在碑文旁边表达了自己的赞颂膜拜追随崇敬之心以外，还细细说明了始皇立碑的前因后果，必不使一条功绩漏于始皇。

或许，胡亥并不理解嬴政巡游的意义，也并不理解嬴政其他的政策和手段，也就谈不上认不认可嬴政的执政理念。

但是，胡亥一定是认可父亲，认可始皇帝这个人的。

这样的胡亥，在嬴政面前，大抵不单单有父子伦常的尊重，还有发自内心，时常表露出来的认可和依赖。这会让嬴政觉得，这个孩子会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虽然他没有突出的才能，但可控性好，让始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未来局面有了一丝安全感。

扶苏呢，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能力都已经很成熟了，也有强有力的拥护者。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扶苏已经显示出对儒家的同情，靠拢和维护。如果是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在社会矛盾仍然激烈的情况下，扶苏极有可能因为对儒的倾向，重归周的旧制，那样，嬴政这辈子基本上就白干了。

扶苏和嬴政的政见相异，而扶苏的势力又真的能助他贯彻异见，所以他的优势也反而变成了劣势。

所以，对嬴政来说，与其选择一个倒行逆施的扶苏，还不如选择一个认可自己的胡亥。

那么认可父亲的胡亥，真的追随始皇帝的执政理念了么？

很大程度上，是的。

对外，”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对内，在胡亥执政初期，其实他还是沿用了嬴政的廷议制度。而遍观胡亥整个执政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法家思想不动摇，集权主义不改变，皇帝老父亲遗留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乃至于后来还发生了一段非常荒诞的对话。

在陈胜吴广、项梁、魏咎相继起义之后，各地叛军呈沸腾之势，按下葫芦又起了瓢，从关中发往各地的平叛军队络绎不绝，于是左相李斯，右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三位重量级人臣共同倡议：盗贼多都是因为戌边、运输、劳作的事情太辛苦，赋税太重。我们请求暂停阿房宫的修建，减少戌边兵役和运输徭役。

而二世对此的回应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先帝出身于诸侯，兼并了天下，天下已经平定，对外排除四方外族以安定边境，对内修建宫室来显示成功的得意，你们都看到了先帝功业已经就序。而现在我登位两年的时间，盗贼纷起，你们不能禁止，又想要终止先帝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做，对上不能报答先帝，其次也是不为我尽忠尽力，你们还凭什么身处高位呢？

？？？

即便只是说辞，胡亥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想到把父命搬出来，阿六着实佩服。

在嬴政的设想中，未来的继承人只要拥护他的执政理念，不改弦更张，他留下的顾命大臣们自会各行其是，完成历史使命。

而始皇帝留下的班子确实是过硬的。面对时局，李斯二冯都提出了正确的对策，武将章邯更是平叛的好手，如果二蒙未死，更是一为定国大将，一为辅内良臣。如果胡亥依靠的是他们，大秦帝国尚有前景可图。

这样，远远好过一个“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扶苏依仗蒙氏集团和朝中势力，怀着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将嬴政多年的励精图治直接化为泡影，重回周之分封大梦。

一个被人牵着扶着慢慢往前挪的庸才，远好过一个大手一挥开历史倒车的老司机。

扶苏之于秦，或如王莽之于汉。

综上，当是时，未定之局，最宜交与胡亥。

只是，始皇帝没有料到，胡亥最终并没有扶着自己留给他的拐杖，而是完全倚靠了赵高。

那么，始皇帝对赵高和胡亥的亲近，会没有察觉么？

自然是有的，赵高给胡亥当老师，本来就是嬴政促成的。但是，嬴政在世时，胡高虽然亲密，胡亥却不太可能对赵高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毕竟，胡亥当时应该对嬴政言听计从才对。

赵高顶多排老二，被始皇帝老大夺去了绝大部分光辉。

胡亥对赵高彻底信任，其实应该是在赵高 “矫诏”，为胡亥“谋夺”皇位之后。

怎么说？

让我们再深挖一下矫诏事件。

《秦始皇本纪》中，诏书的内容是：与丧会咸阳而葬

《李斯列传》中，诏书的内容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同样在《李斯列传》中，第二次提到诏书的时候，却有了新的版本：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哎呀呀，这不就明确说了，始皇的诏书就是传位诏书了么？那么前面的推导岂不是被全盘推翻？

