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开国——陈桥兵变

公元907年，矗立两百多年的大唐帝国轰然倒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的广袤地区，各个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王朝；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较小的国家。这一混乱的时期，史称“五代十国”。五十多年后，在汴梁，即后周的都城开封，一次著名的军事哗变，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大宋王朝。“黄袍加身”的故事也因之而流传甚广。

（一）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是刚刚即位半年的周恭帝柴宗训迎来的他在位的第一个春节。就在半年前，他父亲周世宗柴荣在北征契丹，准备攻打幽州（今北京）时病倒，只好班师回京，不久驾崩，终年三十九岁，可谓英年早逝。时年七岁的柴宗训柩前即位。此时，举国上下都处在新年的喜庆氛围中。

大年初一这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向这位年幼的周恭帝朝贺，不想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忽然传来消息，说是北汉与契丹的军队联合从北边大举入侵。

当时后周主政的是符太后，这位符太后是周世宗临死前几天立的皇后，也是周世宗的第二位皇后，而她的姐姐则是周世宗的第一位皇后（姐妹俩的父亲是当时势力很大的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回到正题，符太后这时也就二十多岁，涉世未深，毫无政治经验，听到契丹和北汉入寇的消息，不知所措，就急忙找到当时的首相范质，范质与次相王溥立即想到了当时的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这儿需要说一下后周的禁军组成（中央政府的军队），它分为殿前司和侍卫司两部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就是殿前都点检，下来是副都点检，然后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以及都虞候；侍卫司的最高统帅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下来是马步军都虞候以及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两司之上，不设总帅。

当时的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先前已被派到扬州镇守，任淮南节度使；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号“韩瞠眼”，虽然对皇室非常忠勤，却是一个毫无智谋的大老粗，难以独当一面。于是宰相范质等不假思索，便决定派赵匡胤带兵北上御敌，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付赵匡胤最高军权，不仅可以调动殿前军，还可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

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

于是正月初二，赵匡胤便派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作为先锋，率前军先出发。这天，都城开封却突然出了一股流言：

“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这可把都城的百姓吓坏了。因为恰恰就在十年前，也是北边奏报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大约一个月后，出征的军队就回来了，统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郭威），他给部下放了三天假，整个都城几乎被洗掠一空，这次怕是故戏又要重演了。于是都城富商大贾、市民百姓都纷纷开始向城外搬运财物，计划着怎么逃跑了。奇怪的是，后周的皇宫对这一流言却一无所知。

惟内廷晏然不知。 ——《长编》

独宫中不之知。——司马光《涑水记闻》

这一流言自然也逃不过赵匡胤的耳朵。赵匡胤知道后很害怕，就回到家，对自己家人说：“现在外面到处都流传这样的谣言，我该怎么办呢？”

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涑水记闻》

他妹妹正在厨房擀面，听她哥这么一说，拿起擀面杖就追着赵匡胤打，边打边骂道：“你一个大男人，遇到大事能不能自己做决定，反而来家里吓唬我们女人！”

大丈夫临大事，可否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涑水记闻》

赵匡胤被骂得无言以对，只好默然而出。

正月初三早晨，赵匡胤亲率大军从爱景门（开封外城东北侧）出城，军队纪律严明，没有发生什么事，人们这才稍稍放下心来。赵匡胤的军中有个会看星象的人叫苗训，他看到天上出现两个太阳，而且在互相搏杀，就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此天命也”（《长编》）。

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宋史》

赵匡胤的军队于傍晚时分到达距开封东北四十里处的陈桥驿（今河南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陈桥镇，在当时的黄河南岸），由于天色已晚，便在这里驻扎下来。这天晚上，将士们偷偷在一块儿商量，说：“现在皇帝这么小，也不懂什么政事。现在我们大家拼死拼活地为国家卖力，到时候他能记得我们么？不如先拥戴都点检赵匡胤当皇帝，然后再北上御敌也不晚。”

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长编》

其中一个做都押衙（掌管仪仗侍卫的官职）的官员李处耘，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然后两人一起去见归德节度掌书记（相当于机要秘书）赵普。两人正在与赵普说着呢，那些将领们突然闯进帐中，喧嚷着要立赵匡胤当皇帝。赵普和赵匡义就对这些将领们说：“太尉赤胆忠心，要是知道了你们要立他当皇帝，他一定不会饶了你们！”

太尉赤忠，必不汝赦！——《长编》

一听这话，这些将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些胆小的将领就退下了，但没过多久，这些将领就又聚过来，并拔出刀剑，大声说道：“在军中偶尔说说另立皇帝，就已经是灭族之罪，况且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决定！太尉要是不答应，那我们也不会自动退下等着灾祸降临！”

