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又是莎士比亚 骂杀与捧杀 读书忌

《鲁迅全集》  ━花边文学

目录

53、商贾的批评

54、中秋二愿

55、考场三丑

56、又是“莎士比亚”

57、点句的难

58、奇怪(三)

59、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60、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61、骂杀与捧杀

62、读书忌

53、商贾的批评

　　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54、中秋二愿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55、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56、又是“莎士比亚”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57、点句的难

　　张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２），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４）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５）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２）《袁中郎全集校勘记》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袁大郎再校”，内容是指摘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３）“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４）冯妇搏虎，见《孟子·尽心》。关于这段文字的断句，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中曾有这样的意见：“《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５）这是对林语堂的讽刺。林在《人间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中，说过：“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的话。“性灵”，是当时林语堂提倡的一种文学主张。他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论文》一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58、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59、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60、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61、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62、读书忌

　　焉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２），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３）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４）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５），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明季稗史》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清雍正、乾隆间，他的著作都遭禁毁，直至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４）代北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

　　（５）《广庄》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著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插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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