别急，让我们看看原文。

“（赵）高乃谓丞相（李）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立嗣这个版本，与前两个版本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而它唯一一次在《史记》出现，正是赵高对李斯传达的。

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完整的图景可能是这样的：

始皇给扶苏的原诏中，只提及参加葬礼而并没有立嗣，但赵高却对李斯谎称始皇要立扶苏为嗣。

明言扶苏为后嗣，不是更增加劝说李斯的难度了么？

其实不然。

只有让李斯认定扶苏会上位，与扶苏亲厚的蒙氏才有可能威胁到李斯的地位，这才能够劝动李斯支持自己诛杀扶苏和蒙恬。如果本来就是胡亥上位，李斯没必要冒这个大不韪。既然扶苏不上位，自然蒙氏也不会被太过重用，那么自己还是朝堂的一把手。

另外，排除蒙氏这个异己，虽为赵高矫诏最大的动因，却绝不是赵高矫诏最大的好处。

是了，在拉拢李斯之前，赵高可是先劝诱胡亥的。如果始皇帝本意就是令胡亥继位而非扶苏，那么赵高其实也对胡亥撒了谎。

这就奇怪了，左不过皇位都是胡亥的，而自己是胡亥的亲近之人，这个谎撒的有什么意义么？

太有了。

试想，老父亲传位给自己，和老师为自己谋夺帝位，能一样么？

这一通操作，使得赵高和胡亥彻底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要想获得最亲密的关系，达成最坚固的共同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分享同一个秘密，犯下同一个罪过，最好是大逆不道的那种。

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我不禁怀疑：始皇帝，真的就只留下这一封诏书么？

这封诏书，留给他远在边疆的长子，只让他回来参加葬礼。

对其他公子，乃至对顾命的重臣，未来的领导班子，都没有任何交代。

是他病的太重，实难顾全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首先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明确继承人么？其次是明确顾命大臣，再次才是对亲人的嘱咐与交代。

那么，如果始皇帝的身体状况只允许他下达一封诏书，那么这份诏书必然是为立嗣而颁发的正式书面凭证，而非让长子回来参加葬礼。

是了，赵高既然能把这份给扶苏的诏书按下不发，难道就不能把其他诏书匿下不表么？

如果，始皇帝留下了很多诏书，其中第一封是给胡亥的传位诏书，一封是关于顾命大臣的班底安排，一封是叫长子回来参加葬礼，还有几封是安排诸子，而赵高匿下了其他诏书，只把扶苏那封示于人前，整件事情就解释的通了。

是的，这只是一个猜测，但这是一个不和《史记》已录内容冲突的猜测。

而且这个猜测也并非全然没有旁证。

《赵正书》是近些年才面世的文献资料，目前被收录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在《赵正书》中，嬴政死前，是与群臣公开议立过太子的，左相李斯和右相冯去疾向始皇提议，立胡亥为接班人，始皇也公开表示同意。

当然，《赵正书》的可靠性目前史学界还众说纷纭，并未统一。但对于立嗣一事，我觉得不妨取之，因为，《赵正书》的相关记载看似与《史记》不同，但其实并不矛盾，甚至互为补充。议立胡亥为嗣是真，矫诏杀死扶苏蒙恬也是真，二者以合适的逻辑链条串联起来，就能完美融合，臻于史实。

表面看来，赵高是在拉拢李斯为胡亥谋得帝位，其实帝位本就是胡亥的，赵高也无意替换帝国的继承人，只是在利用胡亥和李斯为自己排除异己，诛杀与自己对立的蒙氏集团。

可是诛杀一个蒙氏集团就够了么？赵高觉得不够，他只是一个中车府令，说白了，还是内宫系统的官儿，比之李斯，冯去疾，冯劫等，根本上不了台面，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们才是理所应当，名正言顺的顾命大臣。自己虽是胡亥的老师，但单凭这点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乃至位极人臣么？