赵普看已不能阻止这些将领，便与赵匡义一起呵斥这些将领：“立天子这样的大事，本来就应该细细谋划，岂容你们在这儿放肆！”

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长编》

将领们这才坐下来听命令。

赵普又对将领们说：“现在外寇压境，何不先击退他们，再商量这件事？”

将领们都不同意，说：“现在政出多门，要是等到击退敌兵而还师，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呢。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返回京城，策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再率师北上御敌，击败敌寇并不难。太尉要是不同意我们拥戴他当皇帝，军队也绝不会再向前一步！”

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长编》

赵普跟赵匡义一商量，觉得事情只能这样了，就对诸将说：“改朝换代，虽说是天命，其实还是人心。前军昨天已经过了黄河，各节度使占据着各个藩镇，京城要是出了乱，四方必定生变。如果你们能严格约束将士，禁止他们剽掠抢劫，不使京城人心动摇，那么四方自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你们这些将领也可长保富贵。”诸将答应后，就开始行动起来。赵普和赵匡胤派衙队军使（侍卫官）郭延赟驰返京城，通知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做好内应准备。这两人都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所结不详）

 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长编》

此时赵匡胤在干什么呢？

太祖醉卧，初不省。——《长编》

将士们就环立在赵匡胤的营帐旁，等待天亮，赵匡胤酒醒。

正月初四天一亮，赵匡胤醒来，听见外面喧声不断。将士们都穿着铠甲、带着兵器在门外等候，赵匡义走进来告诉赵匡胤事情原委，赵匡胤惊起，披着衣服出来看，只见诸将校拔出刀剑正站在外面，说：“军队没有主子，希望拥立太尉你为皇帝。”

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宋史》

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人突然把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于是众将立即下拜，高呼“万岁”。赵匡胤坚决拒绝了他们，但众将不听，强行把赵匡胤扶上马，要南返京城开封。赵匡胤见已没法避免，就停下马对众将士说道：“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强行立我为天子，你们要是听我号令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们做天子；否则，我决不当你们的皇帝。”

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涑水记闻》

于是众将士都下马，表示愿意听从号令。

赵匡胤便约法三章，说：“少帝和太后，都是我平日侍奉的主子；朝廷文武百官，都是我的同事。你们进了京城，不得侮辱伤害他们。不得抢掠百姓及朝廷府库。听从号令，事成之日，必有重赏，谁敢违背，就灭他的族。”

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宋史》

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涑水记闻》

将士们答应后，就整军南行。赵匡胤一面派心腹客省使潘美向后周宰相等大臣通报兵变夺权事，一面派楚昭辅保护自己的家属并告知事变经过。在石守信的接引下，大军从仁和门（外城东侧）顺利进入京城，严守秩序，秋毫无犯。

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涑水记闻》

当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即后来的杜太后）得知赵匡胤兵变成为天子后，坦然说道：“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涑水记闻》）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也。”（王称《东都事略》）

当时文武百官正在早朝，兵变的消息传来，满朝皆惊。范质握着王溥的手说：“仓促地派遣将领带兵出征，这是我们的罪过呀。”

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长编》

范质紧紧地握住王溥的手，快要掐出血来，而王溥则是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有韩通一人，得知兵变，立即骑上马往家奔，准备组织军队抵抗，没想到半路遇到个人，骑着马追着韩通杀，一直追到他家，还没来得及关门，就被这人杀死，继而把他妻子儿女都杀了。这个在关键时刻杀死韩通的人就是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升）。赵匡胤得知王彦昇擅自杀害大臣，大怒，便要斩杀王彦昇，但又一想，既然不能杀人，那也不能杀王彦昇，所以最终王彦昇没有被杀。

赵匡胤带军一入城，就让将士各自归营，他自己也回到办公地点——殿前司公署，脱下黄袍，在这里最后一次办公。没过多久，手下将士就把范质和王溥两位宰相押了过来。一见到这俩大臣，赵匡胤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哭着对他俩说：“我蒙受世宗的厚恩，如今为大军所逼，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愧对天地，我该怎么办呢？”

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涑水记闻》

范质跟王溥还没来得及回答，一旁的军校罗彦瓌按剑上前厉声说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长编》）赵匡胤呵斥也不退下。范质先是指责赵匡胤，且不肯下拜，但见王溥立马向赵匡胤下拜，才不得已也下拜，并口呼“万岁”。

然后召集文武百官于崇元殿，准备举行禅代礼。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文武百官才陆续到齐。一切准备就绪，唯独缺少禅位诏书，因为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写。只见一个叫陶谷的翰林学士承旨，从袖中一掏，便掏出来一份制书，说道：“制书成矣。”（《长编》）于是就用了陶谷的这份诏书。

