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母亲田川氏，壮烈地死于抗清斗争，今年是她殉难的三百四十周年纪念。
田川氏(1601―1646)，日本肥前平户华人翁翌皇（泉州鲤城人）之女，日人有传说他名叫田川松。明天启三年(1623)，在平户华人领袖李旦的安排下，田川氏与东渡日本的福建南安县石井人郑芝龙结婚，次年七月十四日生一男儿，取乳名福松（因当时郑芝龙不在身边，故由田川氏取名），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郑成功。南明隆武元年(1645)十月，田川氏从日本航海来到泉州府安平镇，同丈夫与儿子团聚。当时，唐王朱聿键流亡在福州即帝位，唐王以郑芝龙拥戴建立隆武政权有功，封平国公，田川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时人尊称她为翁太夫人。二年八月，清朝多罗贝勒博洛率军大举入闽，隆武帝被清兵俘杀，郑芝龙投降清朝。十一月三十日;清固山韩岱驱兵至安平，纵兵烧杀抢劫;田川氏殉难，卒年四十五岁。郑成功见生母死于非命，国破家亡，愤然纠众起兵，誓师海上，率领东南军民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并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奋战一十六年。
隆武帝几百年来，民族英雄郑成功英名传四海，广受崇敬与赞颂;可是，生育和抚养这位历史伟人的母亲田川氏，却默默无闻，长眠地下。而且，关于田川氏死难一事，大多数史籍记叙中掺杂风闻传说，严重失实。人们不清楚田川氏的身世及其为人，只知道她来自东洋日本。有的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田川氏，视她为“夷女”、“倭妇”，并从此出发，胡猜和妄论。其死因;最早根据风闻消息记叙田川氏死难的是黄宗羲，他在《赐姓始末》书中说:“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黄宗羲的田川氏“受辱自杀”说，传播颇广。在国内，钱澄之《所知录》、郑达《野史无文》、凌雪《南天痕》、吴伟业《鹿樵纪闻》和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等书，均持此说，在国外，日本《长崎夜话草》、林春胜《华夷变态》和斋藤正谦《海外异传》，亦都采引“受辱自杀”说法。其实，黄宗羲记叙田川氏死难，“其言颇涉滑稽”，本之传闻，原不足信。
但是，由于他失实的说法经广泛、长期流传，以致积非为是，贻误至今，影响人们对郑成功母亲田川氏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掩没她气节坚贞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纪念田川氏殉难，首先就要澄清失实的说法，恢复她的贞烈本色。
为此，我们查阅中日两国史籍，从我国江日升《台湾外纪》与日本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两书中，找到与所谓田川氏“受辱自杀”说法截然不同的记载。
江日升《台湾外纪》:
“韩岱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惧兵威，不敢战，敛其众，挈家资、子女于巨舰，弃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剖肚而死”这段文字记载，反映了田川氏是位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烈妇。
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
“芝龙降满去，不复备不虞。然固山兵俄逼安平，众不能支，皆溃去，浮海上避之。满兵掠家财、夺妇女。成功母有姿色，„”满将固山爱之，欲携回。母肃然改容曰:‘妾安南伯飞虹将军妻，何为北虏狗豚之耦(偶)乎,贼将勿淫话。’出怀中匕首将刺之。固山怒，拔剑直贯腹。母不少动，骂固山而死”。
这则资料说明田郑氏并非“受辱自杀”，而是不畏强暴，在与凶残的清固山韩岱进行斗争而壮烈殉节的。田川氏被韩岱用剑刺贯腹部而“不少动”，痛骂“北虏狗豚”而死。这情景完全可与当年黄道周不肯降清，在金陵刑场上，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的悲壮场面相比。人们赞誉黄道周为“一代壮烈士”;我们认为田川氏亦堪称为一代巾帼贞烈。“夫以孱弱一妇女，不变其节，可谓之烈妇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田川氏选择离开日本来到中国的时机和目的，不能认为是因夫显子贵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只能认为是为与家人共赴国难才到中国。她在日本已知道明朝倾覆，清朝定都北京，清兵长驱南进，南京弘光小朝廷已灭亡。在这危急关头，田川氏毅然离开日本平户娘家，前来中国，临行时她叮嘱儿子七左卫门说:
“呜呼，吾终舍儿矣～吾怜儿父及儿兄，亦怜儿，当岁以金若干托商船寄儿。呜呼，吾终舍儿矣～虽然，儿勿忘儿父及儿兄，又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
这是一席催人泪下的诀别话，言词中充满对丈夫、儿子的恋情及对中国的热爱。田川氏临行时一再叮嘱留在日本的小儿子七左卫门，“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她还说，此去，“吾身即死，幸勿忧虑”。由此可见，田川氏前来中国是准备为丈夫和儿子的祖国而死的。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与母亲田川氏一齐劝阻，“芝龙欲降，成功哭谏之，不听，夫人苦谏亦不听”。芝龙既降，被挟北去，清兵所到处，烧杀淫掠，无辜百姓惨遭兵祸。清兵的暴行激起田川氏义愤，这和她最后持剑抗暴，“不屈而死”，是一致的。
田川氏虽然是一位来自东洋异国的妇女，来我国生活仅年余时间，却能热爱中国，并为它捐躯溅血，郑成功悲歌慷慨，积极抗清，应当说国恨之中也含有家仇，福建军民在郑成功的抗清号召下，风云涌起，从四面八方逐渐汇集到他的麾下，这支军容煊赫的抗清队伍，还曾经“全军皆缟素”，誓为郑母田川氏雪恨，可以说，田川氏的死难对于全军的激昂斗志，也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田川氏一生中还有两大历史功绩，必须肯定。