当然不行。

所以，在欺骗李斯之前，赵高先欺骗了胡亥，还是双重反转，一石二鸟的那种欺骗。本来帝位就是胡亥的，偏说不是，说完不是再撺掇他“矫”夺帝位。本来他与胡亥的关系还到不了息息相关的地步，还有挡在他前面的顾命大臣，但赵高偏偏匿下了始皇帝原本的托孤顾命之诏，还假意和胡亥站在一起，为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胡亥自然从此对他死心塌地，言听计从。

矫诏之矫，先对胡亥矫，再对李斯矫，最后才是对扶苏蒙恬矫，对天下矫。

多年前胡亥就是秦始皇心目中的继承人备选，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嬴政也确实曾对扶苏抱以重望，又一直没有公开确立太子。再加之赵高诈称钦定之人乃是扶苏，所以胡亥即便得位，打内心中就认为自己得位不正，所以遍杀诸子群臣，也进一步成为了孤家寡人，更助长了赵高专权。

矫诏属实是千古奇谋。

从后续的记载来看，赵高也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佞臣，他是真正想杀死君主，取而代之的。甚至付诸了行动，最终杀死了胡亥。胡亥死后，赵高曾有自立之念，可惜发现朝中反对他的人太多，于是又操纵朝局，立子婴为王，还在楚汉日盛，秦国大厦将倾之际，在天下重归分封的未来图景里，为自己称王封侯做出谋划。不说别的，赵高作为一个出身隐宫，曾获重罪之人，其野心之大，胆识之高，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赵高虽身在胡亥集团，其实第一个负的就是胡亥。赵高要巩固权宠，宠自然是胡亥的宠，权自然是胡亥赋予的权，但是赵高其人，观其手段，其实天然是站在胡亥的对立面的。或许早在赵高最初的规划中，无论是贵为天子的胡亥，还是权倾朝野的李斯，不过都是他夺权上位的跳板，说好听一点，也就是临时盟友。

始皇帝没有想到，他一世英名，没有栽给外敌，没有栽给权臣，没有栽给兄弟，临了临了，栽给了内官赵高。

如果始皇帝死后有灵，在魂魄将散未散，徘徊辗转之际，看到赵高的种种行径，大概也会不是滋味地给自己复个盘，看看杀死蝴蝶的最后机会到底在哪。

溯时光之流，回到始皇帝三十五年。

距离始皇帝驾崩还有两年。

这个时候，嬴政心底里应该还没有完全认定胡亥，所以即便扶苏受罚戍边，也给他安排了蒙恬。一切都还混沌。

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之间，始皇帝心里的抉择渐渐成形，慢慢明晰，不然，他不会让扶苏远离权力中心这么久，戍边两年还不召回。

三十七年，始皇帝为改运而出巡，这个时候他心里应已有预感，觉得目前的民生政局都很难再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天命或许也快到了。

所以始皇独独带了胡亥巡游，他的抉择到此时，已经是呼之欲出。他的内心已经认定了胡亥，也就没有召回扶苏。

距离始皇驾崩，还有最后几个月。

是这里开始就错了么？始皇帝蹙眉思索。

如果此时，就明确立胡亥为嗣，昭告天下，然后召回扶苏，匡扶制衡，再安排好顾命大臣，是不是就圆满了？

确实如此。

只是，纵然预言令人心惊，但毕竟彼时嬴政身体尚好，没有实质性的噩兆。

嬴政思索了片刻，觉得这里没有决定性的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让他再重来一遍，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就安排后事。自己还好好的，说不定还能多干几年呢，几年之后是什么光景，还不知道呢。现在就立储，万一将来局面大改，胡亥又不合适了，届时又该怎么办呢？

这几个月，还不是大秦帝国的存亡时刻。

嬴政默默良久，才顺着历史的时间线，又慢慢往前走着。

行至平原津，始皇帝病了。之后，他的病在行至沙丘的时候，就变得十分严重，并最终死在沙丘。

平原津在如今的山东德州境内，而沙丘在河北邢台，阿六原本感觉，古代车马怎么也要走上十几天吧？

结果地图上一搜，即便是走路也只要1天零20个小时左右，当然，考虑到具体地点的误差，路况路线不同，嬴政生病期间也不太可能日夜兼程，但是毕竟嬴政乘的是马车，也急于赶回咸阳，所以，大致可以推出，即便走得再慢，十天也是用不了的。