赵匡胤便下拜接受周恭帝的禅位，然后宰相扶着他登上宫殿，到东序（东厢房）换上皇帝的衣服，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群臣拜贺。同时封周恭帝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洛阳。

正月初五，改元建隆，大赦天下，又因赵匡胤原任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后升为应天府，再升为南京，成为北宋陪都），于是定国号为“宋”，仍以东京开封为国都。

这一年就是公元960年，它既是后周显德七年，又是宋建隆元年。赵匡胤用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兵不血刃地和平取代了后周，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然而，尽管史书记载如此清晰，陈桥兵变最终竟成为“千秋疑案”。

（二）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何以成为“千秋疑案”？

按照史书的记载，赵匡胤对于黄袍加身、发动兵变完全是被动的，毫无预谋的，兵变的谋划到实施，都是他手下将士在积极地动作，赵匡胤称帝是迫于无奈而临危受命的。也就是说，陈桥兵变的发动者和主谋人物是赵普和赵匡义以及一般将士们，而赵匡胤则是一直处于“醉卧”不醒的状态，一觉醒来后，他就成为了天子。睡一觉就变成天子，这的确不可思议，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不过后人对此产生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史书中确实存在许多疑点值得我们探讨。 其中最最关键的问题是：谁是这场兵变的主谋。

首先，史书记载不一。记载这次兵变的书主要有北宋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南宋李焘私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王称私修的《东都事略》以及元朝官修的《宋史》，还有北宋初年官修的《太祖实录》（旧录和新录）和《三朝国史》，但《实录》跟《国史》现已不存。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些史料的可靠性问题。

先说《太祖实录》。一个皇帝死后，即位的皇帝要给前任编写传记，这种官修史书就叫《实录》。太宗在位时期第一次修的《太祖实录》，称为《旧录》，它比太祖朝《国史》修成得早，后又历经两次重修（太宗朝重修未完成、真宗朝遂完成之），谓之《新录》。无论《新录》还是《旧录》，现在都已不存，可喜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加的一些小注，给我们留下了些许关于新旧《实录》的信息，例如，在写到将士们把赵匡胤扶上马，要南返京城时，《长编》紧接着写了一句：

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

并于其后附有小注：“《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新录》将《旧录》中赵匡胤自行约束将士的话，改成了赵匡义马前所献之策。对于这一点，元代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有一段话：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

为什么说是迎合呢，太宗赵光义（避讳改名）让人修太祖朝《国史》时，《长编》载有太宗的一段话：

先是，上（太宗）语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阙然。宜令[李]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这段话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要重修《实录》，即“颇有漏略”；另一方面，太宗表面上说太祖忠于后周，登上帝位不是他的本意，外推之，则陈桥兵变不是太祖的意思，其言外之意便是，陈桥兵变主要还是他的功劳。因而对于初修的《太祖实录》（即《旧录》）中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表示不满，但毕竟不好直接说出来，只说以前所写的有缺漏。缺什么，由史官自己体悟。

可以看到，太祖朝《国史》修之前，太宗已有言在先，则《国史》必然受其指导思想的影响，重修的《实录》也必然如此。袁桷所谓“迎合”，很明显就是指迎合太宗。既然是迎合，《国史》与重修的《实录》中肯定有史官刻意伪造之语。前面所说的“太宗马前献策”即是一例，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也无此事，可相印证。《新录》尽管在真宗朝最终完成，实际上还是贯彻了宋太宗的意图。袁桷还写道：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

史官王禹偁不愿歪曲事实，而是秉笔直书，结果被贬黄州。足见《新录》之不可靠。

而李焘的《长编》所记陈桥兵变事，即是根据《国史》及《太祖新录》，自然也站不住脚了。

现存文献中，对陈桥兵变记载最早的当属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司马光大家不陌生，他著有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是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的史学不朽名著。司马光本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涑水记闻》（司马光是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是他的一部史学笔记，，据说是为写作《资治通鉴》的续编而做的准备工作，但所录多为闻见之辞，未作进一步审核，所以也有不少不实之处。其可靠性如何呢？不得而知。虽然从其本人治史态度及所著《资治通鉴》来看，有一定的可靠性，但毕竟只是笔记，考证少，可靠性还是得不到保证。

《东都事略》相对就比较晚，是南宋人王称依据《国史》《实录》及相关野史杂记编写的。它与李焘的《长编》一样，不可避免地援引《国史》《实录》中的说法，记述陈桥兵变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成书于元末的《宋史》则是参考前人的记载，对陈桥兵变记载得较为简略，内容也无太大差异。