首先，田川氏哺育出我国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之所以能成长为民族英雄的因素和条件，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母亲田川氏对他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田川氏不但是位善良贤慧的日本妇女，她钟情丈夫，爱护儿子。郑成功出生前，郑芝龙与颜思齐等人就离开日本，前往台湾，一去七年之久。这期间，郑成功由母亲一手抚育，自幼受教，懂得孝顺父母，敬老尊贤，友善待人的道理，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田川氏还教育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长大要报效祖国。她既是良母，又是导师（田川氏之父为华人，并成长在华人集聚区。故精通中文和汉语），为把儿子成功培养成能文能武的人，让他识汉字，读中国书。明崇祯三年(1630年)，郑成功七岁，父亲郑芝龙接他回国，居安平镇。他没有忘记母亲田川氏的教导与期望，继续认真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仍经常习剑练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由于勤读、励武，成为一个倜傥大志、爱国、智勇的青年。成为坚持在东南半壁领导抗清，并跨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胜利收复台湾，建树赫赫功业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具备民族英雄的品格，当然同母亲田川氏自幼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影响分不开。昔人说这是“烈母出奇儿”，事实正是如此。
田川氏不但对郑成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即使对留居日本的第二个儿子七左卫门也同样教育他爱祖国（郑芝龙与田川氏二子，后过继给妻子田川氏娘家，故名田川七左卫门）。她对七左卫门的临别叮咛，正是:“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所以，当田川氏殉节与郑成功起兵抗清消息传到日本时，“七左卫门诣扛户，请赴明戮力成功，灭清以报仇”，并多次致书兄长成功，要求回国参加抗清，七左卫门的儿子郑道周（恢复郑姓），“亦欲共父赴明”抗清。他父子回国抗清的志愿虽未达到，但充分表露了这父子两代的报国情热，而这种爱国精神，恰是田川氏教育儿孙的明证。
郑成功写给七左卫门的家书田川氏另一历史功绩是，协助郑芝龙开创郑氏的海商世家基业。
郑芝龙是明末清初东南的大海商，他开创了福建郑氏海商世家的基业。郑芝龙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他拥有一批从大陆到海岛的码头基地，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和护航武装力量。郑氏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同日本与南洋各国友好通商，对抗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经营着我国东南地区沿海工商业，开发台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历史性贡献。郑氏祖孙三代所赖以继承开拓的基业和贡献。当然也有田川氏的一份功绩。
要说明郑氏海商世家的兴起，首先必须从郑芝龙东渡日本，同田川氏结合为夫妇谈起。郑芝龙故乡石井是海滨渔村，村民多世代从事捕鱼与海商活动。芝龙“幼习海事”，十八岁时，往广东香山投靠母舅黄程，后随大海商李旦航海到日本。因芝龙是只身空手到日本的，故人们说他“落魄去之日本”或“亡命日本”。据日本《华夷变态》说，芝龙在“肥田平户以卖履为业”;我国书籍则说他初到日本时“为人缝纫以糊口”。总之这落拓异邦的郑芝龙，处于穷困之际，却以幸遇田川氏为转机。据刘廷献《广阳杂记》云:
“郑芝龙幼逃入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口。余资三钱缝衣领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盖其妇夜有异梦，如韩蕲王夫人也，遂以厚资赠之，„„芝龙后得志，取以为室，即赐姓之母也。”
这则记载虽颇带戏剧性与浪漫色彩，也有某些神异化倾向，但也说明了田川氏是个乐于助人而有眼力的日本妇女，她看出穷窘的郑芝龙是个有为的青年，终于以身相许，结为连理。婚后，田川氏热爱丈夫，其父亦待芝龙如子。郑芝龙由此结束了落魄生涯，成为他起家发迹的起点。
当时，我国“闽、越、三吴之人住干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但在“几千百家”中日婚媾的家庭中，没有一家能象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所导致的那么大的影响。
当年，平户华人约有三千余人
文化交流的见证郑芝龙在田川氏“以汝材力，三百万如拾芥”一语的鼓励下，他开始广交客居日本的华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李旦与颜思齐。李旦与郑芝龙义同父子，后旦死，芝龙得其家资;芝龙同颜思齐的关系尤为重要，思齐死后，他继承海商武装集团“十寨之主”的地位。从此，郑芝龙拥有武装商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同日本、朝鲜、真腊、占城和三佛齐等国“通贩洋货”，“积资无算”。成为一支横行海上，使明王朝不敢轻视的力量。明崇祯元年九月，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之后，因平海盗、抗击荷兰侵略者立了功，升迁福建总兵。他更依仗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贵振于七闽”;其时，郑芝龙兄弟叔侄等家族庞大，各成员亦皆拥有武装船队，经营海上贸易。郑氏因此成为我国东南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海商世家。