这样看来，嬴政的病程真的很急，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一天不如一天，急转直下。

那么，行至平原津的时候，距离始皇驾崩，还有最后几天。

历史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做出某个关乎存亡的决定。

纵然嬴政无法预知自己会死于这次疾病，更无法预知病程如此之急，但终归他已经病下了。身为帝王的他，应当明白，该出手了，再不出手，一旦事有万一，就来不及了，代价也太大了。

但是，最终他什么也没做。

这一次，始皇真的错了。

于是，秦始皇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终于成为大秦帝国的存亡时刻。

嬴政长叹一声，复盘至此，几乎可做定论了。

这个关乎存亡的决定是什么呢？

始皇啊，天热了，赵高该杀了。

马后炮谁都会放，立胡亥之念积年的始皇帝，留赵高管事二十余年，又令赵高教导胡亥，显然对赵高无比信任，甚至就是想让赵高继续辅佐继承人的。这样的赵高，嬴政又怎么可能会想到要去杀他呢？

赵高其人，担任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职位不高，权力却大。在中央集权的加强时期，始皇帝给胡亥留下赵高这一内侍近臣，意在提高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力量比值。而如果前文中阿六的推导正确，始皇帝命背靠蒙氏的扶苏重返帝国权力中心，则是对皇帝个人权利的制约，存续的蒙氏集团又是对赵高的分权。如果一切都按照始皇帝的安排，遍观朝堂，文武双全的蒙氏集团心向扶苏，同样文武双全的冯氏集团和文臣李斯则保持中立（这三位就是三公九卿的三公），武将章邯和王离从后续发展来看，应站胡亥一方无疑，胡亥再有一个文臣近侍赵高，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精妙完满的安排。几股势力互相制衡，环环相扣，此消彼长，形成动态平衡，就是梦寐以求的稳定。

这就是赵高的厉害之处，他不仅是始皇帝的心腹，还成为了预备太子的心腹，让始皇帝看到了赵高在未来朝堂的可用之处。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是近臣，前有雄才大略的商鞅没有做到，后有精于世故的和珅也没有做到，赵高却做到了。

始皇帝又怎能预料，在他身死之后，赵高竟敢矫诏，将扶苏和蒙氏全部杀死。这打破了对胡亥个人权力和对赵高权力的制约，赵高之权骤然壮大，二冯一李中立集团随之被排挤，终于全面失衡。胡赵一家独大，而胡亥再无赵高以外的依靠，故赵高之权专之又专，到达极点，权力的天平彻底触底锁死，一面高扬，帝国倾覆。

是了，这当然无法预料，但是赵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一定是始皇知道的。

一． 赵高其人，德行有缺，尝有大过。前文中曾提到，赵高获罪，蒙毅断其死罪，始皇求情才得以豁免。不排除蒙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把赵高判重了。但是既然被判为死罪，即便罪不至死，也必然罪过不轻。

二． 在这件事中，赵高竟然能让嬴政为他阿法，手腕实在厉害，也厉害得足以令人担忧了。始皇帝自己都能为赵高阿法，那么阅历尚浅的胡亥，岂不是要被赵高牵着鼻子走了？后来果不其然。

赵高看似亲近得力，实则既有行恶之心，又有行恶之力，始皇帝实在应该想到这一层，也实在应该对赵高引起警觉。

这样的人，再有用，又怎么能留在年轻君王的身侧呢？

那么如果嬴政杀死赵高，又会是怎样一个光景呢？

按照之前的假说，胡亥得到即位诏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扶苏得到返回咸阳的诏书，交还兵权后回到帝国权力中心；诸子得到安排，重臣受命托孤，大家合法正当，各安其是。这回没有了赵高，也就没有了矫诏，更没有了矫诏的必要，胡亥的位不是矫来的，自然也不会心虚，也不会因担心诸子众臣不服而大开杀戒，胡亥更不敢动扶苏，因为有蒙氏二人，一外将兵，一内在侧。胡亥八成还要听一听扶苏的规劝。