总的来说，对陈桥兵变的记载，李焘的《长编》最为详细，但它用的是《新录》的记载，非为信史。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期，距北宋建国已有半个多个世纪，自然不能亲身经历那场兵变，所记又未仔细考核真伪，同样令人难以信服。但毕竟还是距陈桥兵变事近，相较《长编》而言，更为可靠些。

前面说史书记载不一，那么对陈桥兵变的记载都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按照《长编》的记载，赵普和赵匡义是兵变的出谋划策人物，而在《涑水记闻》中，提到赵匡义的就一句：

太宗时为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

亦即赵匡义在此次兵变中就只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入白太祖。到李焘写《长编》的时候，赵匡义则竟成了主要策划人，如果按前面的“迎合”说，当是《国史》或《新录》迎合太宗之语，以凸显赵匡义在兵变中的重要地位。

再者就是“太宗马前献策”这一细节，不再叙述。

除了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外，陈桥兵变还有众多的疑点，这也是陈桥兵变饱受质疑的重要原因。

首先，契丹和北汉入侵的消息是真是假，或者说有没有入侵后周？

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当初正是这一消息，赵匡胤才得以带兵出征，结果赵某人还没去征就掉头回来做了天子，奇怪的是，兵变之后，入侵的军队就自动退去了。

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汉兵皆自退。——《涑水记闻》

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长编》

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宋史》

契丹和北汉何以没打就退，被老赵一披黄袍就吓跑了么？

对于这次入侵，《旧五代史》《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都有记载，《旧五代史》是赵匡胤当皇帝后命人修的，后几部是根据《国史》所修，因而正史中关于契丹和北汉军队逃跑的记载不太可信。我们再来看看《辽史》的记载，事实上，《辽史》根本就没记载这次入侵。《辽史》编修过程中宋人的影子较少，相对比较可靠。据《辽史》记载，当时辽国的王子等人谋反，最后被耶律璟镇压下去，随后耶律璟又是祭天又是忏悔，忙得不可开交，试想它哪有精力去入侵后周呢？清代学者查慎行写过一首《汴梁杂诗》：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善待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最后两句即是质疑这件事。

究竟契丹有没有于此间大举入侵？有待我们继续探讨。

第二，流言。京城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流言？还有，那个会看天象的人说天有二日在搏斗，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不就很明白地指明将有夺权事发生么？军中将士听见这种话又会怎么想？

很难让人不认为这是有预谋的。

第三，赵匡胤的醉酒问题。老赵是什么人，当年跟着周世宗南征北战，可以说是非常能打仗，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怎么可得能喝酩酊大醉，而且对军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一句话作为推测：“无心喝醉酒，有心装醉人。”

第四，黄袍。黄袍可不是随便都能有的，在当时私藏黄袍可是谋逆大罪，是要株连九族的，既然如此谁又会随身携带军中呢？可是陈桥兵变时却有一件早已准备好的黄袍，不失时机地披在赵匡胤身上，怎么解释？很容易让人怀疑，这黄袍是事前准备好的。明人岳正有一首诗就对此表示出质疑：

仓促陈桥事变时，都知不予恐难辞。

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第五，他母亲的反应。如果赵匡胤没有“大志”，他母亲得知儿子成为天子后，为何会如此淡定？明人岳正同样有诗云：

家母素知儿有志，他人却道帝无心。

史官兼载非相牾，后世那知费讨寻。

第六，禅位诏书。陶谷怎么会提前准备好禅位诏书呢？翰林学士承旨是个官职名，就是给皇帝起草诏书的，关键是他怎么能预先写好禅位诏书，又怎么知道赵匡胤需要禅位诏书呢？一个词：不可思议。

第七，韩通被杀。韩通作为侍卫司的副首领，武艺肯定不会差，结果却是被一个人追杀至家门口，还丢了性命，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有理由断定，杀他的人绝不是偶然碰见的，而是有准备的，而且武艺高强，韩通一有动作，这人就立刻动手，干净利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韩通是赵匡胤集团(包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外（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时已奉诏巡防北边因而不再京城），当时唯一可以调动京城军队的人。

把这些疑问归结起来，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这次兵变的主谋就是赵匡胤，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不过是供其驱使的傀儡，赵匡义和赵普等人也不过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而陈桥驿上那场兵变其实是一个早有预谋、精心策划的阴谋。

当然，上面所说也只能算是猜测，毕竟，史书没有给出直接的证据，我们所做的，只能是让它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不管赵匡胤是不是主谋，的确是他，在当时“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以和平禅让的方式取代了后周，奠定了赵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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