郑氏海商世家通贸东西两洋，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而田川氏一家是形成与促进郑日亲密关系的关键。田川氏父亲翁翌皇是日本平户富有的华人，有地位，受人尊敬。郑芝龙沾岳父之光，被人们尊称为“平户老一官”。由此之故，他“始得自通于长崎王”，“王复爱之”，并“使芝龙主舶，„„来闽、浙互易”。在当时，日本人来中国贸易者要靠郑芝龙协助。
长崎尹未次政直与芝龙亲，故政直遣人交易漳州，途必经台湾”。郑芝龙与长崎尹友善，对开展同日本的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日人云，芝龙“台湾商船岁诣本邦，至郑成功时以为常”。至郑经时，东宁船、锦舍船岁往日本，不绝于海。郑氏商船到日本贸易，颇受朝野各界人士及人民的欢迎，这是西方商人无法做到的。
上面讲过，郑氏与日本的友善关系以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为起端，田川氏生郑成功，友善关系进一步加强，“倭人视翁氏礼加谨”。为了表示友好，日本幕府破“向无以妇女适中国者”之例，于隆武元年十月，遣使护送田川氏到安平，“妆奁甚盛”。此事引起隆武帝与郑芝龙的重视与感激，即遣黄征明赉国书及芝龙书信、仪物，出使日本，表示友好，进行邦交活动，并请日本政府支援抗清。后因芝龙降清，日本对此不作答复。
对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日本政府始终持不介入的态度。由于日本与郑氏有着特殊关系，故对郑成功、郑经另眼相待，从道义上及经济方面支持他们所领导的抗清斗争。对此，中国人自然会联想到是因为“郑成功为日本妇所出”，有着“渭谊相亲”的缘故。因此，国人在同日本的交通时就流露出这种亲戚的情谊感。
鲁王监国三年(1649年)，建国公郑彩致书日本，要求通商，他在书信中谈到:“我国与贵国唇齿相依，况本藩与贵国相亲”。郑成功在致书日本幕府上将军书时，也谈到自己“生于贵国”，愿修旧好。郑日双方通过这样的情谊缔结亲密关系。据我国有关书籍记载，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郑成功召集诸将会议，讨论“遣使通好日本”:
“成功见士卒多，地方窄狭，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忧，遂与诸参军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等会议。澄世日:‘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前者翁太夫人，国王既认为女，则其意厚，与之通好，彼必从。藩主何不修书，竟以甥礼自待，国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船，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办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日本对郑成功的物资支援，“有求必与，故郑氏府藏日盈”。日本除了官方对郑成功的支援外，田川氏家乡也出力相助。有位田六藏者，是平户田中锻匠，渡海到福建厦门，为郑成功锻造著名的日本刀以武装军队。他所锻造的刀，在郑成功军队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至郑经时，人虽隔了一代，但郑日之间仍然保持着“弈世通好”关系，永历二十八年六月初，留守官杨英代表台湾郑经致书日本“长崎王”云:“日本与本国通好，铍此如同一家”。日本幕府亦“称经厚谊”。郑日双方这种“情谊孚契”的关系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中日两国“并无往来”，但郑日交往填补了这段历史空页，而且用亲密的情谊谱写着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绚丽篇章。在郑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田川氏一直起着维系与促进的作用。
田川氏殉难至今，岁月已流逝三百四十年了。几百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一直都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田川氏。
清末，《郑成功传》作者匪石访问日本平户，当地人民自豪说:“昔我国有义侠女田川氏”，嫁“明人郑一官芝龙为妻”，“生一掀天盖地之英雄郑成功”。平户千里滨有巨石叫“儿诞石”，相传是田川氏生郑成功遗址，旁竖“郑延平王庆诞芳踪”纪念碑。
在我国，海峡两岸人民对田川氏崇敬之情尤笃。明末清初，郑成功与他领导的抗清军民爱戴敬重田川氏。成功“尝以金铸母像，日朝之”后来，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与台湾台南的郑氏宗祠庙堂，安置郑芝龙暨田川氏的神主牌，郑氏宗族世世代代举行岁祭，纪念这位远代祖母。清光绪初年，台南建延平王专祠，前殿有郑成功衣冠束带塑像，后殿中央为翁太妃祠。每年进庙烧香礼拜者颇众，“香火甚盛”。香火盛，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母亲田川氏的崇高敬意，历久不衰。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朋友遍全球，在对外友好贸易更加开放的时代里，我们追忆纪念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上做过重大贡献，有着血肉之亲的贞烈的日本女性，而深致敬意，更有着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于1986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
国姓爷诗一首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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