胡亥会甘心受大哥掣肘么？

恐怕还真会。至少个人认为不会执意杀死扶苏。

老话讲，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历史上胡亥受赵高蛊惑杀死扶苏，后来又遍杀诸子众臣，是因为觉得自己“得位不正”，可是没有赵高捣乱，合法性的这层忧虑没有了，只剩下扶苏势力壮大的潜在威胁。

而胡亥其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杀人的人。当年蒙恬得假诏之后不肯就死而被拘禁，胡亥在听闻扶苏已死，而蒙恬尚在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赶紧斩草除根，而是：没死？那算了算了！后来还是费了赵高好一番谋算，才终于引得胡亥杀死了蒙恬。

胡亥其实也不是容不得宗亲的人。子婴是宗亲，一直留着，活得可比胡亥久。胡亥被逼自杀前，说自己想和“诸公子”一样，做个庶人，平淡度日即可，这就侧面说明了，还有很多宗亲也得以留存。自然，不管是子婴，还是“诸公子”，他们到底是始皇之子，始皇之弟，始皇之侄，抑或是更旁支的宗亲，因为缺乏考据，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都不是始皇之子，那么他们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就远远不如胡亥，胡亥留着他们也不能说明什么。只是，退一步讲，既然杀兄弟是为了继位合法性，那么在阿六假说中的胡亥，本来就有完满的继位合法性啊。。。此时容得下扶苏和其他兄弟，就如同彼时容得下叔叔和堂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更可喜可贺的是，因为没有了赵高可以依靠，胡亥不得不先依靠二冯一李，那么，就会有两大好处。一，这回再有六国反叛，民间动乱，胡亥就会依据二冯一李的意见妥善处理，甚至还会提前预防。史料也证明，二冯一李确实是这般做的，只是现实中胡亥因为早已被赵高洗脑，没听。二，胡亥向二冯一李的靠拢，也就天然了形成了与扶苏集团对抗的阵营，即便之后扶苏真有不臣之心，也很难成事。二冯一李呢？其实也只有紧密团结在胡亥周围，才有前途，毕竟，如若扶苏当政，三公还轮得到二冯一李来做么？一定是蒙氏的囊中之物了。

这就使得扶苏既能成为制衡朝局的力量，又不至于过于壮大，而威胁皇权，胡亥自然就更没有杀死扶苏的理由了。完美的良性循环。

朝堂有了扶苏这股势力，胡亥不再专信赵高，避免了赵高专权，李斯二冯二蒙等国之栋梁也就都能免于凋敝，几股势力互相拉扯消耗，也是互相助长合作。

胡亥继位，扶苏归国，班底保留。皇帝，宗室，老臣，形成平衡。

历史上的大秦帝国国祚只有十五年，几乎年年都有凶险，六国复辟，人心浮动。而胡亥驾驶的帝国马车因为扶苏的介入，看似更加纠结摇摆，实则内部系统趋于复杂，反而拥有了臻于完满的自洽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对抗恶劣的外部环境，消化掉朝堂乃至整个帝国的内忧外患。那么，颤颤巍巍之间，度过了这段危机岁月，或许之后就是既寿永昌，地久天长。

可是扶苏终归因为赵高矫诏而选择了死亡。

于是，扶苏之死，终于也成为了大秦帝国的存亡时刻。

而扶苏之死之所以成为存亡时刻，不是因为大秦帝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而是因为他的死打破了整个朝局的平衡。而在秦始皇生命的最后几天，未杀赵高，致使扶苏最终被赵高杀死，使得胡亥集团一家独大，赵高又一人独大，终于累得大厦崩塌，帝国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至此，世界线闭合。

命运的环蛇咬死自己的尾巴，大秦帝国的前路自此形成闭环，即便舍命奔袭，也不会再有前路。

大秦之死，由此开始。

主要参考资料：《史记》，《里耶秦简》，《战国策》，《赵正书》，《秦集史》，《资治通鉴》，《汉书》，《淮南子》，《史记集解》，《通典》，《秦二世元年文书》等。

PS: 阿六虽然一直对秦史感兴趣，但也是第一次整合资料，系统梳理。再者阿六不是科班出身，接触过的材料也十分有限，本系列是在极其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出的粗浅论断。如有纰漏和异见，欢迎指正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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